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要素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人口集聚为城镇化提供重要动力,而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人口要素与城镇化进程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深度融合,形成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系统。本文构建关联协调度模型分析近15年来我国人口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状况。结果显示,我国的人口集聚水平和城镇化进程由不协调逐步转向协调发展,即初期在传统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水平落后于城镇化水平,而在后期的新型城镇化阶段,人口集聚开始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改善人口城乡结构、人口教育结构、人口就业结构和人口收入结构可以有效缓解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隐患,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集聚与城镇化继续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探究

后疫情时代研究城市化发展中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对秉承“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构建安全韧性城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建立包含人力资本与环境压力两条作用路径的分析框架,试图对人口集聚是否会提升城市韧性水平做出解答和机制验证。结果表明：（1）人口集聚程度对城市韧性有提升作用;人口集聚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的中介效应对城市韧性产生作用;（2）在门限回归中,环境压力具有单一门槛作用,人力资本具有双重门槛作用,越过门槛前后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化;（3）异质性分析中,划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城市时,城市韧性水平处于不同分位数时,区域间人口集聚与人力资本、人口集聚与环境压力两相组合划分时,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方向与大小均存在差异。最后从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这两条影响路径切入,聚焦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影响的实证分析提出几点政策启示。     

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合理集聚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向空间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度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京津冀高学历人口呈向心集聚特征,沿点轴演化模式演变。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北京与天津不仅具有虹吸效应吸纳河北省高学历人口,同时也具有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相邻地区提高人口集聚力。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呈现高高和低低连片分布,人口增长极和人口洼地并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博弈下,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河北省为外围的高学历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其中,高端医疗设施、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发挥向心力作用,吸引高学历人口向北京与天津两大中心集聚。地理距离与高额的城市消费发挥离心力作用,推动高学历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优化配置。只有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向河北腹地转移,优化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加速交通网络建设,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     

中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人口流动限制的放松和户籍制度改革,大规模的人口跨地区流动成为常态,其总体趋势表现为人口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促进人口合理流动一直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但问题是如何判断人口流动是否合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口流动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本文以2000-2015年中国省级数据为样本,利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选取高技能人口比例等指标为门限变量,发现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当高技能人口比例超过7.24%时,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将增加8%。反映区域发展条件的其他门限变量估计结果同样显示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存在着门限影响,当人口抚养比、城镇化水平、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信息化水平超过门限值后,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实证检验获得了相同的研究结论,高技能人口比例的门限值提高到10.57%,反映了第二产业对高技能人口的更大需求。总体看来,我国区域人口集聚水平与区域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强相互促进影响。     

基于PVAR模型的东北地区城市化、工业化与人口集聚分析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东北人口流动和空间分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东北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发展特点,利用1987-2015年的相关城市数据,运用PVAR模型,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研究工业化、城市化和东北人口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个中心城市的影响力,有利于全省人口向四个中心城市集聚。以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倾向为特征的东北工业化发展不利于人口的集聚,另外市场化进程缓慢和指令性经济的影响弱化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影响较弱且持续时间不长。在进一步讨论中,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与PVAR模型一致。目前在东北人口流失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应该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和资源集聚优势,合理安排产业比例,完善产业布局,确定好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关系,促使工业化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此外,还要减少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实现两者的互动协调发展,以便更好发挥人口集聚优势,带动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     

基于人口集聚的东北地区城市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命脉,东北地区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关乎东北振兴战略的成效。本文在对一系列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获得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通过路径分析进一步探索人口集聚对城市竞争力影响的作用机理。建立城市竞争力的综合评价体系并通过反映东北地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的截面数据,使用因子分析法直观展现东北地区城市竞争力水平,评价结果显示辽宁省的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的长春市以及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为东北地区综合竞争实力最高的城市,同时各省份城市竞争力也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对城市竞争力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本文对人口集聚以及其他因素与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关系进行了路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于城市竞争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影响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用施加,以人口规模施加的直接效用和公共财政收入施加的间接效用为主,而人口密度虽然也会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正向的综合效用,但是其效用水平低于其他影响因素。东北地区应进行统筹规划以避免区位和资源禀赋差异造成的城市之间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还应提高人口集聚水平,推动城市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人口分布、增长极与世界级城市群孵化——基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较

基于城市群理论的演变过程,文章从空间视角出发,利用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城市群人口发展的协调问题,讨论了典型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路径对新兴城市群孵化的借鉴价值.在明确区分城市群“核心区域”和“核心城区”概念的基础上,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等方法,对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规模、分布、结构以及产业空间协作状况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典型世界级城市群的孵化过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核心城区人口占比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人口空间分布存在由单核向多极转变的趋势;人口空间结构兼具聚集和分散的双重特性;核心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城市群的空间协作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     

中国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的空间一致性研究

人口流动的一个典型化事实是绝大多数微观个体向特定地区流动导致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即发生人口集聚现象,同时这些特定地区的经济集聚特征明显,人口集聚和经济集聚形成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本文以2000年至2015年我国省级常住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为样本,根据空间四分位图和莫兰指数识别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空间特征,分析人口和经济集聚地区的同一性情况;利用不均衡指数测算我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的协调性。研究发现我国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一直呈集聚状态,经济指标的莫兰指数数值更大,经济集聚的程度要高于人口集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19个省份的空间相依类型相同,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省份相互临近,各省份人口和经济比重的匹配度非常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匹配度在持续地优化提升,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一致性。应通过弱化户籍制度、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重视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促进人口和经济集聚,提高人口经济集聚协调性。     

中国小城镇人口集聚能力的省际比较分析CSSCI

人口集聚现象背后有着多重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基于对人口普查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观察分析,本文构建了评价区域人口集聚能力的指标体系,继而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国27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小城镇人口集聚能力的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小城镇人口集聚能力的强弱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根据人口集聚的特征和能力,27个省区可以划分为5个类别;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人口集聚能力最强,黑龙江、吉林、青海、甘肃、内蒙古人口集聚能力最弱。     

人口集聚与西藏教育的发展——西藏教育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教育发展滞后,尤其是基础教育的严重滞后是制约西藏自治区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教育投入-产出效率低是西藏教育发展滞后的主要因素。为此提出的对策是,其一,确立“以人为本”的西藏改革和发展战略,加大以基础教育投入,特别是乡村义务教育投资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其二,通过超常规的人口城镇化实现的人口集聚以获取教育性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