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秦简与秦代“新黔首”户籍管理

过去将“新地”民或者故六国人称作“新黔首”,并不确切。在法律上，“新黔首”可界定为“新地”六国遗民符合条件重新登记户籍者。秦代从法律层面落实属地登记原则，统一将“新地”六国遗民纳入国家户籍体系；区分不同性质的“新地”六国遗民，编制“新黔首户”与“从户”等不同性质的户籍，实施差序化的政策；同时区别“新黔首”与“故黔首”,实行差异化管理。这些体现秦代大一统国家整合地域社会的差序规制逻辑，具有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     

秦简所见“执法”新考与秦郡行政

岳麓秦简所见的“执法”应为中央与地方部分行政官员的统称,秦中央与郡中并不存在以“执法”为名的独立机构和官称。“执法”与“二千石官”有密切联系,在中央包括内史、御史、廷尉等官员,负责处理中县道及全国的相关事务;在地方则指郡守与郡尉,负责新置“郡县道”下的各类政务。以上长官与其属吏组成了“执法官”,亦即广义上的“执法”。郡制实行之初的意义在于衔接中央与地方,郡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推行并监督政令的实施以及接受县级政府的政务汇报,实为中央在地方的代表,这是地方执法仅见于郡级行政机构的原因。中央执法与郡执法的存在虽体现出秦治理国家的“内外之别”,但二者在行政中仍具备程序上的一致性,显示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后国家权力对地方行政的支配与限制。     

秦“十二郡”考议

睡虎地秦简"置吏律"所载的秦"十二郡",最早形成于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年)。从惠文王至昭襄王前期,秦国在东、南两面疆土扩展,先后设置了上、巴、汉中、蜀、河外、河东6郡。关东诸国合纵制秦,秦东进压力加大,被迫与韩魏保持较长的、相对和平的格局,而将经略重点转向关中,征服狄道、义渠,置陇西郡、北地郡。垂沙之战后,齐楚联盟破裂,为秦国东扩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战略时机,至昭襄王四十一年,秦国攻取了楚、韩等国大片土地,先后设置了南、黔中、南阳、河内4郡。至此,秦"十二郡"格局形成。     

秦过岭"新道"考证

从自然地理环境、劳动力、工程规模、传统民间通道、古村落迹等方面考察，《富川瑶族自治县志》有关秦“新道”内容的记载存在偏差与失误。历史上水陆兼程、由中原进入岭南的潇贺古道之秦“新道”陆路段，应该是从江永县桃川镇的古谢沐县经谢沐关进入富川朝东、城北，然后走富江水运。     

秦浙江郡考

历来论秦郡的论著从未提及浙江郡。秦灭楚所设会稽郡,南界浙江。到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浙江水以南的广大区域,尚未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陈婴"定豫章、浙江,都浙,[定]自立为王壮息";陈贺"定会稽、浙江、湖阳,侯",两处"浙江"不能读作水名,应该都是行政区域。虽然《年表》所叙之事在秦亡之后,但秦楚之际连续几年的混战中,不可能对秦的行政区划有所更动。现存秦代印玺中的"都水"印,如"东晦都水"、"齐都水印"、"琅邪都水"、"长沙都水",均为郡一级行政官员印玺,"浙江都水"自也不应例外。上海博物馆藏秦玺印"浙江都水"也可证浙江为一级行政区划。秦浙江郡东濒海,与会稽郡、鄣郡(故鄣郡)、九江郡(庐江郡、豫章郡)、闽中郡相接。     

新“零售之轮”理论的启示

“零售之轮”假说与“真空地带”理论对新业态进入市场 ,向旧业态挑战 ,并发展成为面向中、高收入阶层以高价格进入市场的超级市场等进行了阐述。但二者都有局限性。随之产生的新“零售之轮”理论填补了二者的缺乏。提出新生态为了进一步发展 ,以期比原有业态具有竞争上的优势 ,并使新业态整体进化为主要业态 ,就必须突破原有技术边界线的物流、信息流、管理等进行技术创新。即新业态引进了划时代的创新时 ,才会引起主要业态的变化。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泰山郡之设与秦代齐地置郡——兼论秦郡的一种生成模式

新出简牍封泥资料的面世，打破了固有的秦郡体系和研究思路，重新思考秦郡问题成为必然。有关秦代齐地置郡问题的讨论具有代表性，而该问题本身在秦郡研究中又具有独特性。结合秦简牍封泥中的职官地理信息，尤其是岳麓秦简“泰山守”相关令文的程式，基本可以坐实秦设有泰山郡。就出土文献来看，秦代齐地可被确证的还有临淄、琅邪、即墨三郡。齐地置郡的背景有别于五国，秦帝国的顶层制度设计和齐地区域治理的传统分别是秦得天下时置郡与治天下时分郡考虑的重点。齐地分郡主要采取的是秦郡生成中的母郡模式，以郡尉治所迁徙到新郡为主要实施手段。母郡模式除了以齐地为代表的裂变型，还包括以岭南三郡为代表的开发型。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秦郡问题的讨论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试论“新意见阶层”

