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嵌入、组织学习与资源承诺的协同演进——基于3家外贸企业转型的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国际化过程理论,对3家外贸企业的转型问题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了实体化、服务化和制造服务一体化3种主要的转型路径;网络嵌入、组织学习和资源承诺是国际化转型的关键要素,并在国际化转型过程中相互作用,协同演进;在不同转型路径中3个关键要素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不同:实体化转型路径中,企业网络演进主要表现为结构嵌入,通过探索式学习来获取客观知识,市场承诺水平更高;服务化转型路径中,网络演进表现为关系嵌入,通过利用式学习获取经验知识,关系承诺水平更高;制造—服务一体化路径中企业需要3个关键要素的协同支持。本研究基于我国外贸企业转型情境深化了国际化过程模型,提炼出外贸企业转型的理论框架和创新路径。     

基于空间比较路径选择模型的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性研究

在考虑各地区内在联系的前提下,为以最少的双边比较次数,实现地区间可传递的多边比较,本文把最小生成树理论与空间结构分解分析相结合,提出了空间比较路径选择（SCPS）模型。利用2007年和2012年中国27地区的投入产出表,以碳生产率的五因素乘法分解为例,示范了SCPS模型的构建过程,并对中国碳生产率区域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部门碳强度是影响区域碳生产率差异性以及各省碳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最终需求和产业结构也对碳生产率差异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地区可通过加大低碳投资力度,增强信息、技术及其他资源的跨省区合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等措施,缩小碳生产率差异性,提升碳生产率的整体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向低碳绿色模式转型。     

资源型城市转型效果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同市为例

科学合理地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效果进行评价,有助于明确资源型城市在其转型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同时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工作的深入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及能源转型能力的内涵出发,采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等先进理论,运用层析分析法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生态环境转型三个层面构建资源型城市转型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以山西省大同市为研究样本,对其转型效果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对其转型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提出转型发展对策及建议。     

基于服务化的制造企业与服务提供商的演化博弈分析

制造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是其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之一。而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受自身资源约束,往往需要服务提供商的配合。本文在构建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的收益函数基础上,建立两方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探究制造企业与服务提供商合作实施服务化策略的规律,并运用MATLAB仿真,深入研究相关因素对制造企业与服务提供商合作实施服务化策略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制造企业对服务提供商所提供服务的依赖度、服务化制造企业与未服务化制造企业间的差异化竞争度、双方合作前后的收益和成本、合作不成功造成的损失、收益的分配等因素是合作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差异化竞争度比服务依赖度对合作意愿的影响作用更强烈、与收益相比博弈主体对成本的变化更敏感、服务提供商更易动摇合作的意愿、存在最优的收益分配系数使制造企业与服务提供商采取合作策略的意愿最强。     

数据要素利用、智能技术进步与内生增长

数智化转型是驱动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已有文献讨论了数据要素或智能技术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但忽略了数据要素利用推动智能技术进步的关键作用。基于此，本文将数据要素利用与智能技术进步同时纳入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以探究其对经济增长的联合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利用通过促进智能技术进步能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模型存在两种“制约效应”和一个“增长陷阱”。数据要素利用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消费者隐私侵犯厌恶的制约；智能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人口增长的制约。数智化转型时期先后的差异可能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后转型经济体陷入增长率持续低于先转型经济体的增长陷阱。本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宏观增长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产业领域的激烈竞争提供了理论阐释。     

新兴经济体企业连续跨国并购中的价值创造:均胜集团的案例

新兴经济体企业如何从连续跨国并购中获益?基于均胜集团的纵向案例分析,本文提出了新兴经济体企业连续跨国并购的过程演进模型,研究发现:缺乏资源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连续跨国并购过程中会经历"双向资源结构化—纵向资源结构化—横向+纵向资源结构化循环"的演化过程;新兴经济体企业连续跨国并购过程中随着资源的积累,重组策略逐渐从稳定式重组过渡到丰富化重组最后转变为开拓式重组;新兴经济体企业连续跨国并购创造价值的方式主要依托于环境撬动、业务撬动和平台撬动3种资源撬动方式。这些发现突破了把每次跨国并购作为独立事件这一隐含假设进而贡献于跨国并购的文献,同时识别出了新兴经济体企业从连续跨国并购中创造价值的3种资源撬动方式,进而深化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文献,最后对中国企业连续跨国并购亦有一定启示意义。     

制度逃离还是创新驱动?——制度约束与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企业越来越多地进入发达经济体进行"逆向"投资,这一现象对主流国际商务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借助制度逃离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探究制度因素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背景,本文提出,不仅正式制度会影响企业OFDI,关系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也是影响企业进行OFDI的重要动因。除了制度方面的动因因素,本文同时将企业创新能力作为OFDI的动力因素纳入模型中。运用中国创业板民营企业2009~2013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验证了:(1)同正式制度一样,非正式制度方面的约束也会驱动新兴经济体企业进行OFDI;(2)企业政治关联则削弱了企业在制度约束下进行OFDI的动力;(3)企业创新能力是其在制度约束下成功实现OFDI开发国际创业机会的驱动力。本研究拓展和深化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制度逃离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民营企业国际化成长战略具有实践意义。     

