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向关怀”舆论的理论审视、风险揭示及诊治策略

梳理近年来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发现“反向关怀”舆论现象已成为网络安全治理亟需面对的问题,应对“反向关怀”舆论进行理论审视、风险揭示以强化应对机制,引导各大网络媒体平台和广大网民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生态。建议：培育网民的良好媒体素养,完善网络舆情法治治理体系,提高网络空间平台的监管力度,构建网络舆论长效治理机制,从整体上架构一个“个体、政府、法治、机制”协调均衡运行的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系统。     

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及情绪分析

文章采用复杂网络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结构特征,并利用机器学习分析舆论情绪变化。研究发现,城市灾难事件网络舆情传播具有生命曲线特征,潜伏期和爆发期短,以多级路径为主,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政府、媒体和意见领袖是舆情传播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三者的舆论情绪及变化存在差异,易产生次生舆情。研究表明,新媒体背景下信息多元且透明,伴随了公众理性思考和公民社会进步。建议分阶段采取引导策略,分层级持续释放权威消息,消除信息死角。同时加强有害信息管控,有效应对并严惩网络谣言,维护城市灾难事件的网络舆论生态。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与舆论的形成与转化

互联网已成为当今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折射出改革阵痛与体制弊端,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耦合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直接诱因离不开信息的广泛传播.群体性事件的网络传播是形成网络舆情的导火索,随着越来越多的有关群体性事件正面和负面的网络信息传播形成网络舆情气候,群体性事件升级演化导致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网络舆论.公共话题上的聚合、公共舆论场的形成、意见领袖的引领、媒介间的议程互动等分别提供了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前提条件、重要平台、引领者及催化剂.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执政者必须更新执政理念,适应网络化生存,尊重网民自由表达权;适时引导网络舆论,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对网络舆论进行适度干预,确保国家舆论安全.     

对中国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十多年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在分析两个阶段不同特点的基础上,针对目前舆情、舆论(包括网络舆情、网络舆论)概念某种程度的混淆,以及对相关实务运作中的某些不当认识和做法,展开系统观察和深层思考。     

网络世界的现实“框架”

勿庸置疑，网络舆情、舆论正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不少研究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振荡，一个极端是对网络力量的膜拜，另一个极端是面对网络“黑洞”的战栗。但无论是哪个极端，这些研究的视野往往只是停留在网络这个平面上，而对网络舆情或舆论之后所深藏的那个现实世界，缺少纵深的透视。     

网络舆论生成危机的诱发因素

网络舆论一旦引发舆论危机,将会把舆论对象置于巨大的压力之中,给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在综述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理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舆情事件、网民、网络、政府和社会环境是网络舆论生成危机的最主要诱发因素,并详细讨论了各因素对网络舆论危机的影响。     

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政府作用研究

政府因素对网络舆论的作用大致可分为抑制、促进和抑制促进共存三种。政府因素作用的差异使得舆情发展演化产生了不同。研究网络舆论中的政府作用,有助于政府部门更好地去对待并解决舆论危机。统计分析近年来和政府相关的网络舆论事件发展规律,计算了政府因素对网络舆论危机的作用值。研究发现：若舆情事件中政府因素起促进作用,那么政府对舆论危机的作用值最大。     

人工智能时代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基于网络空间的社会舆论表达成为常态，网络成为主流媒体强化正面宣传、引导舆论走向、进行舆情治理、传播主流价值的核心阵地。人工智能驱动网络舆论生态中舆论主体、客体、环境及规则的全面变革，引发了主流媒体网络舆论引导的逻辑转向，即引导理念上从“用户本位”到“场景为王”,运作机制上从内容生产到“内容+关系”的双向融合，技术路径上从协同引导到智能化治理体系的建构，效果评价上从工具理性到工具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对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的分析与对策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社会效应越来越大。如何应对和引导网络舆情即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和紧迫的问题。本文围绕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抽取,解析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信号,对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情境、传播和演变进行全景画像。总结现有关于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的引导策略、态势研判、演变仿真预测以及应急响应,并在理论层面与实践管理调控层面提出了当前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本研究为探索舆论事件发生机制与预判分析理论和方法、事件趋势预测方法、模型预警模型与发布技术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地方党报在网络舆论引导中的作用及创新途径

对网络舆论的监管,不能只依靠行政监管和技术手段进行硬管理,应重视说服、影响和引导等软手段.作为数量最多的报纸品类,地方党报凭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完全可以且应当承担起对网络舆论引导的社会责任.地方党报应发挥舆论"预警"功能,自觉检视网络舆情;时网络舆情中的重大问题,应通过信息的选择、解释和评论,公开真相,传递权威观点,主导社会舆论;加快推进地方党报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发挥党报立体介质的传播优势,引领和影响网络世界.     

