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引力格局划分

对“一带一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国家经济联系的研究是推进沿线国家合作相通的基础,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一带一路”的空间可达性,进而引入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度,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中国地区主要节点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通道”型空间特征;西安是“一带一路”起点地区的质心城市,承担了中国境内大部分区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国家及地区的联系,沈阳是东北地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区域特征明显,具有强经济联系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较强经济联系的国家基本为中亚区域国家,主要是蒙古、哈萨克斯坦、波兰等,欧洲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根据经济联系强度,将“一带一路”经济带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纽带,推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合作,三大区域应该加强优势互补与贸易相通,打造城市群与重要节点城市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一带一路”的区域发展协同——宁波及宁波帮的功能使命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时期国家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共同打造一个互信互利、合作共融的命运共同体。宁波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宁波帮作为活跃在中国商界的最大商帮之一,两者的关系是始终相辅相成的,两者在新世纪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都占据着重要作用。当前应以历史的眼光深入探索研究宁波及宁波帮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地位、当下功能、未来使命,使其在21世纪“一带一路”建设中争做桥头堡。     

要素密集度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254种产品贸易的证据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联系的加强,除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等因素外,文化距离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变量。孔子学院和华人网络构成的社会网络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两国的文化距离,减轻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抑制作用。构建以文化距离为核心解释变量,社会网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的贸易数据,探讨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政策调整提出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 规模测算及影响机制研究

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是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呈现规模大、差异大和种类多等特点;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政局稳定性等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地理距离和资源禀赋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显著为负。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一方面要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要科学识别与防范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和“资源诅咒”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基于BP神经网络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正在不断深化，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也在不断增强。但中国在政治制度、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相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间社会风险敞口也不同。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中的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的BP神经网络，相对准确地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风险水平。通过对数据相对完整的50个沿线国家2010—2017年的风险数据进行评估后发现：在进行测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社会风险属于偏高风险等级，占比为46.0%；仅有东欧地区部分国家以及东亚、东南亚及大洋洲区域内的少数国家的社会风险属于低风险等级；即使处于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国家的社会风险等级也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     

共生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高度一致的能源共生关系,共生理论对于构建“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共生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当前面临重大挑战：美国是构建“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外部阻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地缘政治博弈是其首要内部阻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是制约其发展的基本因素。现在,调整中美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打造合作共赢的共生环境,提高能源地缘政治博弈风险应对能力、创建多元互助的共生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完善力度、建立协调联动的共生单元,成为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构建、保障能源合作安全、应对能源合作挑战的必然要求。     

“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与评价

系统构建投资便利化测评体系,采用《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相关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10-2015年包括“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评比较。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受金融服务的影响最大,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状况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最小;“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明显,非平衡性特征突出,总体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加强政策沟通,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健全金融服务体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发展出版贸易是中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中国出版业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文化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且该正向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沿线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版物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低等收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文化背景相似国家的贸易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与潜力预测

选取2006—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互联互通视角,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测算并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及主要影响因素,预测出口潜力及拓展空间。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的经济规模、伙伴国的人口规模以及使用共同语言均对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的人口规模、两国的地理距离均对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效能、自贸协定、班轮运输连通性、铁路货物运输量、贸易自由度、进口清关时间、货币与金融自由度均对贸易效率具有促进作用,文化差异和政体水平差异均对贸易效率具有阻碍作用。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潜力较大,未来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 提升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作用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1995~2015年“一带一路”71个沿线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效率和总贸易效率,重点探究了“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沿线国家（地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能够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及促进地区间交流,进而提升自身的出口效率和地区间的进出口效率,其中港口建设项目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据此,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的时代契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发展、挑战与建议

