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电影的信息传递方式

解决并真正实现人类学电影在学术规范下的“电影化”表达 ,而不是概念式的“论文化”表达 ,已成为今天影视人类学发展 ,尤其是影视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急待解决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影视人类学与“书面人类学”的简单比较 ,讨论影视人类学自己的视听表述语言、人类学电影特有的信息传递方式。     

欧美人类学电影发展史论

发端于十九世纪末的人类学电影肇始于“文化救险”和保护文化“活化石”的目的,后来同应用人类学一起,服务于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为人类学和比较文化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学电影滥觞于法国,后流行于欧洲,在美国最后成熟并获极大发展。人类学电影不仅是学术电影,而且影响到了艺术影片,商业影片甚至故事影片的内容与风格。不论对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和电影理论的发展,它都有着无可比拟的推动力和影响。     

审美人类学视野中侗族“哆耶舞”的文化解读

“哆耶舞”是侗族人最喜爱的一种自娱性的集体式舞蹈,具有宗教文化与农耕文化特征,显示了侗族文化的神秘性与娱乐性。侗族“哆耶舞”在形态、结构、音乐、表演及生态生成等方面的原始性与不成熟性,为侗族民间艺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哆耶舞”中所表现出的祭祀性、封闭性、群众性、传承性、变异性等文化特征,体现了丰富的侗族人文精神,蕴含着侗族人朴素的审美追求。生态与民俗的结合、审美与环境的结合、文化与自然的结合,构成了侗族“哆耶舞”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成果,其发展过程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即“女性形象”批评、“女性中心”批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多元文化身份”批评。在文化多元的当今时代,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在尊重差异与个性的基础上走向融合,不断完善其独具特色的理论,丰富文学批评的视域。     

企业·人·文化──略论企业文化及其与企业“人”的关系

企业文化，是８０年代以来，源于美国，根在日本，进而影响整个世界的新理论，是一种文化和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企业经营管理长期实践和发展的产物。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是与“人”相联系的。因此，研究企业文化，必须注重人的研究。本文试图在研究企业文化的同时，初步探讨企业文化与作为企业文化主体的“人”的关系。     

格萨尔文化体系论要

文章从文化人类学的广义文化视觉出发,根据实地考察和在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格萨尔》文本和吟游说唱艺人的说唱这个文化主体;“格学”研究;《格萨尔》艺术;与《格萨尔》有关的民间故事、遗迹、遗物;与《格萨尔》有关的民间民俗活动等五个方面,概括了格萨尔文化系统的基本面貌。     

文化翻译与文化“传真”

本文阐述了文化、语言、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论证了文化翻译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文化翻译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即对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进行研究,探索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文化“传真”意指文化翻译的基本准则,即要求译语从文化义的角度准确地再现原语文化所要传达的意义、形式及风格。翻译中“文化传真”度的把握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闻一多和《九歌》研究

闻一多的《九歌》研究 ,将传统“小学”考据方法与西方文化人类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认为《九歌》作为文化典籍在其流变中经历了由“神话”到“经典”、由“宗教”到“艺术”的发展 ,这是一个从以娱神为目的的巫术礼仪 ,到礼乐教化的歌舞仪式 ,从“祭坛”到“舞台” ,从“祭仪”到“戏曲”的文化史演变过程。由闻一多《九歌》研究开辟出来的人文关怀视野和舞台美学的感悟和领会之途 ,在《九歌》和《楚辞》研究史上功不可没     

“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阐释--文化哲学的视角

物与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对“物”的认识论阐释理路不同,中国哲学思想对“物”的诠释则主要立足于生存论视域。“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问题的实质不是“物”或“物质”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即文化哲学问题。无论我们对“财富”“利益”等“物”观念乃至“物质文化”作何不屑状,“利益差序格局”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的主要特征,必须正视之、研究之。     

误读与成因：大众认知中东北文化的“土”与“俗”

“土”与“俗”是东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生长点所在,其根植于东北劳动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亦反映了东北文化内在的发展逻辑,是由东北人民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通过生活实践所淬炼而成,具有丰富的内涵、显著的区域特色和现代化特质。但当前大众对东北文化的“土”与“俗”的认知更多是基于一种直观判断而做出的消极解读,这其中反映了东北文化自身发展的困境和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当前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取向及其所隐蕴着的文化心理。因此,正确认识东北文化本质特征,不仅关系到东北文化的发展未来,也关系到我们在多元文化潮流中如何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关键问题。本文从地缘、历史、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东北文化的“土”与“俗”做出本质性的界定,又从东北文化自身的发展、大众的审美心理和当代的文化焦虑等几个维度探寻其被误读的原因,并在区域文化的自信与自醒中,结合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试着探寻东北文化的振兴之路。     

精神契合与文化认同——论新城“二王”与眉山“二苏”

王士禄与王士禛兄弟弱冠以甲科登第,并称"二王",由于家世、经历及文学才华而被时人比作眉山"二苏"。在清初特殊的家族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下,"二王"自觉追仿"二苏",表现在"磨勘之狱"与"二苏"精神上的契合,和蜀冈禅智寺唱和中文化上的认同。"二王"因此度过仕途的困厄,得到江南文人的认可与推重。     

