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测算和回归分析

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采用适当的方法,计算了甘肃省近十年以来城镇内部、农村内部以及城乡总体基尼系数,通过回归模型对甘肃省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发展动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据此得出了相应的政策性结论。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效果的实证研究

消除居民收入差距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的愿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政府财政向贫困人群的直接转移支出,是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之一。本文基于2007²01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在验证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特征的基础上,运用FE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缩小城市、农村以及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最低保障支出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使城市基尼系数有增加的趋势,而农村低保支出则显著降低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控制变量中,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有助于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城市化既会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会加大城市基尼系数。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基尼系数上升阶段,短期内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收入差距呈现出必然的上升趋势,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未来加强其他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与改革,任务还很艰巨。     

基于Gini系数和Theil’s标准的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城乡统筹发展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问题之一。研究陕西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对于制定西部大开发下城乡统筹发展具有借鉴意义。通过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熵标准。精确测算了陕西省城乡居民高、中、低层次收入差距,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到2002年达到阶段性的峰值。弥补了以往定性分析研究的缺陷。并提出解决陕西省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     

计划生育影响了收入不平等吗?——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使用微观数据研究生育政策与子代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发现生育政策可以部分抑制子代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实证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教育水平阶层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作用是异质性的,对于低人力资本家庭政策作用更大,这与家庭所面临的收入约束有关,低收入阶层生育选择时的数量质量替代效应更大;在距省会较远的偏远乡村地区政策作用更大,这与这些地区的公共教育资源供给较为落后有关.本文为生育政策作用的评估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在关注政策整体影响的同时,也应关注政策的结构性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CSSCI

利用2000~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少儿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且社会保障支出的提升强化了少儿抚养比对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2)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老年抚养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以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为门槛变量,当社会保障水平达到门槛值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但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变化,其影响变化趋势呈现相反的结果,而中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需要加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城乡经济结构发展的匹配程度,转变社会保障的城市偏向性支出,合理考虑地区差异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周期、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基于收入来源和收入群体视角

文章结合金融周期理论分析了金融周期对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并利用199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研究表明:(1)消费顺金融周期变动,正向金融冲击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负向金融冲击减少居民消费支出。(2)收入差距不仅抑制居民消费支出,而且对消费顺金融周期性存在显著负面调节效应。收入差距会削弱正向金融冲击对消费支出的促进效应,加剧负向金融冲击对消费支出的削减效应。(3)从全国层面看,城乡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负面调节效应更大;分区域看,城乡工资性、经营性收入差距对中部负面调节效应更大,城乡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差距对东部负面调节效应更大。(4)城镇中高、中等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负面调节效应更大。降低收入差距对消费顺金融周期性负面调节效应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持续恢复应精准收入来源、收入群体和区域施策。     

夫妻收入差别和年龄差距会影响幸福感吗?——来自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家庭内部结构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利用CGSS2013数据检验了夫妻相对收入地位和年龄差别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家庭总收入的情况下,妻子收入比重提高会显著降低丈夫幸福感,丈夫本人收入增长会显著提高自身幸福感,但妻子收入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之间相对收入地位对妻子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丈夫收入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妻子幸福感,妻子本人收入对幸福感也存在显著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和显著度较低.年龄差别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年龄差距对妻子幸福感有负面影响,传统上认为"男大女小"家庭关系更幸福可能这类家庭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认为,妻子相对收入提高对丈夫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取决于主观观念,越认同"男主内、 女主外"观念的男性,妻子收入比重提高对其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越大.研究采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通过增减变量观察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变化,发现结果是稳健的.     

中国的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基于深圳市住户调查的分析

文章以中国改革开放最早、也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深圳为例,研究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发现(1)利用2006年深圳市住户调查数据测算出深圳市的基尼系数为0.56,达到中国城市最高水平.(2)泰尔指数的分解表明,户口制度和地区发展优惠政策是产生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3)用Oaxaca-Blinder法进行的分解分析表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即教育差距)可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将近40%.文章的结论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由政府的差别性政策等制度性原因和教育差距等市场因素造成的.     

