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文化动因与影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外交理念。其中,信任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文化因素在信任的形成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首先,基于文化的共同价值观所形成的信任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不同文化间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不仅需要文化上的认同,也需要彼此尊重文化差异。文化上的相似性有利于促进信任的形成;同时,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有利于信任关系的形成,进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通过构建信任关系来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国家和人民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受两国文化中关于信任的理解方式以及国家内部信任程度高低的影响,各国的国际信任水平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不同文化间人民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加深文化间的了解,减少误判,从而增进互信,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海合作组织的文化合作探析

文化本身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吸引力,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在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文化交流在外交中的运用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某些文化强势的国家,通过其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向别的国家推广其价值观、世界观甚至政治制度,以达到控制他国的目的;另一种是各国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沟通、影响、学习和促进,增进各国人民彼此的了解、理解,培养国家间的共识和互信。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差异,中国积极主张推动文化交流以增进彼此了解,加深互信,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凝结起牢固的文化纽带。在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和总理会晤的相关倡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文化部长会晤的推动下,成员国间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了成员国间的互信,也提升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个21世纪建立的第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的影响力。     

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国家关系的伙伴化趋势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一大特点,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双方应采取更加理性而务实的态度,增进彼此信任,加强相互沟通,开展务实合作,达到在国家安全上“共活”,在经济交流上“共赢”,在双边相关资源上“共享”,使双边关系朝着实效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美国例外论视域下的美国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通过文化交流传播以促进彼此间相互了解,塑造自身良好国家形象,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外交形式,同时文化外交也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美国是世界上在文化外交方面影响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政府进行文化外交的过程深受“美国例外论”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美国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忽视文化的特点、违背文化传播的规...     

从周边看中国——韩国《东亚史》教科书中的当代中国形象

在中国周边国家中,韩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透过韩国历史教科书反观中国是我们认识自身的一条有意义的途径.因为历史教科书是一个社会的支配性话语系统,更是一国对他国主流认知的反映.韩国历史教科书,特别是《高中东亚史》将当代中国描述成一个内战导致分裂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缺乏政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歪曲历史的国家、外交上咄咄逼人的国家,也是韩国日益依赖但难以信任的邻居.韩国历史教科书涉华叙述存在选材有失客观、侧重刻画负面形象等诸多问题,这不利于韩国青少年正确理解中国.中国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韩国历史教科书,探索通过中韩人文交流机制、公共外交等方式,推动改善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巩固中韩人文纽带.     

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兴起的必然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际竞争中备受关注的“软实力”。在对外交往中,文化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扩大合作的重要纽带。可以说,文化外交是继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等传统外交之后的重要外交形式。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目     

中韩文化产品进入对方文化市场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分析——基于文化传统与现代性差异的视角

中韩两国地缘上的相邻性、文化上的相近性,使得两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本文基于文化传统与现代性差异的视角对此作深入分析,认为中韩两国文化产品在进入对方文化市场的过程中,既因传统文化背景、历史变迁进程、情感认知结构、民族审美观念以及现代性方面存在相互认同而带来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因在传统文化发展、国家意识形态、排他性民族主义、现代化进程等方面的差异而造成许多不利因素。因此,双方必须在继承共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强文化产业上的相互合作与交流,以应对时代的挑战,促进两国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     

新世纪的美日同盟与中国外交

美日两国在世纪之交加强了军事同盟关系 ,尤其在“9·11”事件后 ,日本参众议院通过的反恐怖法案扩大了在战争期间自卫队支援美军军事行动的活动范围 ,这给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既带来了挑战 ,又带来了机遇。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与美日两国的经济交流、民间交流 ,另一方面也要加快西部大开发 ,这样不仅可以扩展西部的战略活动空间 ,还可以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全方位格局。本文从分析跨世纪美日同盟关系的特点入手 ,认为 2 1世纪我国的外交仍应以“伙伴外交”、周边外交为重点 ,同时注意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留美幼童与近代中国外交

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的群体。在近代＂弱肉强食＂的国际舞台上,留美幼童坚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有力地捍卫了国家民族利益,其表现为：第一,反对分裂势力,维护领土完整;第二,开展外交斗争,维护华人利益;第三,索回庚子赔款,推动科教发展;第四,加强中美交流,增进两国友谊。     

