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法性视角下的政府环境公共权力

政府环境公共权力是政府进行环境决策、执行环境法律、管理环境公共事务的专门权力,它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环境风险对政府管理职能提出的必然要求.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法律的合法性,政府环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既表现为形式合法性,也表现为实质合法性.前者要求其符合法的形式渊源,后者要求其符合环境正义的标准.由于立法缺陷、区域环境义务的不平衡和权力行使的异化问题,导致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存在合法性危机.我国政府环境公共权力应当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完善立法,加强参与式环境治理.     

人民政协与中国特色的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近年来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兴起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公共治理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强调公民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人民政协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软权力平台,对改善党和国家硬权力的运行形成了有益的补充,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组成、职能及履行职能的方式,使得政协可以更广泛地吸纳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成和增进全社会最广泛的公共利益,在客观上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公共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实现中国特色的公共治理,必须进一步加强政协主动协商和立法协商的职能,进一步扩大政协界别的代表性和履行职能的开放性,丰富政协履行职能的形式,加强政协内部的对话协商,以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的职能作用.     

转型期我国公共管理面临的十大挑战

当代中国波澜壮阔、快速激变的社会转型,引发了许多新的公共管理问题,对以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责为存在依据的公共管理部门,提出了包括理念重塑、职能界定、权力制衡、能力建设和体系构建等一系列的挑战.这就迫使我国公共管理部门尤其是政府机关应当不断地转型和变革,在摒弃过时的管理模式和放弃某些旧的职能的同时,必须因应新的行政生态环境,尽快采取新的治理模式,以达到一种新的、更高层面的秩序与稳定状态.     

公共权力内在倾向及其约束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 ,有着双重属性 ,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 ,从应然层面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 ,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 ,而在实然层面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倾向。这就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形式 ,也可以成为个人或集团专权、滥权 ,谋取私利的通道。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 ,在行政改革层面 ,应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 ;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论政府权力重心转移的政府模式设置和功能变化

政府权力体系重心的转移,即政府权力体系的任务和运行方向有序地从一个重心转向另一个重心,其目的是建设公共性和服务型政府.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制的建设和建构包括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多元的合作治理体系的建构、公正成为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原则.政府原有的功能结必须调整和转变.政府权力的三个转变:社会领域,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转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经济领域,从计划管理和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治领域,从政治统治转为对利益矛盾和阶级阶层关系的调解.政治统治功能的两个弱化:极度弱化阶级斗争和专政的阶级斗争功能;弱化"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四个强化:强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创造;强化公共服务;强化公平分配;强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一种比较分析

从政府治理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受特定的政府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迥然有别,由此生成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传统的政府治理形态,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伴随着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行政区行政模式日益暴露出它内在的局限和缺失,必须呼唤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新的政府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本文提出,传统的行政区行政模式和现代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成为行政区域内外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双元"形态.     

资产重组对公共管理创新的启示:来自重庆市的案例

私人公司的资产重组与政府的公共管理存在着微妙的联系,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目标:一是增加未来的现金流入,即增进效率;二是改变现金流动的方式,即促进公平分配.政府能够通过社会资产的重组来实现经济社会职能.重庆市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创新实践的案例中利用企业资产重组的思路与方式对社会资产进行处置,有效实现政府的经济社会职能.重庆的案例揭示出社会资产重组与实现公共管理目标的联系,为我国各级政府进行公共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与途径.     

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改革与开放的思考

公共事务是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利益的社会性事务,包括公共物品的生产供给和公共服务的设立开展.政府作为唯一主体,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的旧格局,是与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和单调的社会生活相联系的.公共事务的新形态,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推动公共管理社会化,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责任分担,平等竞争,利益共享的新模式,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公共组织路径研究

公共权力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而公共权力的运行又是依托于公共组织。但是,公共组织的内在张力阻碍了公共权力的运行公开化和公共利益追求,如公共权力公共性与组织效率的张力、组织层级制与民主参与的张力以及公共权力的公共责任与组织碎片化的张力等。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公共组织路径主要包括回归公共组织的公共性原则、推进公共组织的结构性变革以及重塑公共组织的责任性机制。     

论国家职能及其变化

作为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一个特殊公共权力机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性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国家两种属性在日趋相互接近的动态发展中呈现出递弱的阶级性和递增的社会性,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职能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社会转型期衍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和非传统安全,对国家作用体制提出新要求,引起国家安全观和国家管理社会职能的新变化.     

论当前公共产品的结构调整

一、当前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分析　　 1 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的总量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前 ,潜在的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多 ,其原因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与单位制社会 ,封闭环境以及产业主要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改革开放后 ,社会发生了转型 ,市场经济、加入WTO、信息化 ,这一切都是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因素。虽然社会管理体制发生了变化 ,政府通过改革把大量的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推向社会 ,政府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这在表面上似乎减少了政府公共事务的量。但事实是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的总量是不断增加。政府…     

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

本文在对国内诸多学者观点简要评析的基础之上,阐发和论述了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权力机关为核心并有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大众参与的、为实现公共利益采用多种方式和方法对公共事物进行有效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行政管理是政府为维护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制度、法律、公共政策等方式对公共领域的公共事务进行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公共实践活动;私人管理是以个人和私人组织为主体,为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对私人领域的私人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私人管理的相互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辩证关系。     

公共权力公开运行的概念、模式和功能选择——对政府政务公开二十年的追踪研究

在中国,公共权力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以政府为核心的国家机关和依照法律规定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拥有及行使的权力.政府政务公开是国家机关公共权力运行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已经实施二十年.二十年来,政府政务公开即公共权力的公开,不仅从无到有、由点到面全面发展,而且公开的概念、公开的模式、公开的功能选择都在不断深化.在重塑政府施政理念,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设公务员队伍,优化政治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研究这种变化,不仅有助于了解政府政务公开发展的历史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探索公共权力公开运行的一般规律.     

政府公共管理职能重构的思考

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是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高度集权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已不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发展的当代社会 ,必须理清和重构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新时期中国政府优化公共权力结构的政策理路

从公共权力的嵌入性结构和实体性结构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决策和执行权与监督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政府职能与政府部门的失衡是清晰可见的。实现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的制度均衡、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制度均衡、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实现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职能的契合、构建新型的政府实体性权力结构是应对权力失衡的政策理路。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的启示

公共管理指国家、政府及社会组织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古代也存在公共管理。我国璀璨的古代文化酝酿出诸如谏议制、基层自治、宰相制和科举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在对我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也有一定的启示。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转变

由市场力量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为公共管理理念的回归和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中介机制和功能的发挥 ,正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 ,有效拓展了公共管理职能 ,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特征与目标模式

第一,行政体制改革：善治与社会和谐。现代化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高效、协调的政府管理。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公共事务的解决之道在于“多中心治理”,即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多中心治理强调的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主体间的协同与合作。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是这样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