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蜈蚣博弈”悖论：“灰数规整”顺推归纳法研究

动态博弈分析的中心内容是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分析,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分析的核心方法是逆推归纳法^[1,2]。长期以来,逆推归纳法悖论与现实严重不符的现象困扰着学术界。本文揭示了逆推归纳悖论产生的根源:首先是其所犯的微观逻辑推理对整体宏观逻辑观忽略的错误;或者说只重视眼前(近期)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其次是经典的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的结构形式无法满足人们对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考虑与均衡分析。本文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基于未来博弈引导值的动态博弈模型的结构形式;设计了多阶段动态博弈的逆推"灰数规整"算法;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的"终止"和"引导"纳什均衡解的概念体系,并提供了方便有效的均衡分析方法;从而较好地破解了"蜈蚣博弈"的悖论。     

基于博弈模型的“公司+农户”模式契约稳定性及模式优化

为探索解决"公司+农户"模式违约问题的优化模式和对策,通过静态博弈模型揭示了"公司+农户"模式违约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市场风险的存在,并得出了稳定的"公司+农户"模式的价格波动区间;契约稳定性模型揭示了"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交易费用的降低、约束机制的加强和信誉机制的建立都有利于"公司+农户"经营模式的稳定和发展。引入期货、期货期权对"公司+农户"模式进行优化,通过博弈模型分析得出:"公司+农户+期货"优化模式能解决公司的违约问题,但没能解决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和违约问题;"公司+农户+期货期权"优化模式从根本上扼制了农户的违约行为,规避了公司远期合约的市场风险,稳定了公司未来的得益和农产品货源,也解决了公司的风险和违约问题。     

消费者“搭便车”行为影响下的双渠道供应链定价和促销策略研究

在制造商主导的二层双渠道供应链背景下,考察由于实体店促销努力而新进入市场消费者的“搭便车”行为,刻画供应链定价和促销策略发生的变化,并设计一个制造商分担实体店促销努力成本的协调机制来改善供应链运作效率。研究发现：（1）促销成本分担机制的介入将同时提高实体店零售价格和网店直销价格,但无论是否存在促销成本分担机制,网店直销价格均显著低于实体店零售价格;（2）新进入市场消费者的“搭便车”行为将会显著降低实体店促销努力水平和供应链整体利润水平;（3）促销成本分担机制可以实现制造商和实体店双方利润水平的Pareto改进。最后用数值仿真验证了促销成本分担机制作为供应链协调机制的可行性。     

基于动态博弈的闭环供应链回收质量控制研究

本文采用三阶段的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了在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销售商构成的分散式闭环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的制造商如何制定质量处罚比例和质量抽检比例,从而对销售商回收的废旧产品数量和质量实施引导和控制。本文建立了相应的模型并给出了最优解,并通过算例讨论了不同的废旧产品缺陷率和监督成本对双方决策的影响。     

基于核心制造规范的外包决策模型及实证研究

本文将制造规范概念引入外包决策,从考虑企业长期绩效和长期竞争力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以制造规范核心度和流失度为控制变量的二维外包决策模型。决策模型将外包环境分为九种类型,涵盖了从内部制造、各种形式的外包,到简单采购等所有"买或做"的决策,尤其是对介于自制与简单采购之间灰色地带的外包,给出了考虑提供制造规范主体和供应商类型的不同类型合作和联盟治理结构策略。对四个不同类型的企业典型产品近1000个零件的外包决策进行了统计分析,实证了模型的有效性。模型对现实世界观察到的制造企业由于没有按照其中规律行事而导致失败的原因做出了合理而明确解释。     

制造型企业成本控制策略探析

制造型企业成本控制水平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企业竞争力影响较大。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发展,制造型企业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发展压力,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必须强化成本控制,促进企业实现预期目标。本文介绍了制造型企业成本控制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措施。     

IT外包的控制机制研究

通过对IT外包不同类型控制机制的分析,指出IT外包的控制机制是价格控制、权力控制和信任控制的结合,但是对应于不同的外包类型,控制机制各有侧重,即市场型外包、伙伴型外包、内包的控制机制分别基于价格控制、信任控制和权力控制.     

