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利益的认定原则

公共利益属于法律保留事项,依法认定是公共利益认定的首要原则,我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和边界,以明确执法和司法。正当性原则是公共利益的合理性标准,公共利益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公共利益只能在没有其他备选替代方案时才能牺牲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的认定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公共利益是相对的长远利益和重大利益。当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其他利益作出限制或牺牲时,应当把这种限制或牺牲限制在最小范围,符合比例原则。如果追求公共利益时损害了个人利益,就应当给予充分的公平的补偿。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及认定应当以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法治程序为基础,以确保公共利益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     

行业自治及其限制:行业协会研究论纲

当前行业协会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已成必然趋势,而对行业协会的理论研究与法律规制则显得相对薄弱。研究行业协会以及建立行业协会的相关法律制度必须解决3个重要问题:如何建立独立自治的、具有民间性的行业协会;如何建立国家对行业协会的合法性监督机制;如何建立行业协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使国家、社会及私人利益得到平衡发展。     

劳动者精神性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以雇主对工作场所的电子监控为例

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雇主对工作场所实施电子监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此举也对劳动者的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和隐私权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应当确立利益平衡原则、最小损害原则以及法定限制和意定限制原则,以实现雇主利益、社会公益利益和劳动者精神性人格权法律保护的平衡与协调。     

隐私权的限制与公共利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涵盖的内容逐步扩张,涉及范围逐步扩大。然而法律对隐私权的重视并非意味着该权利的行使是无限的,隐私权具有可限制性,法律需要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对隐私权的保护作出必要的限制。因此对公共利益的法律解读成为关键的理论问题。世界各国的国内立法及国际公约常基于公共利益的衡量对隐私权做出一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遵循价值衡量原则、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合法性原则和非任意性原则,避免对隐私权的随意限制或侵害。     

论行政法律关系“不平等下的对等”之性质——“政府法治论”的视角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性质的认定直接反映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各家学说的差异。依照"政府法治论"的视角,由于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权利的让渡,公共权力至上具有合法性,行政权作为一个整体与相对人权利并不平等,行政权具有相对的优位性;就具体行政法律关系而言,每一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不但是对应的,更是对等的。这种对等是行政法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并且具有"质"与"量"上的论证。     

行政补偿的法理解析——以释义、功能、运作为研究视角

行政补偿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是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牺牲了公民、组织的个体利益而给予这些利益受到特定损害的公民、组织的一种经济上的弥补。这种法理释义的确立和发展为我们理性解析行政补偿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预期将会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以行政补偿制度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和社会对这种制度的需要程度为分析基础,将行政补偿制度的功能归结为权利保障和利益平衡,为合理运作这种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论民国时期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以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判决为中心

通过司法审查以规制行政裁量是推进行政法治的重要环节。刊载于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公报》与《司法公报》上的426件行政法院判决书显示,行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被诉的行政裁量行为在形式合法性与内容合理性上均加以审查。形式合法性审查包括审查行政裁量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裁量权的行使有没有违反行政法基本原理等方面。内容合理性审查则突破了1932年《行政诉讼法》第1条对行政行为只允许合法性审查的约束,借助中国传统司法“济情法之平”理念,对部分不合理的行政裁量行为判决变更。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对推动当时的行政法治具有积极意义,但国民政府未能及时修订法律,将行政裁量合理性审查问题确定下来,从而降低了司法审判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     

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立法论纲

现代债务催收行业已经成为金融产业链条中无可替代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囿于行业自治和法律治理的滞后,中国债务催收行业正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催收行为乱象的规范,各类主体权益的保障,行业竞争秩序的优化以及社会诚信水平的提升,均对推动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的专门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债务催收行业专门立法必须坚持“利益平衡”的基本理念,并遵循合法、公平及诚信等三项基本原则。具体在规制模式方面,兼具“行业”与“行为”规制的混合规制模式是较为契合中国债务催收行业发展实际的立法选择;在立法的结构与内容方面,则应依循“总则”与“分则”的框架结构,在加强法律规范设计的针对性与可执行性的同时,还需注重各部分内容之间的体系性与协调性。     