基于“我者”“他者”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发展策略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嵌入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历史文化空间与现代城市空间、社会文化变迁之间构成了深层的交互关系。以武汉市五大历史文化街区之一的昙华林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综合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化遗产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问卷分析的方法,基于作为“我者”的居民、经营者与作为“他者”的访问、观光、游学等活动人群的视角,深层次地探析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工作的现状与困境。研究表明: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正在面临开发及宣传力度不足、市场秩序混乱、相关部分监管不力、建筑和空间已经无法承载当今城市生活等困境;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对地方文化认同有激活效应;通过提高协同发展能力,满足“他者”的认知需求;着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我者”的生活需求;巩固文化核心地位,统筹“我者”“他者”利益,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发展。     

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与路径

在文化产业逐步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重要推手的背景下,陕西文化产业在推动消费方式转变和引领消费结构升级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对陕西文化产业在加快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等方面的作用及其发展机遇进行分析论证。将数字创意产业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互联网+”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变革、科技与文化融合形成的创新驱动力、“文化+”的跨界融合等都为陕西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陕西文化产业要实现突破式发展需从转变观念获得追赶超越的新模式,从产业转型面临的新理念获得发展新思路,从文化科技创新驱动的新动能获得发展新趋势,从“文化+”“互联网+”新业态获得发展新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是:围绕“文化+”发展新型业态,促进文化旅游产业、文化科技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文化和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推动陕西文化产业空间布局优化调整;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构建基于互联网能力开放的应用聚合及业务的科技文化创新体系;优化文化产业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投融资平台,加强产业融合系统布局和顶层设计,发展民营文化企业;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工程,建立文化产业人才研究与引进机制,扶持本地创业团队和文化创意产品。     

《红岩》中称谓的意义

《红岩》中的称谓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和保护性“策略”,业缘关系的“同志”称谓具有支配地位,血缘关系称谓则被严重边缘化;这种称谓结构实质上也是新时期语境下的重建。对其称谓进行人类学和社会学解读,可以反映出该作品的时代、社会特征及其被“建构”的意义。     

浙东地区“唱新闻”的由来与流传考略

“唱新闻”是一种源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民间口头新闻传播形式,出现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地区,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一种说唱艺术并盛行于象山等浙东地区。浙东“唱新闻”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邸报之兴盛及浙东繁荣的新闻传播活动为“唱新闻”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唱新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丰富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与同源俗文化曲艺形式的民歌和“画新闻”比较而言,“唱新闻”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底蕴深厚、口口相传的传播优势,但在流传过程中也体现出其代表作品少、新闻传播功能减弱等不足之处。近年来,“唱新闻”说唱艺术逐渐向“宁波甬剧”“小热昏”等形式发展演变,同时创新地融合不同剧种和乐器,不断满足新时代民众曲艺欣赏的审美需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保护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风景:花木与建筑简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描写“南洋”风景的篇章,其中以“南洋”花木描写与“南洋”建筑描写卓为突出。诗人杜运燮的《热带三友》笔致动人地写述了“南洋”椰、蕉、木棉的尤异姿态和精神内涵。“南洋”的佛塔寺可谓“南洋”文化“超机体”的一个泛例隐喻,而新加坡的“鱼尾狮”则是“南洋”文化记忆库里最微缩典型的一个特案象征,两者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代表性视界具体而微地诠证了“南洋”建筑风景全部文化归属性的“情感结构”。     

《老子》“道经”首篇阐释

“道经”首篇是《老子》全书之总纲,当从“以老证老”、考虑语境、整体把握这三原则出发来考察,方能正确地阐释本章之旨。其中“道”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形而上的“非常之道”,而“无”和“有”则是老子分别对远古蛮荒与近古物质两个时代的称呼。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文化自信教育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的文化自信教育是推进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的重要切入点。文化自信与“纲要”课教学有其内在关联性,文化自信是“纲要”课教学的重要目的,而中国近现代史是文化自信教育的重要载体。“纲要”课中加强文化自信教育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使大学生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在教学中,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体认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这不仅有助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而且有利于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     

社会共生研究的当代性

针对社会共生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利用文献分析法,对“共”“和”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共生思想的文化因子进行解析。研究认为,中国共生性的“和文化”是包括个人的共生和国家的共生,人类面对的即是一个命运相连的共生社会;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不断优化共生关系的空间,这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处理国际关系中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活法”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首倡者应为北宋胡宿,其以“活法”来倡诗作之新变;苏轼对“活法”的推进至关重要,提出“信道法智”“道凝而法活”,反对“死法”,将“活法”作为“道”及万物人生之本性而致思,确定了“活法”的基本意涵和生命向度。吕本中认为“活法”是“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并落实到自我生命的维度,张元幹、杨万里等进一步阐发了“活法”之说。宋代理学彰显着生生性、活络性,“活泼泼地”是理学家常探究的话题,儒家之“活”是万物之理、学问之法,亦是文艺之则;禅宗之“活”是“活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参活句”一直是宋代禅僧的话头,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多次论及,这对吕本中、杨万里等“活法”观具有巨大影响,清代朱庭珍、石涛等人直接将“活法”阐发为“至法”“无法之法”。中国古代之“活法”观凝结着宇宙万物之生命的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