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融入对土地转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土地情结的探讨

以农民工的土地情结为出发点，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对土地转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Probit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够有效促进土地转出，综合融入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土地转出的概率增加9.0%。倾向得分匹配和分组回归证实了基准系数的稳健性，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估计结果依然可靠。中介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居住、子女教育等客观融入能部分地降低农民工对土地的生存依赖和情感依赖；身份融入和社会融入等主观融入能削弱农民工对土地的情感依赖，但不能降低土地生存依赖。研究认为，推进土地转出需坚持如下思路：一是应该从城乡两大范域同时考虑土地规模化问题；二是应该给予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子女教育等客观福利以促进土地转出；三是应该兼顾客观融入与主观融入的各个维度，让农民工能够通过努力在城市有尊严地活着，如此才能削弱其土地情结。     

保护农民权益构建和谐农村--衡阳农民权益问题调查的思考

农民权益保障是指防止权益受到侵害,确保权益最终实现的制度化保护.当前农民土地权益和城市农民工的权益问题最为突出.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是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关键.城市农民工不应成为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其合法权益应该予以保障.要用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农民维权事业.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化资本支持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呈现出"老去"与"返乡"趋势,"80后"甚至"90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异军突起,规模和比例不断增加,其城市融入问题也日益凸显。有关其城市融入的既有研究分化为三类:"积极融入论"、"消极返乡论"与"半城市化论"。时下乡村劳动力相对过剩、城市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总体性环境需要其积极融入城市。借用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三维划分,在对核心概念实施操作化的基础上,阐明了其在他们城市融入中的积极功能,并尝试建构文化资本支持系统的理论模型,以期为今后的经验研究提供借鉴。     

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内地城市融入研究——基于武汉市的调查

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的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并非仅指维吾尔族农民工主观的"单相思"问题,而是他们与内地城市社会、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居民互相接纳和认同的过程。积极促进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融入,不仅事关社会安定,而且事关国家安全。目前内地城市针对维吾尔族农民工的服务管理工作仍较被动,他们在就业、居住、社保等方面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困境。导致困境产生的原因,既有个体因素,也有群体因素以及国家层面的因素。解决这些问题,应从保护少数民族权益出发,积极肯定其在城市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对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和引导,重点解决维吾尔族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社区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社区参与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以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社区参与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所起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文化参与、公益参与以及表达参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流动时间、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也是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不同年龄组别农民工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存在以下差异:社区文化参与对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影响较大;社区公益参与对所有组别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显著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作用更加明显;社区表达参与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都有显著影响,但在"80后"农民工中发生比最高,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没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留城定居研究综述

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主要有五个方面在影响着农民工的留城定居行为。第一,户籍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阻碍着农民工进入"体制内"。第二,年龄、性别等人口学特征的差异,会带来留城与否的不同结果。第三,人力资本不同也会在留城定居决策上产生分化。第四,作为经济理性人,对城市收入和开支的衡量决定了是否留城定居。第五,城乡之间情感性博弈左右着农民工的去留。最后进一步探讨了未来在农民工留城定居方面可研究的几个方面。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城市融入的结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由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因子构成;从城市融入的现状来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其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而从城市融入的进程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维度上存在递减关系,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强烈地融入城市的主观期望与其客观融入"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我国农民工土地权益法律保护探析

当城镇用工环境或国家相关政策发生变化时,农民工返乡现象增多,他们便会重新要求其土地权利(承包经营或居住),致使村内已有的人地关系产生了新的矛盾。为解决这类矛盾,在分析其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可以从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权利并将其转化为财产权利、规范宅基地流转行为、完善相关的法制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维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     

保护农民权益 构建和谐农村——衡阳农民权益问题调查的思考

农民权益保障是指防止权益受到侵害,确保权益最终实现的制度化保护.当前农民土地权益和城市农民工的权益问题最为突出.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是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关键.城市农民工不应成为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人”,其合法权益应该予以保障.要用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农民维权事业.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的问题与困境