“巧实力”理念对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启示

奥巴马政府对"巧实力"外交的成功运用,重塑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形象。"巧实力"理念下的"巧实力"外交作为国家间互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对现阶段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启示性作用。因此,中国、印度两国之间应通过合理利用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开展多样性的人文交流等形式、规范媒体的传播报道,增强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实现两国的合作共赢,扩大两国的国际影响力。     

网络民族主义对中韩公共外交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中韩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随着彼此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误会与摩擦时有发生,这对双边关系的和谐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特别是随着两国互联网人口的急剧增加,作为网络外交的衍生品——网络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对中韩两国公共外交关系的影响不可小觑.因此,两国政府应该在构建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战略方面积极投入,在完善公共外交的统筹协调、危机应对和新闻发布机制、拓展公共外交渠道、规范媒体、网络言论管理、重视“中国通和韩国通”等人脉资源、强化“人文纽带”等方面加以助力,打开中韩公共外交的新局面.     

从外交部解密档案看建交初期(1949～1953)的中缅关系

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建交初期两国关系较为冷淡.政治上,彼此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中国认为缅甸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走卒,缅甸担心新中国威胁其独立和国家安全.经济关系与文化往来上,双方也十分疏远.这种状况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两国外交政策及对彼此的认识所影响.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公共外交中的音乐媒介作用

公共外交,又称人民外交,是通过民间交往的形式开展工作,将国家间关系由非官方上升到官方层面,有力地推动了外交关系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公共外交开展的因素有多种,主要有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民间经济贸易往来、人员交流与技术对接、文化艺术活动的对外传播等多个方面.音乐作为艺术表达的重要方式,在国际交流中不仅传播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中国文化,而且加深了中国与其他国家文明的了解与传承,加速了公共外交的开展,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     

中国文化外交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源远流长,文化交往在给人类留下痛彻记忆的同时,也给人类以美好的回味。文化交流伴随着历史演进的轨迹一路走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升到文化外交或文化外交战略的高度。随着中国国际交往进程的加深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步推进,中国也积极开展文化外交,以有效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文化外交的顺利推进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然而最为艰难的工作却是文化外交的可持续发展,因为中国文化外交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热情、耐力,更需要理性,奠定在理性分析基础上的中国文化外交才会可持续发展。作者认为中国文化外交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国家软实力的全面构建、与对象国文化的有效衔接、对传入文化的科学整合、提升文化外交内容鲜活的生命力和培养文化外交自身的生存能力。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简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依存在一起,各国人民之间的互动日趋频繁和深入,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在增进不同种族、文化、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改善和提升一国的国际形象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世界正在进入公共外交时代。公共外交时代呼唤大量具备国际视野擅长沟通与对话,通晓世界经济、政治与多元文化基本形态的新型专门人才。为适应这一形势要求,扎实推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重大意义及实践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着眼于全球发展和人类发展，在关照“两个大局”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的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全面继承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升华了中国始终坚持的和平外交理念。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核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解决人类发展的共同难题，推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建和平发展的新型国家关系。新时代需要通过培育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增强共同利益意识，完善和健全话语传播体系等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日本推进“政治大国”战略中“软权力”运用论析

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所确定的国家战略目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灵活运用“软权力”,以推进“政治大国”战略。通过增进共同价值观,扩大文化吸引力,打造“地球贡献国家”等外交手段,日本拓展了国际政治空间,提升了国际地位,扩大了国际事务发言权,改善了国际形象,为走向政治大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文化传播视角下中国公共外交的机遇和策略

本文通过分析文化传播因素在公共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党和国家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视为当前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以下机遇:第一,有利于培养国内民众正确的价值观取向、民族认同感和健康的民族心态,为开展公共外交打下良好的国内民意基础;第二,有利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为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更多具有吸引力的文化产品;第三,有利于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现代传播体系,为开展公共外交赢得更多的话语权。面对当前的机遇,中国可以从制定明确的中长期规划和阶段性目标、整合公共外交各主体的优势以及加强文化传播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推动公共外交向可持续发展迈进。     

同为大国的日本与中国如何相处--简析21世纪前期中日关系走向

中日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在两国关系处于“外交冷淡”的今天,需要明确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以及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日两国“永不再战”、和平共处;互利互惠、共图繁荣;确保亚太和平与稳定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是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是两国合作的战略基础。而大国志向诱发的战略猜疑、安全战略调整引发的战略警觉、国民中不信任情绪的扩散则可能导致冲突。如何把握和扩大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增信释疑、求同存异,以长远的、发展的眼光化解两国间可能的冲突,是保障两国关系取得积极平稳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