文化 建筑 传播——传播文化学视野中的徽州牌坊

在徽州,牌坊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古建筑样式。一些学者从建筑史、文化史角度对牌坊进行研究,从中品味出许多意味深长的民族文化心理内涵。但鲜有人从传播学角度解读牌坊,发掘其中蕴涵的文化传播学意义。本文首先阐述了传播与文化的关系,同时深入分析了牌坊建筑符号的类大众媒介属性,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徽州牌坊的文化传播学意义。这对于更全面地解读牌坊、丰富传播学理论建设都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徽州牌坊的遗存、文化内涵及其活化

徽州历史上因牌坊数量众多、历史悠久、类型丰富,被誉为"牌坊之乡".牌坊的功能由最初的空间分界发展成为包含建筑、标榜、忠孝节义等文化内涵的古建筑,这些文化意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及古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意义深远.介绍历经时代变迁的牌坊遗存,探讨牌坊背后隐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艰苦奋斗、讲求孝义、反腐倡廉.结合时代特征对牌坊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进行活化,提升其当代价值,赋予牌坊新的时代价值和标示作用.     

牌坊

我的老家黑水凼,最出名的文物是童氏牌坊。很小的时候,我常和小朋友们在牌坊下玩。当时不知道牌坊是做什么的,只知道那石头上的雕刻很好看。问大人这牌坊是什么,大人也不给我们说,还吼道:小孩子家家的,问这些干什么?     

平定冠山：牌坊文化韵味长

人们都说,平定冠山四季皆景：春来花香鸟语,泉鸣洞谷;夏至苍翠葱茏,凉爽宜人;秋时金果飘香,红叶霜天;严冬银装素裹,玉树琼枝。古时平定州境八景之一的＂冠山雨过＂,则更使人赏心悦目。     

塑造名山：徽州社会与乌聊山的开发和形塑

乌聊山原是徽州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山,自然条件也无任何特殊之处,但经过历代开发与形塑,至北宋时期成为徽州名山。乌聊山在徽州山川中的尊崇地位,是在城池、祠庙、州学等人文景观的共同塑造下形成的。南宋前期罗愿在编纂《新安志》时,意识到乌聊山的尊崇地位,将其列为徽州山川之首。这种"徽州山川,首列乌聊"的书写方式,正是对北宋时期乌聊山名山形象塑造成功的追认,并被后世众多历史、地理著作沿用。徽州名山众多,乌聊山只是其中一座。如何将名气日增的乌聊山纳入徽州山水景观表述体系,是摆在当时文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从张可久的新安八景之说,到唐文凤重新品评的新安八景,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出现巨大变化,特别是增入"乌聊晓钟"这一景观。地域景观表述体系的变化,不仅反映出徽州本土文人在品赏山水景观中话语权的增强,也是乌聊山名气继续提升的生动体现。乌聊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成为徽州的象征。从乌聊山的名山生成史可以看出,对于自然条件并不突出的小山来说,人文历史的塑造是其成为名山的主要途径。     

“褒崇”牌坊后的生命叹息——梁焯研究

梁焯是明代成化至嘉靖时期佛山人，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作为南海士大夫集团成员之一。对佛山的宗族、政治和经济影响较为深远。他始终追随王阳明．崇尚理学．有不少佛山弟子。在思想史方面，梁焯对佛山的影响不可小觑。但梁焯研究进展缓慢．而且还存在不少误区。笔者希望通过家谱族谱和各种相关史料整理、考证、分析和研究．使人们能够加深对这位佛山著名历史人物的了解。梁焯的从政经历．特别是他在理学上的见解，文献资料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需要更多的人去发掘研究。     

乾州节孝牌坊的历史考证与文化解读

湘西武陵山区的乾州古城,有一座1865年立的凤在上龙在下图案的节孝牌坊,这种图案的牌坊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因其建造时间最早,还因为它建在苗族土家族与汉族聚居区。这座节孝牌坊印证了湘西男人贲张的血性和湘西女人顽强的性格,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制度的实物见证。中国牌坊反映了古代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礼制制度,科学地吸取中国牌坊文化的合理内核,对当代构建和谐社会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寓心于居——徽州民居中徽人若干精神文化特征浅析

在论述徽州民居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徽州民居所传达的徽州人若干精神文化特征,认为徽州民居是徽人某些意识形态的建筑外化,分析了形成原因.     

