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可说之神秘"的"重玄之道"——成玄英重玄学话语策略与思想底蕴总论

以“重玄”名家的唐初学者成玄英的老庄注疏不是音韵训诂的朴学,而是侧重于义理上切身领悟、大力承继老庄置身于“在世之在”的特定语境而阐发的对人生根本困境的“终极关切”、“真精神”,是对原始道家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这种解读以道为本,援佛入道,将“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家之道“创造性地误读”为一种历史新范式─—“重玄之道”。其思想底蕴乃为排谴“在世之在”存在论的悖谬与苦痛。     

论道教重玄思想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

凸现于隋唐时期的重玄思想是道教理论发展至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它不仅对道教自身的理论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影响甚至波及儒释二家。虽然它盛行于隋唐之际 ,但追溯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却是源远流长的。本文拟以重玄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理论体系为线索 ,粗略探讨重玄思想对于道教自身及儒、释二家理论建设的积极意义。一、重玄思想的源流长久以来 ,“道”一直是道教的最高理念 ,得“道”成仙是其最高目的 ,一切道教理论都是围绕着“道”与“得道”展开的。道教在东汉张道陵初创时便奉老子为祖师、以老子所著的《道德经》 (《老子》)为圣…     

略论韩愈的反佛道斗争问题

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韩愈,在唐代后期的知识界曾起过领袖的作用。现仅就韩愈的反对佛、道的斗争问题,略加论述如下。 一、韩愈反佛、道斗争内容的剖视 佛道二教自从汉代传入和产生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提倡,发展到了隋、唐,势力达到了新的高峰。特别是佛寺,占有大量土地、农户,自征租税,自立法统,俨然成了一些独立的宗教王国。这样既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又侵蚀了国家的财政,从而也激化了朝廷和宗教、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于是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便纷起揭露佛、道(主要是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付奕、辛替否、姚崇、李叔明、彭偃、裴伯言、李吉甫等,从唐初到中叶,相继向皇帝剀切陈词,疾呼佛道危害的严重性。这些人就是韩愈反佛道斗争的先驱。韩愈的反佛、道斗争,正是有唐二百年来反佛、道斗争的继续发展。他的反佛、道,系以反佛为主,而反道次之。对于佛,他是“讼言攻之,嫉之如仇”的(《栾城集》卷20《试进士策向二十八首》)。反道则比较一般化。推其原因则为:     

通天人之大宗——王夫之《庄子解》意旨探析

基于王氏对佛道两家扬弃、运用的立场,本文选取与王夫之佛学理路同源的、《庄子》诠释史上的经典——重玄派道家学者成玄英对《庄子》的解说进行对读,以期更鲜明地呈现王夫之《庄子解》的基本意旨。     

孔颖达儒学思想的异质性考论

孔颖达是隋末唐初经学大师,以主撰《五经正义》播名于史。《五经正义》作为有唐一代权威儒学典籍,以儒学正统为宗旨,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儒家立场,另一方面在具体阐释中又融入了道、玄、释等诸家思想质素,从而既表现了孔颖达儒家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显示了中国汉魏以降儒、道、玄、释诸家思想交融互渗、此消彼长的动态文脉景观。孔氏《五经正义》这种以儒为本,兼融道、释、玄诸家思想于一炉的异质性特征,是唐初特定的人文语境、文化酵素与儒家士人多元互动的结果,它对后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多维而深远的影响。     

两晋之际琅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

两晋之际琅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孙丽琅邪王氏是魏晋南朝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该家族以儒、玄起家,并于两晋之际形成了佛、道两种宗教信仰。研究这一分化过程,对了解这一时期儒、玄、佛、道思潮多元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琅邪王氏兴起于魏晋之际,主要由王祥、王...     

"玄道"、"玄览"、"玄同"和"玄德"--老子"不言之教"的玄思

老子"不言之教"思想与其哲学体系是相互论证的。这主要体现在:(1)"道"被称为"玄道",即一种几乎无法通过现实语言而被表述出来的政治经验。只有依靠"不言之教",人们才能超越现实语言的障碍,认识和体验到"玄道"。(2)"玄览"认识论以排除各种先入之见即"前识"为基本目的,它同时又是为"不言之教"的特殊教学方式服务的。(3)"玄同"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实质上是为论证"无为之治"政治方案服务的。"不言之教"的基本任务,也就是要求人们认识到"无为"政治的内在合理性。(4)"玄德"是"玄道"在"圣人"品行上的体现。"不言之教"理论则以培养少数"圣人"作为终极教育目标。     