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转型：组织惯例适应性变革视角的案例研究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大数据对产品研发流程与绩效的影响,对基于经验的产品研发转变为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的转型路径、实现机制与转型范式缺乏理论探讨。本文基于组织惯例适应性变革的整合视角,通过对韩都衣舍的纵向案例研究,提出从基于经验的产品研发转变为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的两阶段转型模型,剖析了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转型的组织惯例适应性变革机制,提出了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转型范式理论模型,对"数据驱动"的内涵进行了创新性阐述。本文从转型路径、实现机制与转型范式3个方面构建了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转型理论,研究结论对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驱动产品创新的企业实践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化如何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资源编排理论视角下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数字化如何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已引起业界与学术界的关注,而其微观层面的内在驱动机理尚未厘清。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对数字化驱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阶段特征与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过程经历了工具化向在线化、在线化向智能化、智能化向生态化演进的三次跃升,并推动企业实现了从绿色结构化到绿色能力化再到绿色杠杆化的绿色转型发展;第二,三次跃迁过程中制造企业数据资源的编排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数字编排方式下制造企业数字化对绿色转型的驱动表现为以数字基础推动绿色结构化、数字捆绑推动绿色能力化、数字撬动推动绿色杠杆化的推动过程,并形成了“特征—能力—行动”的内在驱动逻辑。本文发现了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跃升演进规律,揭示了数字化助力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拓展并丰富了资源编排理论的研究情境与理论内涵,为后发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绿色转型升级与路径提供启发与参考。     

技术进步对民营经济增长的贡献——以甘肃省为例

本文运用索洛余值法对近年来技术进步对甘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测算,选取1998-2007年宏观经济基础数据作为实证样本,通过对经济增长三大重要因素的分解分析,证实技术进步对甘肃民营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从而为民营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和路径选择提出可供借鉴的方向。     

基于省际贸易视角的环境治理隐含成本研究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迅速,省际贸易快速增长,由此带来了隐含污染省际转移问题,形成了隐含成本,造成了省份发展不均衡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基于此,本文构建环境投入产出模型、隐含成本结构合理性评估模型、结构分解分析模型,选取泛京津冀区域的2007年和2010年的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以SO₂作为隐含污染物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发达省份（北京、天津、山东）是隐含SO₂的净输出省份,间接获得隐含SO₂的经济收益;欠发达省份（河北、山西、内蒙古）是隐含SO₂的净输入省份,承担隐含成本。发达省份隐含SO₂的结构明显优于欠发达省份。负值的技术效应和正值的规模效应是造成隐含SO₂改变的主要驱动效应,研究结论可作为改善省份的均衡发展、区域的可持续增长的决策参考。     

Non-oriented slack-based decompositions of profit change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aiwanese banking

A change in profit can originate from the output side and the input side. In the spirit of work by Tone [1] and follows Grifell-Tatjé and Lovell's [2], we propose a non-oriented slacks-based measure (SBM) model to decompose the change in the operating profit into various meaningful components: quantity effect and a price effect. The quantity effect can be decomposed into a productivity effect and an activity effect. The productivity effect is further decomposed into a technical effect and an operating efficiency effect. Both of them include an output side, which will result in a change in revenue and an input side which will result in a change in cost. The activity effect can be decomposed into a product mix effect, a resource mix effect and a scale effect. We illustrate our decompositions to the Taiwanese banking sector during the period 1994-2002 using the average of the base and current prices to evaluate these contributions. We find ignoring input side effects on the decomposition of profit changes would cause misleading results in managerial issues.     

基于厂商理论的区域产业边界和最优要素配置结构

区域经济发展核心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球经济结构亟待优化升级和要素资源呈现不同层次紧缺的大背景下,如何合理配置和引导区域资源配置,优化产业发展方向,确定包括新兴产业在内的产业发展战略,是每一个地区新形势下面临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零边际成本趋势驱动下,区域产业发展不再局限于区域内部资源禀赋,资源流动性加强,区域产业发展的选择更加广泛和灵活;另一方面,资源日益短缺和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上升,产业的生产要素配置也随之变化。基于厂商理论,将区域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主体,在考虑区域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的基础上,构建区域产业边界模型和产业的最佳要素配置结构模型,开创了资源和商品全球化趋势下的产业升级战略的研究范式,探索了成本约束下的产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模式,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区域产业升级战略和资源配置研究提供理论指引,为区域制定个性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实践依据,同时对零边际成本社会趋势下的产业格局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得出：产业边界能够在一定程度下反映区域产业长期演化趋势,在完全市场经济下产业边界是产业发展的最优规模;区域产业的要素配置格局取决于产业的资源占用和资源贡献情况,最优配置结构受各要素的相对贡献率和相对成本影响;产业边界与成本的关系取决于规模经济与否,在规模经济状态下与生产成本成正相关关系,与交易成本成负相关关系;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有较大提升空间,最佳资源配置方案是加大机械动能投入。     

