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

传统文化构成了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明清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遵循的诚信原则、缘又取利的原则都是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形成的,是儒学伦理规范的转化,儒家思想在经济发展中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经营哲学也成为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明清商人所奉行的勤俭、预测市场、运用市场规律的经商原则,都是明清商人汲取春秋战国商人经商智慧的结果。佛教教义对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一定的影响。     

从small talk谈商务谈判中的礼貌问题

为了比较中国、美国和德国三国商人在谈判中使用铺垫语(small talk)、称谓和幽默方面的做法以及不同意见表述的直接程度,采用问卷调查及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以上三个国家的商人进行了小范围的调查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以上三国的商人在评价自己和他人的礼貌程度上有明显的定型化倾向,与研究者的假设及相关文献都有所不同.     

有偿的互动:明清商人善举考

明清文献记载了大量有关商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事迹,也塑造了较为完美的商人形象。他人的劝捐和求助,以及商人自身所遇是商人获取善举信息的主要渠道。促使商人产生善举行为的原因可分为外部因素和商人本身因素,如财富观、社会人文环境,商人对安全、尊重、名望的需求等等。对施救者(商人)与求助者(其他群体)而言,善举是一种有偿的互动,双方各取所需。在常态过程中,他们可进行良好的互动;而一旦求助者超出了界限,无休止地索要,商人们便会选择逃离,甚者因此家道中落。     

论明清商人文化的特点

明清商人文化在明清主体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但同时又是明清商人商业实践的产物,它具有重利尚义、崇人文重自然、迷恋权力,僭越礼制四个特点。其成因极为复杂,主要如下：（1）明清封建教育制度的发达;（2）儒士经商;（3）传统社会中官本位的存在;（4）传统经济结构的制约;（5）商业活动自身的需要。明清商人文化的这些特点对明清商人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拍”的商人及商业文化

"二拍"78篇短篇小说中有23篇是以城市工商业者特别是商人为主要人物或重要人物来描述的,塑造了商人群体形象。这些作品从众多的方面展示了明代中叶以后经济、政治以及习俗等方面较大变化的社会风情。晚明的商业活动是社会变化新的活跃点,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文化。     

从元代涉商“三角恋杂剧”看作家商业文化心态

元代涉商三角恋杂剧具有自身的特征.从这类杂剧中,可以透视出杂剧作家商业文化心态:对商业和商人的鄙夷, 面对商业与商人的无奈,以及对商人的愤妒.这种独特的商业文化心态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试析《三言》中"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

《三言》中描写的商人题材小说对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作为一位先进的知识分子,作者不仅积极肯定了商人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而且还在作品中渗透了一种正确的、永恒的商人经商原则,大力倡导了"以义取利、义利并举"的价值观,从而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弊端,为后世商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传统商人文化传承与我国质量立法

振兴我国的质量事业,必须借助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商人文化资源。我国传统商人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清除奸商文化,将良贾文化（或儒商文化）弘扬光大是我国商人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但不难发现,目前事与愿违,当下中国奸商文化盛行,而良贾文化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承与弘扬。这种状况是与我国当前质量立法的诸多缺陷分不开的,为了摆脱商人文化传承上的尴尬,更好地弘扬良贾文化,未来制度建构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一方面通过法律的激励措施加强对良贾文化的正面引导,允许儒商团体开展儒商认证,赋予儒商相应的法律优待,使其成为一种成功的标志,从而形成4~J,J,-争当良商的局面;另一方面完善相关质量立法,用法律的手段去防御和打击奸商,使人人不敢为奸、不能为奸、不愿为奸。     

论犹太人夏洛克的身份危机

犹太人夏洛克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他家庭事业的最终瓦解和他宗教信仰的被迫转向是16世纪受压迫遭欺辱的一代犹太人民的宿命,而作为犹太教的悲剧英雄,他屈辱而奋进的一生极大地丰富了《威尼斯商人》的人文主义进步思想。     

明清时期晋商门面设计中的文化情态

明清以来，门面设计作为创造商品附加值的特殊手段一直深受晋中商人的重视。本文试从字号、匾额、楹联、门面装饰等设计元素出发，揭示晋中商人是如何通过商业门面这种独特的语言来宣扬商业伦理道德，渴求社会认同，塑造“良贾”形象的，进而展现晋中商人的价值追求、角色心理与文化情态。     

论汉代文学对商人的表现

商人很少出现在汉代的辞赋和诗歌中,很少受到辞赋和诗歌的正面表现;他们倒是经常出现在汉代的散文中,不过大抵不是作为文学性表现的对象,而仅仅是作为被议论甚而被批评的对象。在若干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表现商人方面,汉代文学相对于先秦文学的进展;不过从总体上来说,在汉代文学之中,商人也并未能避免其“龙套”性角色的命运。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近代京津商人经营文化比较浅析

近代社会中,北京与天津商人在长期商业实践中形成的博大精深的经营文化,给后来的经营者和经济学家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思索和总结的东西.本文将有助于洞悉京、津商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作用.     

《三言》为商人身份正名

冯梦龙在《三言》中搜集的商人形象大都突破以往习见,以此达到为商人正名的目的,但是与此同时又陷入了另一个俗套里,而这正是冯梦龙规范市民文化的体现。     

传统文化下的道义经济——以山西票号为例

传统文化为中国古代商人创造了一个充满道义色彩的生存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儒家的经济伦理对商人的心理结构和商业组织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山西票号曾轰动一个多世纪,儒家伦理在票号经营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近代商人参与下慈善公益活动的特点与影响

近代社会,商人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不光表现在商人的经商活动中,也表现在商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参与慈善公益活动中,本文主要就商人所从事的慈善公益活动的特点和影响做一论述,使人们从这些论述中对商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越商的企业家精神透视

绍兴有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但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商人群体。改革开放以后,绍兴涌现了一大批成就事业的绍兴商人,人们称之为越商。作为浙商的一支劲旅,越商以其雄厚的实力和可持续发展受到世人的关注。越商的成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传统的越文化所富含的商业文化基因,改革开放的制度都是促成越商崛起的重要因素,但关键的原因还是浸透着越文化精神的越商所具有的炽热的企业家精神。越商群体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既有企业家精神的共性,又深深地带上了越文化的印记,具有鲜明的个性。     

四民分业与唐代商人法律地位

唐代商人在等级上属于平民阶层,即法律上的“良人”。抑商政策对贬低商人地位有一定影响,但称商人为“贱类”是泛指商人相对于“士”这一贵族、官僚阶层之贵而为贱,并非以商人为唐律中的贱民。与同一等级的“农”、“工”相比较,商人富且贵。     

清末的广州商人与香港

在清末，大批广州商人到香港经商、置业、投资，广州商业与香港息息相关，香港又是广州商人获得商业信息和新知的窗口、开展政治活动的舞台。广州商人与香港华商 ．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两地的商人在经商、社会救济、政治活动中互相支持、合作，不少港商参加了广州商人的团体。但其时港商毕竟已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商人集团，同广州商人也有利益的冲突。粤路公司风潮就是典型的例子。     

论跨文化传播背景下世界商业文化传播

在世界商业文化跨地区、跨国度的传播历程中,商人是传播主体,商业精神是文化传播的灵魂,商业繁荣则是其文化传播诸多成果的外在表现.商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明进步的推进者,中外商人所推崇的商业理论及商业信条,并由此而凝聚成的商业精神,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繁荣是社会稳定与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重要标志.世界范围内商业文化的有效传播,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