对外贸易、FDI与城乡居民收入及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研究

文章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改革开放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及其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和外资开放都会带来城镇和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提高,且外资对城乡居民收入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外贸;对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贸易开放和外资开放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弥合效应.     

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根据甘肃省1978-2011年的数据,采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甘肃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增加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此提出建议:应通过加大金融改革力度、稳定农村金融资源、提升金融中介效率、把握信贷投放方向和控制通货膨胀等措施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基于Oaxaca-Blinder和Quantile方法的分解

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2002年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差异进行了分解。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60%应归结于歧视。而进一步的Quantile分解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中,歧视是造成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对处于收入的条件分布最高端的10%的人群而言,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特征效应所致。     

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及减税降费的影响——基于七部门资金流量表的测算与分析

文章通过编制七部门资金流量表,分析国民收入分配的新形势。2019年以来,中国加大宏观政策调整力度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巩固和扩展减税降费政策,并继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非金融民营企业部门收入份额提高,非金融国有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收入份额下降;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和增加央企上缴利润是非金融国有企业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理顺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财力进一步下沉基层。2020年的一系列政策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非金融民营企业部门收入份额继续提高。文章认为,"十四五"期间,需要继续健全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     

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分析——来自262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以2000-2016年26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规模视角探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问题,分析人口迁移和户籍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及不同规模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大城市的绝对收敛速度高于中小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高于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整个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逐渐超过了绝对收敛速度,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相反的走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因素,发现人口迁移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且通过户籍城镇化机制发生作用,迁入人口若能顺利转变为城镇人口可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在大城市中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较难,而小城市相对而言获得城市户籍较为容易,在低于526.48万人的小规模城市中户籍城市化更加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些发现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不同地域女性自杀死亡率差异的经济原因分析——基于城乡差距的视角

自杀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特殊社会问题,中国自杀现象的基本特征：女性高于男性,农村高于城市。本文基于我国城乡差异的视角,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乡女性自杀死亡率差异的经济原因。最后从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妇女经济地位的角度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     

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临界点在基尼系数为0.4,当基尼系数小于0.4时,居民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增强;但超过0.4时,扩大的收入差距将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居住在城市、非农业户籍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幸福感更低。居民自认为收入所得不合理也会显著降低其幸福感。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分解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 2002年、2007年和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研究发现:2002-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有了很大提升;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年份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在校正了就业稳定性的选择性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非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在2002年到2007年间减小,2007年到2008年间增大,并且主要由特征差异造成,歧视效应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小:在不同的收入组中,造成收人差距的原因不同,人力资本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逐渐增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则相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歧视效应在不同收入组中对工资差距影响程度的变动特征.     

教育代际传递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北大核心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拆迁会影响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吗?——基于CHIP2013的实证分析

拆迁是城镇化进程中相伴随的社会现象,给城镇拆迁居民家庭生产生活带来重要影响。在拆迁力度大、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通过拆迁致富的现象屡屡见诸报端,但在部分地区也存在拆迁居民财产得不到保障,甚至一拆而穷并由此引起激烈社会矛盾等现象,给政府管理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在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研究拆迁行为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应该首先从研究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影响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检验其实际影响并深入探究其影响机理。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首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为了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估计偏误,保证计量结果的准确性,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再次检验了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拆迁使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下降了7.4～13.1个百分点。在深入探究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影响的机理后发现拆迁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工资性收入或经营净收入而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产生间接且消极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性差异后发现,拆迁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具有负向作用,但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却没有影响。     

政府培训能增加流动人口的收入吗?——基于Blinder-Oaxaca分解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政府培训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效应.加入选择性偏误项以控制样本"自我选择"问题,通过OLS估计扩展的明瑟收入方程,发现参加政府培训可以显著地增加流动人口的收入,且这种"收入溢价"具有异质性,外资企业高于私营企业和国有集体企业,高学历者高于低学历者,但低学历者培训的收入效应不显著.运用Blinder-Oaxaca方法对收入差异进行分解显示,收入差异中不可解释部分占比较高,表明政府培训在流动人口收入的决定方面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