老子“涤除玄鉴”的审美意义

在解释“涤除玄鉴,能无疵乎”时有这样的说法: “鉴”是观照,“玄”是“道”,“玄鉴”就是对于道的观照。把“玄”释为“道”在这里是不当的。按《老子》所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来说,“玄”是指深奥而幽远。因为“凡远而无所至极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极也”(苏辙《老子解》)。沈一贯《老子通》说:“大道之妙,非意象形称之可指,深矣、远矣、不可极矣,故名之曰玄。”     

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至今还没有结论.论战双方的一个共同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忽略了,这就是双方都认为一个"玄"字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笔者认为,正如一个"科"字不能代表西方文化一样,一个"玄"字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完整的中华文化.道生万物,道玄物不玄.形上之道对应形下之器,道玄器不玄.玄妙之道,一是体现万物之中,二是体现在道器转化之中.在天地起源问题,中华先贤没有造神,而是创建了一个阴阳之道.在如何生活问题上,中华先贤没有依赖神的恩赐,而是用发明创造先进的器具来创造幸福.在中华民族开端之处,贤屯哲们的丰功伟绩大都体现在他们创造的器具之中.道在中华元文化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器具之"器"可以与"道"字相并列,从源头上说,中华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先进的文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应该是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遗憾的是,科玄论战的双方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正如大树不能没有根一样,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辉煌,对中华文化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论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

作者从道与心、工夫论、道与形3个方面探讨了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指出其坐忘主静说将重玄的心性论具体化为道教的修行实践，主张“虚无之道，力有浅深，深则兼被于形，浅则唯及于心”的形神合一论，对后世道教内丹和宋明理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本体的解构与重建——唐代道教重玄学发展探微

起源于东晋的重玄学 ,至唐代而趋于鼎盛。基于重玄学破对待、求自由的意趣 ,唐代道教重玄学的总体走势是在重玄双遣理路下解构“道”本体 ,继而经过对新的本体的几番探求后建立起“心”本体。解构“道”体 ,以初唐的成玄英为代表 ,他对重玄学的内涵有最深刻的界说 ,适用重玄精神也最为痛快淋漓。解构道体是重玄精神贯彻的必然结果 ,但本体的解构在道教修为实践上也有其危险 ,于是盛唐的王玄览等开始集中探求新的道体 ,以求为道徒们重新树立起修为之本。然而新道体的建构终未能在理论上获得成功 ,取而代之的是对“心”本体的建构。重建“心”本体的思想 ,主要体现在晚唐重玄学著作《大道论》和《三论元旨》中。从道本体的解构 ,到心本体的重建 ,是唐代道教重玄学发展的主线 ,这一理论演化过程 ,极大地提高了道教的整体理论水平     

日本中世“和歌”理论与我国儒、道、佛

日本的民族诗歌(“和歌”简称“歌”,包括连歌及俳谐)经纪贯之(868?—945?)、藤原公任(966—1041)等人的努力,建立起自己民族的诗歌理论框架。此间,他们在借鉴我国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成就中,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影响,而以儒家的影响较为显著。历史进入中世,即镰仓室町时期(1192—1600),歌论的发展,仍然受到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影响,而以佛(禅)家的影响较为显著。     

从《大唐西域记》看唐代西域民俗

《大唐西域记》是唐初高僧玄类西行印度取经旧国后,应唐太宗李世民之请所著的一部关于西域历史、地理及社会生活的历史名著。这部史书由于对古代印度的详细记载而备受专家学者重视,被誉为研究中世纪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的瑰宝。玄类本人也已成为中印文化合作的象征、中印友好的化身。《大唐西城记》对研究印度历史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但除此之外,该书关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沿线的城郭诸国的农业、商业、风俗、货币、语言等的撰述,对认识和研究唐初该区域的民俗,无疑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玄类西行之前,由于丝绸之路的…     

《文心雕龙》:综合儒道佛的美学建构

本文认为,从《原道》篇开始的一部《文心雕龙》,力图通过美学来贯通儒、道、佛,或者说使儒、道、佛三家在审美层面上统一起来,在审美活动中沟通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多重关系。因此,刘勰之道,不仅综合儒、道、佛之道,而且这种道是通过审美——文学艺术之道映射出来的。换言之,表层的审美——艺术之道整合着深层的文化哲学之道。这样,原道有两层含义,表层是原文学艺术之道,深层是原文艺之道所包含的文化哲学之道。     

