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育事件对女性和男性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基于CHNS 1993-2015年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继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理论之后,补偿性差异理论、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理论和生育支持流派被运用于解释职业地位获得。本文利用1993-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八次追踪数据,运用多层逻辑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生育事件对城乡非农母亲和非农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验证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理论的作用力并同时验证其他四个理论的作用。1993-2015年20多年间城乡非农母亲和非农父亲的就业率和正规就业比例都有所下降,小时工资率有所提高,然而性别工资差距依然存在。实证检验表明生育事件对城乡非农母亲就业、正规就业和小时工资率都产生一定影响,孩子越多、家中有5周岁以下婴幼儿起负面影响,推迟初育年龄反而起正面影响。生育事件对于城乡非农父亲职业发展的影响较弱,孩子越多的父亲越可能非正规就业,推迟初育年龄有利于父亲采取正规就业。母职惩罚理论得到了验证,父职溢价理论并非完全适用,多育和较早生育对父亲职业地位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同时,人力资本理论、性别歧视理论、补偿性差异理论、生育支持流派具有一定解释力。建议重视生殖健康宣传,倡导适龄生育;防止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推进男女平等;做好生育休假和幼托服务方案,采取对女性友好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我国实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应用

本文使用2010年江苏省六县市"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跟踪调查数据,应用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对已基本完成生育周期且可生育二孩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以意愿生育水平为参照的条件下,研究发现,初育年龄推迟、教育水平提高,工作压力等都对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对新型生育文化效应的实证分析

新型生育文化是一种与传统生育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的现代生育文化 ,它的效应的产生和发挥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本文对我国新型生育文化效应发挥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实证研究 ,主要涉及到新型生育文化效应的指标设置、运用、问卷调查分析以及促进效应有效发挥的模式特征。     

中国婚姻结构与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基于简化的邦戈茨中间变量生育率模型

利用易于获取资料的、简化的邦戈茨中间变量生育率模型分析不同时期生育控制和婚姻结构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前期(1970~1990年),其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控制,而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后期(1990~1999年),主要影响因素则是婚姻结构。在新世纪(2000~2008年)生育水平的小幅度上升中,婚姻结构和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致相当。婚姻结构和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规律可从文化堕距理论中得到有力阐释。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中国总和生育率为何如此低?——推延和补偿的博弈

目前对于我国生育水平的讨论主要关注对"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而较少关注为什么生育水平越来越低。本文根据推延效应和补偿效应博弈的原理,以图对我国生育水平不断走低给予人口学的回答。本文考察了2000年、2010年、2015年三次普查/小普查的分年龄生育率的变化,表明年轻人口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和年长人口生育率的微弱上升导致了生育率的不断走低。对2000—2017年的年度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也表明,推延效应强劲和补偿效应微弱并不是普查时点的一时现象而带有一贯的趋势性。只要这种趋势没有根本扭转,中国的生育水平将不可避免地继续走低。此外,高龄生育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生育现象。     

生育意愿存在同群效应吗？——来自中国社区的经验证据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研究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研究对生育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大多假设个体为一个“独立”的决策者,并未充分考虑周围群体的行为决策对个体产生的影响。而在“心理效应”以及“学习效应”的作用下,个体的生育意愿也可能会受到他人行为决策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同群效应。本文基于研究假说,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微观数据对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社区平均生育水平会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个体的生育意愿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同群效应。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工具变量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缩减样本范围以及更换模型的方式对实证结果进行重新估计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及显著性与基础模型基本一致,表明实证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在城乡归属、年龄阶段以及婚姻状态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从城乡差异来看,由于乡村地区的社区居住形式以及传统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使同群效应对乡村个体的生育意愿所带来的边际影响要明显高于城镇个体;其次,从年龄...     

试析人口转变与低生育水平——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思考

关于人口转变与生育转变的理论,人口学家曾作过许多不同学科角度的研究和探讨。从人口学的角度看,“人口转变”是指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的过渡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的转变。而“生育转变”则不仅是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而且还包括生育作为三位一体的社会现象,所具有的数量、时间和性别特征的转变,即由以早生、多生和择生(生男)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生育向以晚生、少生和生男生女顺其自然为基本特征的生育现代化转变。     