行政裁量的界限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贯穿于整个公法领域的重要法律概念,为所有国家行为提供合法性理由。但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在解释其内容时往往要诉诸于行政裁量。当今宪政国家要求行政裁量行为遵守内外界限,而此种界限映射到公共利益上即表现为法定性以及合理性和程序性。     

公民参与法律推动法治秩序的运行

公民参与法律是支撑法治运行的主体性力量,对我国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立法、执法环节的推动作用。公民参与立法能够表达与平衡多元化的利益,推动法律的民主化进程,提高法律的合法性;公民参与执法有助于提高法律的实效性,增强法律的开放性及其自我修正机能。     

行政法解释中的利益衡量——以乌坎事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为契机

随着乌坎事件这类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不断在民众面前上演,利益的次序被不断模糊,行政法的解释面临正当性的挑战。实践的理性要求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更多考虑社会效果,将各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后对法律作出合乎中道的解释和运用,即须进行利益衡量。它对行政法解释中的价值补充、法律漏洞和狭义的法解释方法不可或缺,需要在法解释实践中得到具体应用。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已成为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这一制度使行政机关受到具有强制力的监督,对实现依法治国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支持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不仅有法理、宪政的依据,而且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我们应积极着手构建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支持公民维护社会正义之举,使国家、社会的利益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完善研究

在高举证责任、证据偏在严重的现实背景下,调查核实权存在行政法律规范缺失、权力属性不明以及刚性措施缺失等问题,致使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责时十分依赖于行政机关的配合,这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言十分不利。随着公益诉讼不断推广和纵深化发展,调查核实权的规范与保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因此,首先立法机关应当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以解决实践中于法无据的困境;其次,应当明确行政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权力属性与定位,同时并重权利性质;最后,柔性为主、刚柔并济应成为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在保障检察机关刚性的同时避免权力失控。     

论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

强化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是当代行政法治的基本格局。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是行政主体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没有严格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履行的、严格遵守法定行政程序的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的义务。其主要类型包括积极实现宪法基本原则的义务、促进社会福利的义务、改善社会环境的义务等七项。行政主体积极义务的提出对于更新我国的行政法治观念和行政立法格局、促进服务型政府建立都具有重大意义。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     

论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生态化

多元利益冲突引发的环境纠纷复杂多样,这要求重视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面临“生态化”问题,即应该将生态规律和生态利益的复杂性充分纳入纠纷解决的考量之中。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内在地要求体现“法的治理”、“利益主体商谈”、“相关主体参与”等法治精神。环境纠纷本身的复杂性、环境纠纷司法解决困难重重、环境纠纷行政性措施“失灵”、现有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方式自身不成熟等是当前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生态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应该着重引导公众生态法治观念革新、建立健全相关立法体系、加强对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构的引导和监督、建立环境污染损害的监测与鉴定或评价系统、完善多种类型非诉讼解决方式等。     

论反倾销立法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全面权衡利弊得失,统筹兼顾各利害关系方权益的公共利益原则,是反倾销避免片面保护国内产业而损害国家整体利益的安全阀。我国的反倾销立法虽已确立公共利益原则的适用,但无论是在实体法还是在程序法中仍存有缺陷。因此,应借鉴国际反倾销立法的合理性规定,完整明确地界定公共利益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制订公共利益调查辩论式听证程序的规定;健全合理的时效制度;增补较少征税规则。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环境公益诉讼模式的重构——基于制度本质的回归

从当前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呈现出“公权主导”和“民主行辅”的制度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本质与核心价值,由此造成主体困境、法理困境、制度困境等诸多问题。通过域外经验考察,中国应当秉持行政执法优先的理念,建立激励机制,发展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环境公益诉讼。具体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发挥司法监督功能;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辅,运用惩罚性赔偿发挥震慑功能,回归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