基于自组织机制的互联网舆情治理

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空间舆情的防控和治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互联网本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以互联网舆情的自组织演化为视角,运用AMOS和SPSS软件对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网民行为和网络舆情发展进行实证调研,并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均对网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倡导的舆论导向、媒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意见领袖的舆论观点、网民以及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都将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基于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舆情防控经验,自组织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治理需要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强化媒体协作关系、保持舆情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注重引领网络道德风尚。     

论公共领域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影响及启示

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公共领域作为公众话语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政治参与平台,对国家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下中国,“私民意识”“顺民意识”和“官本位意识”等因素严重制约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产生了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公众“在场”的参与型民主政治,公共领域就是要使决策者接受公众的审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此,党和政府应该大力提升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完善公众话语表达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主动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积极利用舆论监督优化政治生态.     

论舆论监督的边界

自媒体时代的兴起使媒体原有的运作机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所掀起的舆论监督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民意识的觉醒,推动着公民社会的建立.然而,随着自媒体的繁荣悄然衍生的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媒体私有化倾向下民粹主义初现端倪.网络谣言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异化的舆论场,舆论监督的边界逐渐模糊.国内外一些反华势力借此混淆视听,扰乱民心.采用定性研究和个案研究法,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当前的一些现象,探讨了打击网络谣言是否意味着打击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边界应当怎样捍卫等当前颇具争议的问题.     

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通信设施与软件的普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与引导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网络涉腐舆情日益成为微时代廉政舆论生态的晴雨表,因此,在微时代加强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很有必要。网民数量倍增、政务信息公开、移动终端网络互动、官民廉政微舆论场融合,这些都为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提供了新机遇。与此同时,网络语言暴力、新媒体用户异质性、网络政治谣言、无序"人肉搜索"等,又给新时期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带来了挑战。在推进政治新常态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网络涉腐舆情引导规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的针对性、有效性与科学性。     

当前中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与策略

积极舆论指的是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情合理的对策建议或持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某些社会问题或事件朝着有益方向发展的健康舆论,与之相对的是消极舆论。舆论环境由舆论组成。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以积极舆论为主,不同领域的积极舆论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积极舆论环境。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有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外的一些消极舆论给当前中国的积极舆论环境建设带来了极大挑战,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避免消极舆论的产生和影响,依法治舆,做好舆论治理和导向工作,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积极舆论环境的新格局,最终让积极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     

汉代官方舆论收集机制

两汉政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视民意,形成了一套以规谏机制为核心的舆论信息收集系统,包括天子求言与百官进谏、朝议、吏民上书、使者采风、倾听民意等制度,既吸收了由所谓“进善之旌”、“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等构成的古制的合理性内核,又摆脱了古制富于理想色彩、适合小国寡民的局限性。它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崭新背景为平台,以现实政治实践为基础,因而更具可操作性,为两汉统治集团及时掌握行政信息、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反映了汉代民众的积极政治参与意识。但是这一系统在运转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专制制度本身又是限制甚至阻碍这一系统正常运转的主要因素,因此汉代下情上达之途仍然不够通畅。     

“舆情”社会内涵新解

当前,学术界对舆情社会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澄清舆情社会内涵有利于政府部门更准确地把握社会舆情的核心和价值所在。从历史上和当代中国对“舆情”的运用看,舆情的基本内核是民众态度,而客体应限定在社会政治方面。同时,在与相关概念辨析中,舆情处于民意范围内,又与舆论有交叉,它是普通民众对政治人物和事务的各种情感、认知和行为反应倾向的集合。舆情主体类型多样,其核心部分内容丰富、结构复杂,因此,舆情呈现出稳定和易变、理性和情绪化、积极和消极等双重特点。     

基于文本挖掘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基于网络爬取的方法,对近几年的121条有关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可视化分析,对词云图、语义网络分析、LDA主题模型的特征分析进行语义挖掘。挖掘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了解阻碍网络舆情防控与治理之因。文章提出了构建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建立网络舆论治理机制、健全传播者和接受者引导与培育机制、完善网络舆情法制与追责机制、优化网络舆情的多元联动共治机制。以期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有效监管,整治网络谣言乱象,较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     

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互动——以"邓玉娇案"为例

以“邓玉娇案”为视角,分析了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且从舆论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如何促进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良性互动,进而指出二者良性互动的关键在于尊重舆论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完善网络舆论监督体系,使得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在各自领域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