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气论与中国古代文化

气范畴是我国古代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之一,产生于先秦时期的气论哲学,不仅是我国古代第一次对世界物质统一性的说明,而且也基本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路径和基本模式。中国古代天文学、医学、文学、哲学的发展受气论哲学影响最深、最明显。     

古代希腊与中国神话的异同比较

本文通过对中国和希腊神话产生的环境和典故特点等的比较,认为两者神话的起源都同当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相关;但由于不同地域环境的影响,中希神话则分别带有大河流域和海洋生活的色彩,而且从其典故不同之处的比较中可反映出截然不同的经济生活景象与人生观。     

古代中国与希腊奴隶制文明之异同

中国与希腊是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两大渊源和突出代表。就其差异而言,较为明显而重要者有三：其一,中国以农为本,希腊则农工商并举;其二,中国的青铜文化与希腊的铁文化各领风骚;其三,中国乃礼义之邦,而希腊为法治的国度。而其共通之处,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出现过百家争鸣局面;奴隶主阶级都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在伦理道德、婚姻与幸福等观念上,双方亦存在不少共同点或类似之处     

希腊与中国古代星辰神话的文化比较

古代希腊和中国天文学对星空世界都有“星座”或“星官”的命名 ,希腊“星座”命名完全取材于神话中的人物、动物 ,中国“星官”命名却全来源于人间万物和社会组织。希腊每一个“星座”背后都包含一段美丽曲折的神话故事 ,中国“星官”背后反映的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 ,神话色彩极为淡薄。这种差异反映了两个民族神话起源早晚的差别和文化主流意识之异趣。     

古代中国和希腊幸福观对比研究

古代的中国和希腊对于幸福观有众多相似和相异,从文化的角度对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幸福的含义,幸福的构成以及幸福的实现方式。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幸福论都可以分为理性主义和感性主义两大类;古代中国人和希腊人都从身体、财富和道德三方面来界定幸福。但是,幸福的观念在希腊人是生命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并一直被作为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探讨;而在中国人幸福只是衡量君子德行的工具。对于幸福的构成,中国人注重寿命的延长而希腊人则看重身体的健美。在幸福的实现问题上,中国人倚重个人内求于心,而希腊人倚重社会外求于物。虽然两者都奉行禁欲主义,但其着眼点、目的和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先秦鲁国与希腊雅典教育比较研究

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它们分别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源头。雅典和鲁国又分别是古典时期希腊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代表 ,双方虽然相隔遥远 ,但其文化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创造的 ,无论是哲学、史学 ,还是教育和艺术都达到了一个高峰 ,这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古代中国与印度和希腊逻辑推论比较研究

逻辑学是全人类共同的,逻辑体系则带有时代、民族和个人的特点。分析世界古代三大逻辑,既要关注它们的共同点,但更应认识它们的差异性。文章在分析三大逻辑特征的基础上,论述了古代中国与印度和希腊逻辑推论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对民族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先秦齐国的社会环境与中国古代足球运动

2004年,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齐国故都临淄随之被确认为足球起源地.在古代中国,足球的起因可能是为了锻炼腿部力量,是属于军事上训练的活动.后来通过实践,逐步改进游戏方法,使人们感到踢球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在先秦齐国,都城临淄的人们,就是将踢球、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等都当作娱乐活动的.之所以如此,这与齐国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章从先秦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等方面与古代足球运动的发展作分析研究.     