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深入发展,取得显著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支持,开拓出一条贯通沿线国家、区域共同繁荣的共赢之路。本文首先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三阶段,其次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指出“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顶层设计,并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外交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体现。接着概括了“一带一路”的主要成就与挑战。成就涵盖政治、经济、人文、生态等多个领域。挑战主要来自美西方国家、澳印日等国、东道国以及中国自身内部四个方面。最后,扼要分析了新阶段“三大倡议”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并针对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导致沿线国家落入债务陷阱了吗？

[提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显现。但是国际上以“债务陷阱论”为代表的负面评论也伴随而生。针对这一质疑,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根据数据完整可得性和地理标准,在沿线64个国家中选择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归入处理组,65个非沿线国家归入控制组,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验证“债务陷阱论”是否成立。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使中国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显著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导致沿线国家的债务水平显著上升,反而具有一定的降债效应。因此,“债务陷阱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成立。     

油气投资风险评估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实证

基于油气投资风险视角,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地域进行划分,构建油气投资风险评价体系,运用基于奇异值分解的多评价结论集结方法和Theil指数,对200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油气投资风险、影响因素与油气投资风险差异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油气投资风险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油气资源、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成为影响油气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社会环境、基础设施与市场体制对油气投资风险的影响开始减弱,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油气投资风险差异明显增加,并主要以各地区内部的油气投资风险差异为主,地区间的油气投资风险差异影响较小。根据以上实证结果,油气企业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根据影响因素加强对地区油气投资风险变动趋势的研究,识别地区油气投资状况并采取差异化投资战略。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下中国与“一带一路” 国家钢铁产能合作潜力及区位差异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国家全面开放的重大战略,是中国钢铁产业“走出去”的重要机遇。基于57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钢铁产能合作潜力进行估算。研究表明：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钢铁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在钢铁产能合作领域仍然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尚未开拓;中国对沿线国家钢铁产能合作潜力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整体表现为“南低北高”的特征。因此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钢铁产能合作要科学识别合作中的影响因素、合理甄选合作东道国、深挖合作潜力。     

制度距离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研究

本研究基于制度距离理论，引入引力模型，构建由政府、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构成的指标体系，通过贸易总量和进出口模型分析，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指数，并分析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两国政治差异会扩大抑制双边贸易发展；政府制度差别有助于加强两国贸易往来，该正向作用随文化距离增大逐渐被削弱。“潜力巨大型”国家包括伊拉克、科威特和斯洛文尼亚等14个国家，“潜力开拓型”国家包括俄罗斯、波兰和以色列等21个国家，“潜力再造型”国家包括匈牙利、伊朗和阿曼等5个国家。中国与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贸易潜力发展空间，因此应关注“潜力巨大型”国家贸易需求，挖掘两国贸易合作动力。建议应针对国际贸易现状，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亲近度和文化认同感，实现双边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风险与对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利用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开发的出口潜力地图数据库,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规模和结构。研究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出口潜力巨大,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国家和产品结构分布不均衡特征,其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出口潜力最大,出口潜力排名前列国家具有相对集中特征,电子和电气设备是最具出口潜力的产品。研究还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面临着地缘政治、汇率、经营合规、物流和法律等诸多风险,各级政府、贸易促进机构和外贸企业需要在国家和产品层面,精准识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机遇,有效落实出口促进策略,发挥自身竞争优势,积极防范出口风险,维护出口利益。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问题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2013年至今,“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携手共建互利共赢的全球经济体系。但仍有个别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地位和利益,肆意炒作中国借此推行“债务陷阱”,阻碍了倡议的顺利发展。因此,通过选取“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的GDP、货物和服务出口以及外债总额存量等重要指标进行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情况做一个整体研究,对比考察其负债率、债务率及其增长率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变化,并建立计量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外债总额存量以及负债率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增加了沿线国家的外债存量,加重了部分国家的债务负担,部分沿线国家也存在债务问题,但倡议对沿线国家的负债率及其增长率影响都显著为负,减轻了其债务风险,中国并不是造成其债务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没有使其陷入“债务陷阱”,关于“债务陷阱论”的指责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