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谨防“被调研”

习近平同志在2011年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讲话时指出,领导干部搞调研应有自选动作,到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领导干部只有搞好调查研究,才能发现问题或提出问题,进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领导干     

马克思主义在“存在”问题上的重大表态——兼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施蒂纳的批判

所有哲学都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存在问题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从一个哲学关于存在的思想很容易洞穿其全部哲学的主旨。关于存在的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在19世纪马克思出现的那个年代发生了重大的转向,这一转向是与克尔凯戈尔、施蒂纳和马克思三个几乎同时出现的重要思想家的名字紧密相关的。从那时起,哲学更加关注于个人、个人的身体、个人的情绪等存在问题,三种哲学都给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也都各有其作用。相比之下,只有马克思将存在不是理解为感性存在,而是理解为感性活动,从而将问题的解决诉诸历史并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基础。这一点,海德格尔也似乎注意到了,他把存在理解为动词(to be)而不是动名词(being),与马克思的存在思想多有暗合,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感。     

在“正反”与“是非”之间的反复掂量——评《扰动文化的逆流——对“反文化”现象的哲学考察》

相反相成是事物的存在法则,从事物的正反两方面及其相互转化来理解事物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辩证智慧.尽管如此,人们通常还是习惯于从正面而不是从反面来理解和研究问题.文化研究也是这样,大多数研究者主要从正面人手展开自己的研究,很少学者以反文化为视角切入问题.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