"综合为治"的法律传统与我国古代社会的和谐

“综合为治”的法律传统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法律中的综合为治包括:人治与法治结合,治官与治民统一,审判与调解并举。其中,人治与法治结合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治官与治民统一促进了家庭内部以及官与民的和谐,审判与调解并举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和谐。     

论现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关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虽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各种观点,但关键在于社会的公认与否。在现代社会,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观念基点是人民主权与法治观念上的共识,形式渊源是相关法律制度,现实基础在于公平对待人们的利益。观念、形式和现实独立存在但又相互影响,三者的差别反映了一个国家权力的实际状况,差别越小说明一国的权力状况越好。只有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调整三者关系,才能始终保持现代国家权力的和谐状态。     

论卢梭的民主理想及其局限——以《社会契约论》为分析文本

自然权利论和人民主权论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整个卢梭民主哲学的基石。在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之上,卢梭构建了一个理性王国。他的这个理性王国,是以18世纪瑞士日内瓦为蓝本的,采取的是一种小国政治。在民主的国家,作为主权者的人民需要通过某种形式来维持主权权威,这种形式即是合法的集会。随着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多数暴虐问题开始显现并有泛滥的趋势。     

人民主权内涵新释

以博丹主权思想为渊源的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由于无视并竭力回避公民之间利益协调的困难,存在着高估国家统一有序、压制公民个性的严重弊端。传统社会主义在追求人类的同质性理想的道路上,无疑承继了卢梭的以抽象"人民"掩盖、压制公民差异性的人民主权理论,难以协调主权与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它的必然结果。因此,只要我国依然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官场作风、严重的腐败等体制性弊病,那么,如何在国家统一与尊重公民个性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人民主权的内容与形式、探讨政治体制的改进,就应该始终成为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公民检举权的理论基础

公民检举权既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同时也是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它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公民检举权来源于人民主权。公民通过行使检举权,来保证自己主权的实现。公民检举权同时也是公民运用自己的监督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的违法失职行为,因而是权利制约理论以及抵抗权理论的逻辑延伸。     

人民主权理论的演进及其启示

人民主权理论经历从洛克首创的以反抗为核心的人民主权观,又演绎为卢梭提出的以公意为基点的人民主权论,最后发展到哈贝马斯倡导的以程序为特征的人民主权思想。三位思想家对作为宪政的核心价值的人民主权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而推动宪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寻求人民主权与代议制民主的平衡——试论卢梭的民主思想

主权与治权（政府权力）的划分在卢梭的民主思想中具有重要意义。卢梭认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因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也是不能代表和不能转让的。但是,在治权层面,卢梭认为可以而且应该实行代表制。也就是说,卢梭既主张人民主权,又主张代议制民主,前者是卢梭民主思想的规范层面,而后者是其现实层面。人民主权相对于代议制民主具有优先性,但是后者也有很大的独立性,卢梭希冀在两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从而建立一种优良政体。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中的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根本上竭诚体现人民主权的组织形式,执政党通过这种政治运作机制,达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目标,因此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具有人民主权的特征。同时,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也是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效控制国家政权的重要工具,它保证执政党政治目标的实现,因此又具有国家主权的特征。人民主权特征赋予其“政治领导”的政治合法性,国家主权特征则要求其能够有效分权制衡———这是国家主权宪政原则的必然要求。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正是从政治合法性与分权制衡两个方面把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有机地统一起来。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的让渡与维护

在全球化大趋势下 ,各主权国家为了共享经济成果 ,不得不在经济管理权、国家政治决策权和国家管辖权等方面让渡部分主权。居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让渡部分主权而获利 ,但处于发展中的国家 ,面临的是更多的冲击。为此 ,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 ,要树立新的主权观 ,坚持主权平等原则 ,以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独立     

现代民主理论的兴起及其演进历程——从人民主权到表达民主再到协商民主

回顾民主理论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历史轨迹,那就是从人民主权到协商民主的历史进程。启蒙思想家们的民主构想是包含在人民主权的构想之中的,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成熟,人民主权的模糊性很快就被成熟形态的表达民主所替代。但是,表达民主由于包含着对社会秩序形成冲击的可能性而被精英民主所替代。随着官僚制理论的确立以及整个社会的官僚组织化,精英们被推向了社会治理的前台,出现了精英民主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挑战精英民主的协商民主理论逐渐成形,并征服了一切拥有民主信仰的人们。然而,协商民主理论又包含着民主理想最终蜕变成为一种空想的危险。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走出近代民主追求的陷阱,建立起真正合乎民主理想的实质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