季节性数据特征驱动的电子废弃物回收规模分解集成预测建模研究

电子废弃物回收规模预测是政府制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有关补贴政策、企业进行资源回收价值评估和产能优化的基础。本文考虑电子废弃物回收规模季度数据的季节性数据特征可能导致传统单模型预测误差偏大、预测结果不稳定等问题，基于“分解-集成”的思想提出了季节性数据特征驱动的电子废弃物回收规模预测CH-X12/STL-X框架。首先，基于Canova-Hansen(CH)检验对电子废弃物回收规模时间序列的季节性数据特征进行识别，继而对适于进行季节性分解的时间序列采用X12乘法模型或时间序列季节性分解(Seasonal-trend Decomposition Procedure Based on Loess，STL)模型实现季节性分量提取。然后，采用Holt-Winters模型对获得的季节性分量进行预测，并以支持向量回归模型(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SVR)预测分解获得的其他分量。最后，通过对各个分量预测结果的线性求和以得到最终的预测结果。实证结果表明，提出CH-X12/STL-X预测框架能够较好地满足不同季节性数据特征驱动的时间序列预测建模需求，且较传统单模型(Holt-Winters模型、季节性差分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SVR模型)在预测性能上表现良好且稳定。     

基于能值分析的产业集聚区生态经济绩效评价研究

运用能值分析理论及方法,将产业集聚系统的产业、人口、资源和环境生态等各个子系统统一起来,建立基于系统结构、功能和生态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指数的综合评价体系,对产业集聚系统的发展现状、动态与动因整合分析,以此来指导和优化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以大连七贤岭产业化基地为案例开展了生态经济绩效评价。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传导要素萃取与“资源诅咒”中介效应研究

针对"资源诅咒"测度中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再剖析,找出学术界对"资源诅咒"的质疑以及质疑中仍未解决的问题,即"资源诅咒"分析中指标选取的科学性问题。通过研究发现,产业空间集聚度可以更好地替代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的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油气资源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产业空间集聚度的区域经济增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与假说检验,并萃取显著传导要素,分析其对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传导作用。借鉴B-K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构建"资源诅咒"传导机理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明确"资源诅咒"的测度指标与传导要素变量的具体关系,挖掘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绘制"资源诅咒"传导机制模型。结果显示：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物质资本投资和制造业发展对于上述"促进"关系存在遏抑作用;技术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储蓄能力对于上述"抑制"关系存在缓释作用;在"资源诅咒"效应的抑制方面,应该着重发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居民储蓄能力等要素的调节作用。     

基于多目标规划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式优化研究

本文以人口(Population)、资源(Resource)、经济(Economy)、环境(Environment)和科技(Science & Technolo gy)为核心,构造了PREEST系统模型。以PREEST系统为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987-2001年度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借助多目标规划理论,构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多目标集成模型,并以"十五"计划纲要为基准,开展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的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十五"期间中国可持续发展传统模式和规划模式的对比分析,就中国人口、资源、经济、环境和科技等领域的协调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两阶段StoNED和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新常态下,高端装备制造业在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加快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先导性和战略性作用日益凸出,但其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却成为产业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本文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基于价值链理论,将技术创新活动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两个阶段,并构建两阶段StoNED模型,采用2011-2014年的行业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对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度和比较;以产业组织为视角,利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效率的关键因素。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整体和阶段效率在子行业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和差异,技术研发阶段效率偏低制约着整体效率的最优化;甄别影响因素发现,企业规模对技术研发阶段效率具有负向作用,对整体和技术转化阶段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市场垄断不利于整体和技术转化阶段效率的提升;政府支持对整体和两阶段效率均具有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应对产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现状的对策建议。     

房价变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构建房价-资本模型，分析房地产行业投资收益对工业再投资的影响，发现：地区间适当的房地产行业投资收益差异有利于工业企业从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转移，差异较大则导致资本流向房价增长过快地区的房地产行业；若地区间房地产行业投资收益差异既定，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对产业转移起阻碍作用，激烈的市场竞争则起促进作用。利用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数据构建面板门限模型，验证了：（1）较低的房价增长率促进了北京市相对低效的资本向外转移，但是北京市与周边地区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又阻碍了该趋势。（2）核心区流出的资本优先向次发达地区转移，而落后地区则有被彻底边缘化的风险。为实现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对京津冀地区房价的宏观调控、防止房价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要制定针对边缘地区的优惠政策，引导非首都功能向周边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