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浩父子所睹普陀山观音灵异事件探微

史浩、史弥远父子对普陀山观音灵异多有宣传和推崇,这主要源于其家传佛教信仰和其时普陀山观音道场的确立。因对普陀山观音灵迹的崇拜,史浩并在东钱湖建立“补陀洞天”以供奉观音。史氏父子在普陀山佛教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论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的史志传记及其争议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号为相门,历来备受史家关注.<宋史>分别为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史弥巩四人立传,影响最著,争议也最大.如传主的选择与归类,全祖望认为四人之外,尚有他人可采,钱大昕、赵翼、李慈铭则訾议<宋史>未将史弥远、史嵩之入奸臣传的做法;传文的剪裁与考订方面,行实缺略、隐讳史实、捏造事实、剪裁失当等"舛谬"亦被一一指摘.此外,<宝庆四明志>与<延祐四明志>中的史氏传记也存有争议.这些争议与立褒贬、辨真伪的修传原则有关.     

史弥远对金政策及其与理学关系之检讨——以嘉定筑城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史弥远当权时期，虽将主和作为对金政策基调，但面对金朝日益严峻的威胁，于嘉定年间在沿边地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兴筑边城运动，不少理学中人也投身其中。由于流传下来的史料多为理学中人撰写，在记载此事上存在着很大的偏向性，易于让人误会这一运动乃理学中人推动下的产物，且以理学中人为主体。筑城运动的产生，一方面可以表明史弥远的对金政策并非单纯“因循苟且”所能涵盖；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弥远与理学中人在诸多分歧背后也有着相互合作的一面，双方并非单纯的对立与斗争。     

史浩拜相模式的传承与其子史弥远的独相——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二

史弥远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史浩以藩邸旧臣际遇储君而拜相的政治模式.作为景献太子的藩邸臣属,史弥远凭藉东宫之助,在诛韩之变与排击政敌中获得胜利并得以起复拜相.及景献太子死后,史弥远察知有望出任储君的济王竑不利于己,便积极培养贵诚(理宗)以取而代之.理宗即位,史弥远又独相九年,且泽荫惠及子孙,从理宗的优礼、保全、重用等举动中可见.     

南宋史家三相的国家战略思想

本文全面评述了南宋史家三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的国家战略思想。针对《宋史》对南宋史家三相有失真实的记载与评价,指出历史学者对待历史人物应该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搞双重标准。     

儒融佛老 道自心悟——论史浩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色

史浩是宋孝宗时期的帝师和宰相,政治地位显赫,思想上史浩主张大道同一、为学以心悟。受学术环境的影响,史浩的学术思想濡染佛禅,具有心学倾向;作为深受家学影响的传统士大夫,他又具有儒教护教意识。在人生价值选择上,史浩融合道家思想,主张全节而退,并全力践行这一人生思路,成为宋代宰辅闲退的代表人物之一。     

关于史浩词与道教关系的若干问题

史浩是南宋新“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史浩与道士有交往,道家思想还是其“真隐”人生的思想基础。史浩词是他“真隐”人生的实录,不但重视生命而把握现世的享受,而且还要追求超越而获得未来的永恒。史浩词确实受到内丹道长生理论的影响,但其艳情词规避欲望的表达,与道教思想无关。     

宋代越地的文化家族——以明州鄞县史氏和越州山阴陆氏为中心

宋代是继魏晋以来越地家族文化兴盛的第二个密集期.以史浩代表的鄞县史氏家族和陆游为代表的山阴陆氏家族的崛起和发展,最典型地体现了宋代文化家族不同于六朝的文化家族诸多的特点.他们崛起于寒门,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或在政坛上有所建树,或在文坛上声名卓著.与六朝文化家族相比,呈现出进士起家和秉持耕读传家的传统、注重家学和诗书传家的特点.鄞县史氏属于科举、仕宦型家族,重要的建树在政治上,学术文化是这个家族的起点和归属.而山阴陆氏则属于科举、学术型家族,主要重要的建树在学术文化上,仕宦仅仅是其安身立命的手段.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为越地的文化家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更直接更有利的机遇.这两个家族虽然起于北宋,但辉煌期都是在宋室迁南建都临安后,这与彼时越地已成为京畿之地,得天时地利人和不无关系.     

王十朋论史浩

王十朋论史浩是宋孝宗初年战守之争中的一段公案。在仕宦早期,王十朋屡有进言政事、弹奏大臣之举,逐渐赢得了崇高的公议地位。随着宋金形势发生变化,宋孝宗顺应公议要求,便擢升敢言的王十朋为台官。这些都成为他弹奏宰相史浩的有利条件。王十朋坚决主张对金作战,故在力赞张浚北伐的同时,积极上疏弹奏反对轻战的史浩并使之罢相、奉祠。不过王十朋在《论史浩札子》中加于史浩身上的罪名如主和沮战、结党擅权、压制言论等,多有虚而不实之处,难称平心之论。在符离战败后,宋孝宗开始反省台谏官的表现,对于王十朋论史浩的前后态度也有所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上述缺憾。     

既用且防:史弥远与衡山赵氏家族关系考论

衡山赵氏家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缘于同权相史弥远的密切关系。官方史书中出于为贤者讳的目的,刻意淡化了史弥远在赵氏家族兴起中的作用。赵方执掌荆湖长达七年,成为史弥远掌控地方的重要工具。不过,赵方在京湖的长期经营也引起了史弥远的警惕。赵方死后,史弥远不失时机地将其子赵范、赵葵以及其他许多部属调离京湖,消除了赵氏家族在荆湖的根基。史弥远对赵氏一族的驾驭体现出既用且防的鲜明特点。此外,从对赵方的任用中可以看到,史弥远在用人上既有任人唯亲的一面,亦有选贤任能的一面,这当构成了其得以长期专权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