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近些年房价不断上涨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着重考察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机制。首先,通过构建模型,从理论角度阐述房价与家庭生育决策的关系。然后,在实证角度上,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借助Prob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家庭所在区县的城镇房价会对其当期的生育决策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该影响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政府实施两孩政策后,该负面影响也较生育政策调整前更为强烈。在影响机制方面,高房价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存在消费挤出效应。高房价对生育的影响还存在着降低妇女自我认同、变相增加养育子女成本等其他机制。此外,高房价还对婚姻有抑制作用,会进一步加剧房价对生育水平的负面影响。     

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选择——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研究了浙江省的未来经济发展、社会抚养负担和与粮食供给能力相适应的人口总量 ;对与之相适应的生育水平及相应的生育政策进行了比较选择 ;提出在全国和浙江应实行“二步走”的人口战略 ;建议不要把生二个孩子的口子放得过大过宽 ,无特殊情况 ,最好控制在“双独”(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 )及其后代的范围内。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社会与家庭全面发展存在严重不利影响 ,政策约束下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对父母养老和新生代健康成长存在不利效应 ,其家庭发展的脆弱性已不容忽视。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十分必要。今后 1 5年采取“父母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 2个孩子”的微调方案 ,既可减少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又能缓解城乡与东西部人口发展不平衡 ;既符合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价值取向 ,又符合公共政策“公平合理”原则 ;既满足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要求 ,又易于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接受 ;既有利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 ,又在操作上简便易行。     

学前教育扩张对女性就业的促进效应分析——兼析学前教育政策的生育包容性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的关键是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则是降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2010年实施的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使用CHNS 2006—2015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从政策包容性视角评估了该计划对3—5岁儿童母亲劳动供给的影响及可能机制,以探究当前社会背景下学前教育制度支持家庭生育的政策内涵。研究发现,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使城镇地区有3—5岁孩子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增加约25%,周平均工作时长增加约8个小时。异质性分析表明,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就业促进效应对有多孩的女性更加明显。在影响机制上,该政策显著减少了女性家务劳动的时间投入,增加了儿童对幼儿园照护的选择,却未明显降低对父母和祖辈的照护需求。这说明政策虽然促进了女性就业,但对家庭在儿童照护需求上的支持力度较弱。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资源的增加放松了女性的时间约束;另一方面,面对入园时间很难与父母工作时间协调、儿童接送及课后看护等问题,家庭仍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制度的目标是“儿童发展”,“支持女性就业”的目标被忽视;单一目标导向下的学前教育服务,体现出...     

试论稳定低生育水平与提高人口素质——对在稳定低生育水平中提高人口素质的思考

新世纪之初,在我国人口出生率已控制在较低水平的情况下,对于我国未来的人口发展人们有许多的设想与思考,在稳定低生育水平方面人口学家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三种：一是认为人口数量的压力仍很大,人口工作只能着眼于人口数量的控制;一是认为人口数量已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而低下的人口素质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已上升为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工作重心应转移到提高人口素质上去;还有一种是比较科学和比较全面的。     

论稳定低生育水平对舟山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影响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对舟山市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 舟山自改革开放20年来,在邓小平的人口思想指引下,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全市上下的共同奋斗,控制人口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保持长期的低生育水平。1998年出现了舟山解放以来第一次人口总量的负增长,为舟山市的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兼论集聚与群分效应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探究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及其成因有助于理解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对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以及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在其中的解释力。总体而言,城市规模每扩大1%,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13%,相应溢价主要来源于群分效应。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同时存在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群分效应能够解释工资溢价的35%～55%。人口规模介于100万人至500万人的大城市,工资溢价主要源自群分效应。文章发现,个体技能对工资溢价的贡献度最高,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当地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也会提高,即劳动力技能存在明显的空间排序规律。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年轻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的工资增长更快。     

城市老人从事志愿者活动对自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调查

老年人是改善自身生活质量的主体力量。已有的研究多从老年人被照顾角度着手,鲜有对老年人自身从事公益活动对自身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本文利用2010年开展的“北京市朝阳区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研究老年人以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形式为他人提供支持与其自身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证明。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与不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相比,前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比后者高。因此,本研究认为应该重视老年人在提高自身生活质量方面的能动性,为老人创造更多发挥潜能的机会。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中国各地区妇女生育水平差异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兼对1990-2000年期间各地区生育水平下降因素考察

本研究构造了人口流动强度和城镇化指数分布法对全国漏报的538万多0岁人口进行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分配,将漏报出生回填后,估计并以之得到各地区200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在此基础上对总和生育率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各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差异一方面来自政策水平的差异,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差异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区妇女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也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略大于政策的外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