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中的言意关系论

言意关系问题，特别是“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说，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魏晋以后，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说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古代文论注重“言外之意”的文学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在哲学上提供理论依据。     

寄言出意 得意忘言——从言意关系透视艺术精神

言意关系问题的提出,特别是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之说,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魏晋以后,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说被直接引入了文学理论,形成了古代文论注重“言外之意”的文学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在哲学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魏晋文化情结

魏晋文化情结始终是冯友兰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挥之不去的文化关怀。他勾勒魏晋玄学的发展轨迹,深切理解和多向把捉魏晋主体精神,全面呈现魏晋风流样态,凸显了魏晋玄学的历史进步意义和时代价值。他重新发现了郭象,推举郭象哲学"辨名析理"的研究方法,丰富了玄学研究的方法论宝库。辨名析理方法与汤用彤的"得意忘言"之法,标举魏晋玄学研究的方法论高峰,奠定魏晋一代哲学研究方法的二水分流之势。冯友兰对魏晋六朝哲学的整体统摄,助推了魏晋玄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诗学中的言意关系论

言意关系问题,特别是"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说,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魏晋以后,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说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古代文论注重"言外之意"的文学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在哲学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下)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上)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诗歌语言的指称与非指称——中国诗学语言向度的理论评述之一

1 古典诗学对语言的关注起源于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言意之辨”。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言意之辨”的实质远远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宽泛地说,“言意之辨’不仅蕴含了语言表达能力论辨,更是一种具有变革意义的哲学方法。由于后者不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我们讨论的重点将不得不缩小到前一问题的范围。关于言意的关系.魏晋时期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和言尽意论。言尽意论是针对言不尽意论而提出的,其代表是西晋的欧阳建。《艺文类聚》一九《人部》三《言语》保留     

得意忘言与言意之辩──兼论中国文化的符号学特征

对意抬关系的探讨是符号学研究的实质和核心。语言是由“能指（声音、文字）”／所指（意义）”双面构成的符号体系。魏晋时期,王粥力主“得意忘言”,欧阳建首倡“言尽意”,对语言符号意指关系的见解都有其内在合理性。这场言意之辩,将先秦时期关于名实关系和言意关系的讨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文学、艺术乃至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论略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体现出来的。庄子的“言不尽意”论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对语言，作为达“道”的工具的局限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则进一步指出：对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不仅要摆脱言、象的牢笼和陷阱，而且还要诉诸“忘言”、“忘象”的内心体验。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共同影响和铸成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得意忘言”的诗性阐释方式。     

魏晋“言意之辨”及其教育教学思想

魏晋“言意之辨”可分为“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言尽意”三派，他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言意之辨”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教育背景，其实质是为魏晋人思虑教育问题提供方法论。“言意之辨”在教育上表现为“言教”和“意教”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观。“意教”派提出的“寻（寄）言观（出）意、忘言得（存）意、不言之教”反映了教学过程的三个阶段和教学认识的三种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学的特点和规律，与现代教育教学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马克思主义与中西方蓝领文化

西方左翼蓝领文化理论研究历来相当活跃 ,从马尔库塞敏锐地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现代艺术以审美的方式对异化了的“单向度的人”的揭示和批判 ,到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詹姆逊提出政治无意识理论、吉登斯提出中间偏左的第三条道路等 ,都是对西方蓝领文化的集中概括。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应当以当代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 ,吸收西方蓝领文化理论精华 ,具体分析蓝领文化文本 ,为深入把握社会中下层文化根基 ,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插增了田、王二传。田、王二传是否为罗贯中增补,这是重大问题。由高儒著录的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代最早的版本。根据考证,它应当就是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在明人有关史料中对施、罗原本或早期本从未有田、王二传内容的记述,《水浒传》书中的谒语、真言却反证了《水浒传》成书前的早期本和原本不曾有田、王二传部分。简本晚于繁本,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现存最早的简本“插增本”(残本)的刊行者就是插增田、王二传的始作俑者。罗贯中下距“插增本”成书二百年之久,田、王二传的增补与罗贯中无关。简本和“全传本”田、王二传中的许贯忠及有关描写,被作为提出“罗贯中虚像”说的依据,但此依据在籍贯、身世经历、地理名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用仙道梦境描写印证“虚像”说的做法实不可取。     

在内在性与超验性之间--梅洛-庞蒂的肉身时间观

梅洛 -庞蒂认为时间是肉身主体在世存在的一种生存维度 ,它呈现为一种知觉场 ,它由处于核心的 (广义的 )现在和处于边缘的 (广义的 )过去与将来构成。现在借助于一种时间的过渡综合 ,而成为一种具有厚度的时间层 ,过去与将来 (或者在特殊意义上的出生和死亡 )则是围绕着现在的一种视域或氛围。对主体来说 ,它们都既是内在的 ,又是超验的。这种时间场的结构使主体性、主体的认识、主体的自由及主体间性成为可能。     

汉晋之际学术现象探析

汉代经学和儒家所倡导的礼义制度随着汉王朝政权统治的衰落而日趋空疏和虚浮,黄老刑名法术之学代之而起,从而形成以形名为核心的谈辩风气,旋即演进为玄谈和玄学。何晏指出归元致一是最有效的治学之道,王弼则提出自觉以执一方法治学的要求。士人们不仅在思想深处将儒道两家融会贯通,而且吸收了其他方面的学说和文化。南北朝时期,人们观念理论和思辩的对象层面开始下移,士人的思索重点转向了形神关系,而有无关系问题则随之在人们头脑中退居二线。汉末六朝学术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划了一个弯。     

齐鲁士人与两汉地方教化

两汉时期,众多齐鲁饱学之士以行政官员、民间儒者的不同身份,通过兴学传经、隆礼倡德、移风易俗、家庭教育等不同方式开展教化,对统治的巩固、社会的稳定、文化的传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唐宋之际文人心态与角色之衍变

唐宋之际的时代剧变,使此期文人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或悲世,或混世,或避世,不一而足。文人所扮演的儒者形象也因此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服务于割据政权的幕僚文士、苟安于乱世的混世文人、不受传统束缚的风流才子等具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新角色。这些变化是此期文学面貌的形成基础,也构成了唐宋文学转型的重要一环。     

线上线下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与价格的差异分析

针对制造商通过线上和线下双渠道同时进行产品销售的情况,构建制造商利润最大化模型,比较分析线上和线下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与零售价格。研究结果表明:线上产品价格水平较低且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较低的观点不始终成立,这是由制造商直接还是间接销售线下产品所决定的。最后,提出避免线上线下产品监管脱节,采取统一随机质量抽查机制等政策建议。     

企业文化建设与伦理道德教育

伦理道德教育工作是企业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文章从分析东西方文化相通之处入手,具体阐述了市场竞争中的伦理道德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效方法,充分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医患关系的现状与改善对策

当前我国医患关系呈现紧张状况 ,作者认为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处于转型阶段 ,医疗机构自身存在缺陷以及患者医疗观念的变化等各方面的原因有关。要改善医患关系必须采取法律手段来调整、用伦理道德来规范 ,提高医务人员的素质和加强医院现代化管理等综合措施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于西汉,定型于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