“源头”在心中

从小就对水心怀敬畏。关于水,印象最深刻的是1969年的“7·5”洪水,那是徽州人至今仍记得的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当时只十岁。亦随着大人在新安江边望水．在一个叫大梅口的地方。     

脱颖而出：职业人危机炼金术——我们从危机中来

成长必须历经危机的考验——跌落、自我怀疑、调适、建立信心、突破、改变。对社会发展来说,一样要经历考验。而且现在,我们就面临着跌落。 前30年进步,缔造了地平线上的华丽城市,但这种成功还没有经受考验。矛盾在社会内部横冲直撞：膨胀和缺失、投机与盲目、     

民国时期徽州宗族的修谱、理主活动——以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为例

族谱一向是宗族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但在正式刊刻的族谱之外,族谱编修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文书并不多见,却往往具有特殊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聚焦的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抄稿本,是反映1920年代徽州修谱、理主的民间历史文献,其内容具体而微,从中可见民间修谱之实际运作情形。特别是书中收录了大批信函,为我们了解民间修谱之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少生动的细节。由张叙伦祠文书可见,在温情脉脉的宗情族谊背后,宗族成员之间有着诸多讨价还价甚至恶语相向的对话与谈判。较之正式刊行的族谱文本,该文书展示了宗族社会背景下颇为真实的一面——民国时期,旅外商人与桑梓故里亲族之关系呈现出松弛的迹象。而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迁居外地的支派,有不少已将生活重心由祖籍地缘转向了新的社会圈,他们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祠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人由最初的侨寓转而逐渐土著化,年深日远,对于故土乡族之感情日趋淡薄,对桑梓旧里之修谱活动亦不再热衷。二是由于故土乡族对于异乡侨居族人之资金支持存在着过高的期待,但在其时年年军阀混战、传统商业普遍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一味要求后者为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修谱活动提供太多的支持,显然极为困难。因此,在修谱过程中,宗情族谊与经济利益时常发生矛盾,彼此之间的冲突遂在所难免。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商人的崛起和发展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江氏商人是徼商的典型代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江村商人崛起于商界.虽然明末战乱使江村商人遭受重创,但是清初的一系列政策使江村商人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迅速发展,并于乾隆时期达到极盛.了解江村商人的发展及其衰落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明清时期的徽商乃至明清徽州社会.     

徽州古镇西递

"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诗句道出了皖南乡村的独特意境:山水风物幽美,古老文化酝酿出淳厚从容的民风人情。     

男孩儿和树

暑假的第一天,童欣早早地就醒了。他一睁开眼,见爷爷正要出门,便爬了起来道:爷爷,我跟你一起出去玩儿!爷爷停住脚步道:好哇!有孙子陪我散步,不亦乐乎!童欣欢欢喜喜地挽着爷爷的胳膊出了门。爷爷边走,边玩儿着手掌上的两个健     

徽州道教的临终理论 ——兼论儒教和佛教的临终思想

徽州道教临终理论由自知大限将至、临终时出现异象、临终安详无疾而终,以及临终尸解等几个部分组成,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生临终理论体系,对我国南方民间社会的临终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民间通过取法道人临终沐浴更衣而为亡者沐浴更衣等,从而发展出徽州道教临终理论的救赎内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     

和坤在京遗迹

和砷是乾隆皇帝最宠信的近臣,官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掌控乾隆朝的行政、财政、军事和司法大权。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富可敌国。     

"蓄水"、"反哺"和"信息终端"——略论徽典对明清徽商集团发展壮大的三个基本功能

典当业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经营的四大主业之一,徽典在明清徽商集团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体现出三个基本功能,即作为徽商经营的次生性行业,对原生性行业盈余利润的"蓄水"功能;用经营典当的增益资金来"反哺"徽商集团发展的功能;利用其与社会接触面广、获取信息量多的优势,成为徽商集团经营发展的"信息终端"的功能。     

非遗视野下徽州民歌的保护和传承

本文以徽州民歌为研究主体,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理和方法论来分析徽州民歌保护和传承的现状,并提出推动徽州民歌发展的具体对策。     

论徽州文化对儒学的传承与弘扬—兼论区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

南宋以来 ,徽州被誉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徽州文化在各个层面都贯穿着儒家思想。儒学是徽州文化的实质 ,徽州文化是儒学的实践表现形态 ,二者的关系是区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 ,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即区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 ,是中华文化的生动体现 ;而中华文化又影响和指导着区域文化 ,二者呈现出互动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