“新意见阶层”是一个新近出现又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社会群体,它有特定的内涵和形成的背景、条件.文章在如下一些方面作了探讨:“新意见阶层”概念内涵、外延的界定,如何看待“新意见阶层”的代表性问题,如何认识“新意见阶层”的社会作用等.“新意见阶层”在反映民意、推进廉政建设及决策民主化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新意见阶层”素质不一,如何规范其网络行为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从秦人与儒学的关系看儒学的传播

“儒者不入秦”是传统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由对昭王问“儒术”、《吕氏春秋》的编纂以及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综合研究,秦人与儒学的关系应被重新认识。自荀子西入秦后,儒学已在秦地广为传播。对固有观念和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腔北调:李渔秦地行考略及其戏曲史意义

康熙初年,李渔受邀入秦,在陕甘等地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游历.秦游途中,李渔不仅与当地人士频繁交往,而且接受馈赠,逐渐形成以乔姬、王姬为主力的家班女乐.由于晋姊和兰姊出身于秦地,又受教于旧肃王府金阊老优,她们对传统戏曲"依字行腔"的演唱习惯以及对当地受众的迎合,兼善秦昆的李渔家班在秦地搬演实践中呈现出撷采英华、优游花雅的艺术特质.而李渔东归江南之时,正值秦腔与襄阳、武汉等地腔种融合演变形成西皮之际;李渔家班在与秦腔东传相近的路径上开展的舞台实践,不仅丰富和完善了李渔的戏曲理论,而且在时间和地域上呼应了秦腔东传、与地方腔种融合演变的历史过程.从此意义上说,李渔秦地行对后来"花雅之争"中花部乱弹占据主流及其后以西皮、二黄为基本腔调的京剧之形成亦有助推之功.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人文关怀辨正之二：“以人为本”与“何人为本”的统一

历史与现实都说明,人文关怀是“以人为本”与“何人为本”相统一的关怀。在阶级社会里,人文关怀普遍存在着各种“以我为本”与“以你为本”之间的人文张力,其中,“君本”与“民本”之间的人文张力是否相对平衡适度,是一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     

城市“新老人”的群体特征与代际责任研究

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老人”进入大众视野。与传统老人相比,城市“新老人”经济自足、心态年轻、积极参与社会。受个体化进程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在现实中常常与代际责任构成了明显的张力。城市“新老人”运用重新定义代际责任、重新分配时间和人力、赞助子女金钱、购买家政服务等策略来应对自我实现需求与代际责任的冲突。城市“新老人”的出现为未来养老服务的发展带来了新思路与新挑战。     

论“首违不罚”制度之“首违”的界定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通过立法形式确立“首违不罚”制度,这是推动人性化执法和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化建设的创新性举措。但由于相关立法实施时间较短,所以理论上对“首违不罚”制度缺乏统一认识,实务中各执法部门适用“首违不罚”制度缺乏统一标准。特别是对“首违”的界定和适用均有所不同,从而导致裁量结果差异较大。“首违”的界定和适用,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基础,从时间要素、首次认定、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再犯情形等五个方面进行具体认定和适用,从而促进“首违不罚”制度发挥功能作用,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推行柔性执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 努力培育党的新作风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培育党的新作风,首先要强化创新意识,坚持继承优良传统和作风与培育新作风的统一,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统一,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的统一。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从“区域边缘”到“东向前沿”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到徼州，看古牌坊去”。小平同志说的“擞州”。就是中国古代徼州府治所在地、中国牌坊第一县歙县。歙县很古老，也很显贵。公元前221年，泰始皇统一中国时设置歙县，隋唐以降。歙县一直是徼州大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歙县198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2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步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名城歙县科学统筹，和谐发展,2006年在综合“十强县”评比中，住列全省61个县（市）第十五位。是安徽最具经济活力和开发潜力的区域之一。     

后现代之“后”——后现代概念的意义探索

后现代概念常被在多种意义上使用,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对后现代之“后”的把握有助于从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确认后现代概念。“后”已经不是一种时间序列概念,而有更多的含义。然而对“后”的辨认和解释并不一致。终结、超越、完善和扬弃,对“后”的这四种解释都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的一个侧面的认识。综合起来看,“后”实际上意味着辩证否定。因此后现代是对现代的一种辩证否定。     

“剧场隐喻”中“旁观者”视角的重建——马克思的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辩证法生成之关键

“剧场隐喻”中直接出现的是“剧作者”和“剧中人”,也隐含着“旁观者”视角,故这一隐喻中的三重视角及其间的关系可用来考察马克思辩证法与康德、黑格尔辩证法之异同及其超越之处.马克思一方面超越了黑格尔的无限主体,立足于人的有限性阐明了“剧中人”如何亦是“剧作者”;另一方面则借助黑格尔能动性辩证法重构了康德哲学的有限的“旁观者”视角,实现了“旁观者”与作为“行动者”的“剧作者”及“剧中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有效改造世界何以可能之问题.从“旁观者”视角的重建所理解的马克思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辩证法,对于正在急切进行中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有着重大的典范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