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与两种学术遗产

清末的经今古文之争在经学时代结束后虽然基本停止，　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份学术遗产，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部分，在现代学人那里却仍然　被当作重要的学术思想资源继承下来了。学术思想界里的趋新与守旧、“信古”与“疑古”　之争其实就是晚清经学之争延续的一种表现。但现代学人并非简单地继承和发展两种经学遗　产中的一种，而是同时批判地承受了两种经学遗产，并以现代学术的精神理念加以改造转化　，使其成为现代学术得以生发的重要“学术资源”。     

六朝经学的中衰与发展

<正> 皮锡瑞渭:“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这是治经学史者的传统观点。张衡早就讲到:“愍文学之弛废,怀儒林之陵迟”;魏明帝则说:“兵乱以来,经学废绝”。作如是论者,其后甚多。但从皮氏所说:“郑(玄)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其故在“郑君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王肃“效郑君而尤甚”,我们反而由此看到:儒家经学在两汉之后虽是中衰了,但也有发展。不过从什么角度来看其兴衰,衰的是什么,发展的是什么,都应作具体分析。     

"经""史"互动:章太炎的经学研究及其现代史学意义

“六经皆史”或曰“经史同源”,这是经学中古文一派的重要治学理念。章太炎作为晚清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自觉遵循“六经皆史”论,不仅在经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秉承“经史同源”的治学精神,在史学领域亦建树高标,从而在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精"与"学新"之间:张穆的学术思想

生活于晚清的学人张穆因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而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学术思想的形成来看,张穆受到汉学、宋学及今文经学诸家影响,治学虽以传统的汉学考据为基本方法,但他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以西北史地研究为代表的"实学",已超出传统学术领域--经学的范畴之外,其治学中透露着强烈的学术经世的意识.张穆学术思想中的种种特点,反映了清代学术由乾嘉"学精"向晚清"学新"的过渡.     

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及其经学文明观

常州学派作为一种思想脉络,是理解清代中后期学术思想转变的关键。深入考察常州学派的治学传统,可以发现常州学者在专研《春秋》及“公羊学”的同时,还有一个《春秋》与《周易》相会通的独特视角,这一点对重估常州学派的思想谱系尤为重要。正是基于此经学视角,常州学者才得以将“天道与王道”“变与常”“显与隐”相互涵摄,由此推衍圣人“经世之志”以及“性与天道”的微言,发挥六经“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晚清今文学者继承了常州学派的经学理路,进一步着眼于东西文明图景的变革,阐发出一套应对新时代变局的经学文明观,以便重新认知和解释近世中国所遭遇的文明嬗变。     

订朱返经——论文宗杨慎的儒学面向

杨慎对明代前期至中期理学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束书不观、内向求道的空疏学风极为憎恶,由此溯及作为其思想源头的程朱理学,为朱子理学及其经注纠误。杨慎批评朱子学所采取的立场是回到经学,其要点有二：一方面是治学方法,杨慎治学以博通为尚,通过文献稽核、文字诠释、名物制度考证等方法,对经学、史学、地理、文学、博物学、小学等方面的知识详加研究,讥贬理学、心学之以博学为旁务的观念,力图在知识上超过程朱理学;另一方面是在儒学义理上回归经学,通过对经学本旨的强调来获得评判理学与心学的制高点,在修养工夫、性情、理气等方面通过经学的立场来批评朱子。这些批评是局部的,杨慎自身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对儒家诸层面义理的融贯解释,但这并不妨碍杨慎揭示朱子学学术思想之缺陷的思想史意义,并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学术风气与学术方法,体现出蜀学“敢为天下先”的特点。     

汤斌《诗辑解》诗经学思想初探

汤斌学术思想主要受孙奇逢理学思想影响,经学论述也主要是阐发经文中的义理,甚至对"汉学"的训诂等治学方法深为抵制。他认为,沉溺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有悖于圣人之道的。汤斌的《诗经》学论述本于理学而论述诗文所阐释的义理。这样的《诗经》学治学思想对清代中后期中原《诗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汤凖等人的治学思想正是受到了汤斌主于理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浅论两汉经学的兴起与衰落

两汉经学的确立、发展、衰微的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经学虽被立为官学,但仍逃脱不了由昌盛到衰落的历史规律性。两汉时经学极盛,作为官方哲学的经学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学术思想现象,并对后世的思想文化领域传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与清代的史学和考据学

马马肃基于对中国上古史的淹博贯通而提出的以经为史、通经致史的主张，对尔后“六经皆史”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发凡作用，故而在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的《绎史》一书，不仅对新的综合史体进行了成功探索，而且使取材范围空前扩大，这就初步揭去了经学的神秘面纱，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和考据学的兴起产生了巨大作用。因此，代表其治学成就的《绎史》被列为清代三大奇书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春秋》笔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对于“《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经学、史学、诗学三大领域,近年来还出现了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新趋向。未来学界“《春秋》笔法”的研讨还应本着“材料之生新”、“观点之转换”、“方法之讲究”的治学要领,在经学、史学、诗学、语言学及跨学科综合比较研究上继续拓展、深化。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新探

关于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旨趣,一般认为是争官学地位,并归结为争博士一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本文提出,这一点并不是古文学者向今文经学发难的根本理由,维护学术思想上的大一统格局,保持经学在政治生活中的独断权威,才是今古文经学争论的实质.关于今古文经学的分歧,传统看法是两派对孔子和五经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本文认为,在尊奉孔子、崇拜五经等经学基本立场上双方并无原则分歧.文章重点从经典的字体、内容,对经典的理解及治学宗旨等四个方面对今古文经学的分歧作了具体分析.     