浅谈中小制造企业供应商质量控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中小型企业只有越来越重视供应商质量管理,通过量体裁衣,找到企业自身供应商质量管理的突围之路,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本文主要从质量开展的角度就企业如何对供应商质量控制的原则、供应商质量控制的要素、供应商质量控制过程进行探讨。     

基于条形码技术的制造型企业生产信息化建设研究

制造型企业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进行企业生产信息化的过程中往往具有较高的要求。因此,本文将拥有信息收集快速、准确率高、信息量大等优点的条形码技术引入制造型企业的生产信息化建设中,不仅满足了制造型企业灵活多变的信息需求,更进一步地扩展了信息系统的功能外延。同时结合企业的实践经验,着重阐释条形码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的业务流程设计、软件结构和硬件布局等应用问题。最后,对制造型企业在生产信息化过程中应用条形码技术时遇到的来自企业和行业的问题进行总结。     

基于服务化的制造企业与服务提供商的演化博弈分析

制造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是其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之一。而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受自身资源约束,往往需要服务提供商的配合。本文在构建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的收益函数基础上,建立两方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探究制造企业与服务提供商合作实施服务化策略的规律,并运用MATLAB仿真,深入研究相关因素对制造企业与服务提供商合作实施服务化策略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制造企业对服务提供商所提供服务的依赖度、服务化制造企业与未服务化制造企业间的差异化竞争度、双方合作前后的收益和成本、合作不成功造成的损失、收益的分配等因素是合作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差异化竞争度比服务依赖度对合作意愿的影响作用更强烈、与收益相比博弈主体对成本的变化更敏感、服务提供商更易动摇合作的意愿、存在最优的收益分配系数使制造企业与服务提供商采取合作策略的意愿最强。     

三级装备制造业供应链质量管理行为研究

作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供应链环境下装备制造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重点考虑产品质量对供应链收益的影响,运用微分对策理论研究由单一制造商、单一部件供应商和单一零件供应商构成的三级装备制造业供应链质量管理行为的协调问题。通过对比Nash非合作博弈和Stackelberg主从博弈两种分散式决策模式及集中式决策模式下协同合作博弈的均衡结果,得到相关结论,并利用算例进行验证。研究表明,①分散式决策下,制造商的质量管理行为相同,但相比于Nash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主从博弈能够改善部件供应商和零件供应商的质量管理行为,提升供应链成员的收益水平;②集中式决策下,供应链成员的质量管理行为达到最优,系统整体收益实现最大。研究结论为装备制造业供应链成员间质量管理战略联盟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不完全外包及其动因——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

基于中国情境,运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广州、深圳城市基层政府的环卫服务外包为样本,研究了中国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动因。中国城市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动因同时来自内部与外部,受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政治压力强化是中国城市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的不完全外包现象的动因。同时,采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进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研究也具有方法论的创新。     

考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的公共健康两方博弈演化模型研究

公众参与环境行为是深化生态文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化石能源消费排放引发的公共健康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将“公众参与”作为博弈模型的主要策略参数,“政府”与企业设为公共健康影响主要主体。运用演化博弈构建了公共健康影响主体交互机制博弈模型,基于复制动态方程原理与问卷调查数值仿真方法,详尽分析了公共健康主体各相关要素交互演化路径的变化快慢。研究结果表明：模型有{监管,不转型},{监管,转型}两个演化稳定策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程度以及公众自身健康关心度对企业能源转型和政府监管演化路径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与“政府”和企业自身特征相关;公共健康损失赔偿大小是政府监管与企业实行能源转型的重要因素;政府监管知识掌握程度、能源政策执行力、企业能源转型成本大小及额外收益极大影响公共健康主体演化路径;学习型“政府”的监管更能有效加快企业能源转型。同时发现,只有各主体参数共同改变,其中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群体达90%以上时,公共健康损失才会显著下降;单一主体不能有效作用于公共健康水平;目前,{政府不监管,实行能源转型}这一最理想演化博弈策略在我国国情下还未出现。本文为激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助推企业能源转型与提升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两种策略的四级供应链质量控制优化研究

考虑到供应链实际构成与四级供应链质量控制研究不足,本文运用stackblerg博弈分析模型,研究了由供应商、制造商、经销商与消费者组成的四级供应链产品质量控制问题。在考虑需求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分析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延期支付和货款首付比例两种策略对供应链产品质量控制水平的影响,通过运用最优化原理求解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最优质量控制水平并对结果进行仿真模拟,结果显示：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非质量协调策略对供应链产品质量有间接协调作用;制造商提高经销商货款首付比例或缩短余款延期支付时间,不仅有助于提高自身产品加工质量控制水平,更有助于供应商原材料质量水平提高,制造商在运用两种策略时,必须同时考虑产品价格引致的消费者需求量的变化和质量控制对其他主体收益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