基于德国"农业经营学"研究中土地集约概念的梳理,以土地投入产出的结构性解析为切入点,比较了城市与农业土地利用的区别.文章指出,从农业土地集约拓展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造成"集约"这一概念两个不同质的内涵与理解,这有违于科学术语一致性原则.文章对集约目标泛化造成研究中和政策实施上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社会组织依托城市社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分析——以绵阳市与“小小鸟”为个案

社会组织具有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独特优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绵阳市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较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尚不理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政府行为、城市社区与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与帮助状况等因素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进程之间呈显著相关,分析指出社会组织依托城市社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存在力量弱,缺乏认同与有效协同机制等困境。同时,通过对"小小鸟"进行个案分析,理清草根社会组织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措施。     

地方现逆城市化:市民要求换为农民户籍

备受关注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在即,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再次成为城镇化背景下的核心议题。虽然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工进入城市,但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方面的制度藩篱和"隐性"门槛,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难以做实。《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一些城市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新门槛已成为普遍现象,或者存在只改变户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转"现象。而当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难以真正"走出去"和     

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文章尝试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指标体系,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汉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均值差异较小,可是随着分位数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禀赋(特征)差异是两者均值差异的主因,禀赋(特征)对差异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先升后降(呈倒"U"型);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正相关,与流动范围负相关,与现住房性质的关系呈"U"型;年龄、本次流动时间、开始此项工作时间的影响各有不同。为实现"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需要提高少数民族农民工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妥善解决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引导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就近城镇化,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边缘的建构与维护——从话语权力的运作看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转型阶段二元结构下的独特现象,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很多学者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来分析农民工问题,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社会排斥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对农民工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排斥。本文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借用福柯"话语"的概念,以及关于知识、真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述,尝试分析在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中,话语权力的运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农民工的"他者"和边缘地位是如何被主流话语建构和维护的。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

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概念没有统一认同,并且由于研究目的差异,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对城市归属感的变量处理也不同。归纳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内涵,通过调查数据评估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基本状况,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有正向显著影响,收入水平感知、公共服务水平、当地人际交往水平、本地市民角色认同、当地方言技能水平等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通过培训来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提高社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农民工方言技能培养等方式促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交流,在社会网络关系层面加强互动,从而提高农民工城市归属感。     

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

现阶段,农民工作为城市化的建设者和贡献者,遭遇到无法融入城市的不公平境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空间理论为解释农民工"城市不融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基于空间理论分析,造成农民工"城市不融入"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空间设计下的户籍制度具有双重逻辑:既带来"城"和"乡"空间对立,又形成"农民"和"市民"身份排斥;地域空间中,住房的缺失与"城中村"形成,"寄生空间"与"城市空间"对立;认同空间中,"市民"的空间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怀疑无法达成心理共识。要解决农民工"城市不融入",应在制度空间、地域空间以及认同空间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融入。     

农民工返乡、家庭承包经营与农业规模经营

农民工返乡对家庭承包经营和农业规模经营产生了重要影响。家庭承包经营为农民工因为失去城市工作无收入来源,提供了一种安全保障。农民工返乡会使农村整体收入水平降低,但也为农业推行以增加产量的良种类型的生物技术提供了机遇。农民工返乡也为存在大量抛荒土地的部分地区进行机械化、实行农业规模经营提供有利条件。     

城市融入视角下的北京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状况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文化融入逐渐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利用北京市"城中村"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首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贫乏、满意度不高。闲暇时间少、收入低、社交网络窄是影响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加强宣传,扩大农民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度,经常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社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面的作用等建议。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城市生活幸福感

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采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研究农民工进城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幸福感呈负向关系,农民工就业类型差异会影响其城市生活幸福感,不同区域城市规模的变化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此外,个体特征、经济特征、住房特征也对农民工工幸福感产生影响。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分析

基于新迁移经济理论,本文构建了子女随迁、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全国5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随迁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城市消费,其中,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在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并通过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从农民工消费结构看,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生存型消费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促进农民工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有利于推动农民工城市消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