试论唐代道教哲学的思想渊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兴盛阶段,在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历来以隋唐佛学作为研究重点,却对同时期已趋于成熟的道教哲学思想多所忽视。唐代道教哲学无疑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者即是近年来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的“道教重玄学”。唐代道教哲学若以重玄学为代表,可分为初唐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中唐以司马承祯、唐玄宗为代表,晚唐以强思齐、杜光庭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具有传承、开放、融合、思辨等多种学术特征。探究其思想内涵与性质,实是以老庄哲学的“道”论为本,扬弃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论,吸取佛学三论宗的部分思想内容,熔铸形成的“以重玄为宗”的新道教思想学说。倘若从哲学史的视野加以审视,其中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与大乘佛学三论宗共同构成为唐代道教哲学的主要思想渊源。     

东晋南朝的经学及其玄化和佛化

东汉末年，儒家经学衰弱，以《老子》《庄子》为依据辨析名理的玄学兴起，西晋时达到鼎盛。东晋建立后，统治者吸取西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道家清淡学风加以限制，把儒家经学重新推向统治地位，恢复学校儒学教育，置经学博士，但由于长期的玄谈之风，儒家经学兴起后不可避免地同玄学结合，出现经学玄化。东晋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好佛，经学受佛学的影响，经学玄化的同时，开始佛化、出现儒释道并举的局面。     

论李荣重玄学说与程朱理学的关联

初唐重玄学大师李荣是为宋代理学开辟道路的“早期思想家”之一。他视“道”为“理”,将“理”上升为具有宇宙本体意义的最高哲学范畴;从内在固有属性的角度,他通过二分方式解释“性”的善恶之端,认为“本性”来自于“道”,有着“复性”说及在道、气生成过程中论“性”的致思路向。这都表明李荣思想中已蕴含着程朱理学一些根本性论说的萌芽。     

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重要特征

佛道佛是中国哲学的三大主干。呈明"心性"之道是三家哲学的共同价值取向。在"心性"的基础上儒道佛各自建立了"仁爱之道"、"慈柔之道"、"慈悲之道"。儒道佛的价值观是与其方法论、思维方式紧密相联、高度统一的。具体言之,"人道法天"、"天人合德"、"体用不二"是儒道两家共同运用和遵循的方法论,它所要引出和凸显的是人之为人的"明德"、"天德"之性,而欲实现的价值终的乃是"止于至善"、"与道为一"。而佛教的责任、敬畏、感恩、慈悲、忍让、放下等价值观恰恰是建立在其"中道"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为儒道佛三家共同具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统一的思想也正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主要精神和重要特征。     

范仲淹与佛教考议

与宋代很多儒者一样,范仲淹也曾对寺庙和道观的奢华与繁盛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忧虑,然统观仲淹的一生,他并没有一概否定缁黄,也即佛道二教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相反,他十分重视佛道二教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仲淹自幼丧父,后随母迁居山东长白山时,便在附近的寺庙拜师求学,苦读经书,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仲淹奉命镇守河东时,在行军途中拾得一卷佛教经典《十六阿罗汉因果识见颂》,并将其交给承天寺(今苏州重元寺)收藏。仲淹还广泛结交大德高僧,遍游江南古刹,参拜菩萨,挥毫作文,彰显佛教功德,佛家视其为外护、同道。     

关帝信仰的理学文化蕴涵——兼谈闽南泉州关岳庙对“正气”的崇拜传统

关帝信仰之源流与宋明理学(新儒学)的发生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宋明理学“接伊洛之渊源”,使儒学贯通天人而哲理化,其因应对佛道而崛起,又因兼融佛道而兴盛.因此,南宋以降,佛道释三教历经碰撞交融之演变,可以在关帝信仰中找到印证.家喻户晓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对关帝信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罗贯中没有继承司马迁为农民起义领袖陈涉立世家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尊蜀汉为正宗的传统,对后世评判政权兴替的伦理标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罗贯中宣扬理学家臧否人物的伦理标准,使“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用以教化信众之关帝《经书》揉合佛道,阐发《四书》义理,对于世俗社会生活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通过对泉州朱熹匾与岳飞砚的考察,阐释闽南泉州关岳崇拜“正气”千年薪传的理学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