论胡适对罗尔纲史学研究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一贯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己任的胡适,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启蒙学者。其学术思想、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在他生前身后的数十年中,影响了一批学者,使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脱颖而出,取得丰硕的成果。罗尔纲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本文拟就胡适对罗尔纲史学研究的影响,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由此管窥中国学术思想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的情形。一胡适的学术思想受清代考据学影响很深。可以说,胡氏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据学1。出国留学后,胡适又受到西方思想家影响。其中,赫胥黎和杜威对其影响最大。胡适说过:“赫胥黎教我…     

廖季平“天人 学”探原

一、廖平的经学与哲学廖平之经学,前后凡六变。其一变“平分今古”,(以《今古学考》为纲要),最为人所称道。但这只是廖平经学之“起点站”,是“下里巴人”,故和者甚众。而其四变至六变(“天人学”),则是其经学之造极处,是“阳春白雪”,故曲高而和寡,知音甚少。廖平在世时,门人中只有乐山黄镕(经华),尚能登堂入室,得其精义,其余则即以随侍几十年之长孙廖次山(宗泽),亦未能窥其门墙,而仅知其仿佛,因之,廖平晚年已有“吾道甚孤”之叹。廖平“天人学”之真谛已被埋没几十年,可称之为“绝学”了。廖平之学,素“以善变称”。所谓“变”,实即其学之逐级发展之谓。廖平经学之“变”,又表现为“立——破——立”之过程。往往前一变为“立”;后一变破前一变,又为立。于是表现为:先立后破,破后又立,立后又破又立之发展过程。但是他的破与立皆时入迷途。他的天人学产生在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的以变图存的特点正是该时代的反映,但常是颠倒的反映。他死死抱住经学,以时代的各种新知识解经,以违背常识的方法尊孔。这使得他的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也包在了封建的老古董之中,增     

经学的实证化及其历史意蕴

明清之际，随着社会历史的剧烈变迁及社会文化的变化，传统的儒学渐渐发生了某种转换，这种演变在清代进一步展示为经学的实证化趋向。经学的实证向度既以文化历史变动为背景，又与科学价值地位的提升相联系，其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思想史意蕴。在经学的实证化过程中，文字、音韵等学科本身似乎也经历了由“技”到学的演化。在传统儒学中，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本来属于具体的“技”或“艺”，清代学者在从理学返归经学的前提下，进而以小学、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为治经的主要手段，并将科学的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融合为一，与之相应，科学也开始作为经学的一个内在要素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章权才研究员与经学史研究”专家座谈会综述

“章权才研究员与经学史研究”专家座谈会综述李庆新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章权才研究员与经学史研究”专家座谈会，于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３日召开。会议的宗旨是介绍章权才研究员在中国经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经验，交流学术，弘物人文精神，共创社会科学研究...     

皮锡瑞经学的特色

皮锡瑞治经的汉学风格主要体现在他对汉人的经注经说作了大量的辑佚工作、采用疏证体以解经、重视文字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证以及治经态度矜慎等方面。对于今古文经学、汉学宋学,皮氏皆持包容的态度。在孔教衰微的晚清时期,皮氏强调需要破除今古汉宋的门户之见而求学之会通。皮氏治经重家法,体现在他的郑学研究中,还体现在他对《尚书》、《礼记.王制》等所作的笺注上。皮氏治经讲求微言大义,体现在他为《春秋》、《尚书》、《诗经》等经典所作的解义上。皮氏治经重经世致用,他以是否经世致用作为评判治经优劣的标准。     

论邵雍经学的义理化倾向及其历史地位

邵雍在对经学研究中,提出“经有因革”的思想,认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书传等经书难以详考,应重视礼乐诗书之道的自新,而不停留在以往记问引用讲解的治学阶段和层次上。邵雍治学,侧重哲学理论的创造,提出以道、心、太极为宇宙本原的思想,同时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初步结合起来,邵雍对儒家经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通过以义理解经,阐发本体论哲学,重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将儒家经学由原来的重训诂注疏传统转换为重义理阐发、重人情物理的心性之学,从而为理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为新经学诠释法开了新路。     

从顾炎武到章炳麟

顾炎武(1613-1682年)是明清之际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在明朝衰亡、理学盛行之时,扛起了“经学”的大旗,上矫宋、明理学的末流,下启清代“汉学”的先路,在我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上起过巨大的影响,直到近代的章炳麟,才基本上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学派来说,他们除掉有其治学方法上的共同点及其前后师承关系外,又每每从前人对经书的阐释中找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材料,累积适应当代的各种观点和思想,为自己的阶级服务。从顾炎武到章炳麟,很明显地开创和终结了清代“汉学”;但他们由于时代不同,在学派的继承上,也就有所歧异。过去有些学者,或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的不同点;或抽去了具体的阶级内容,而陷于形式主义的比附。本文拟通过清代“汉学”发生、发展、终结的历史过程的钩索,探讨这一个学派的“继承”关系。     

乾嘉“吴派”新论

章太炎先生在区分清代中叶学术流派时说:“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皖是指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乾嘉时期产生于江苏苏州地区和安徽徽州地区两个研究汉代经学的学派。对吴、皖学术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清学史论者的热点。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吴派”的总体考察仍属少数,而对它的评价也未能越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论断。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新发现的材料,对“吴派”试作新的探讨,或许对推进乾嘉汉学的研究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