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秘密取回他人占有之本人财物的行为定性

盗窃罪的根本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财产制度和现实的财产秩序.对于秘密取回他人占有之本人财物的行为,应当区分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作出不同处理;对有权占有的情形,应考虑刑法中的定量因素,按照侵害利益的损失程度,予以区别对待.对于秘密取回本人所有的财物后又索赔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认定为盗窃罪或诈骗罪,抑或数罪并罚.     

论不公开占有的效力

公示公信原则要求动产物权以占有作为公示的方法,但不公开的占有却是一种没有公示的占有.在意思自治原则以及正义的要求下,不公开占有也应该具有物权的效力.     

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公有制观及相关问题--兼论生产资料的法权占有与劳动占有

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公有制观,首先必须准确理解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若干含义及相互关系,其次必须准确理解生产资料的法权占有与劳动占有,区别劳动占有与劳动人民占有,马克思的公有制是劳动占有的公有制(劳动公有制).基于这一理论前提,作者讨论了若干热点问题公有制与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制与生产力水平,重建个人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个体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与计划市场,马克思的"失误",等等.     

论被害人承诺作为排除犯罪性行为的正当性依据

在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上,将被害人承诺纳入到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之外的其他排除犯罪性行为之一进行探讨。目前,虽然有关被害人承诺的研究得到重视,但是,对于被害人承诺的正当性依据的研究不多。本文则从公民权利的演进、刑法谦抑性的角度,结合利益的衡量,对被害人承诺的正当性依据进行探讨。     

论私人所有权实现——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读书札记

在黑格尔看来私人所有权通过占有、使用、转让得以成为现实。对物的占有确立了私人所有权，占有物是为了使用物，但是仅仅能够使用而不能转让的占有，并不是真实的占有，只有能够转让的物才是真实占有的物。黑格尔关于人对于自身的占有、关于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关于人有不可转让的所有物等思想，在现代社会仍极富价值。     

论人类基因的专利保护问题

人类基因技术作为一门新兴技术,具有极其可观的商业价值,而它所引发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也给社会带来很大冲击。从国际立法看,通过对基因技术进行专利保护保护基因资源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方式。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就基因的可专利性问题进行探讨。     

民营企业产权刑法保护问题及其根源与对策——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一）》相关条文

从最终利益享有者、产权内容、侵权形式及其保护对刑法的依赖程度等四个维度解析民营企业产权,而非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企业的财产权,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影响罪刑设置的因素。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统计分析可知,民营企业产权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纵向侵权、新型侵权和非物质产权侵权;预防内部侵权和传统侵权的条文,多被当成纵向侵权的通道。其制度原因是,当前刑事立法对非物质产权、新型侵权介入程度不足,部分条文有被滥用的危险,刑法对权力的节制程度不够。其思想根源在于,以传统社会为背景发展出的刑法理论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错位。为防止纵向侵权,有必要放宽滥用职权罪的入罪条件,在管制性条文中引入实质的不法内容,贯彻立法明确性优先于公正的原则;为应对横向侵权,应根据非合作情形下的均衡保护原则、合作情形下的损害原则、持续合作情形下的“不告不理”原则调整刑法规定。《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部分条文回应了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的需要,但有关企业内部犯罪的规定与立法目的之间存在错位;部分值得推广的理念遗憾地停留在现象层面,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的制度环境未获得体系性改善。     

帮助熊? 还是帮助人?——动物保护中“人类优先论”剖析

在归真堂"活熊取胆"的争论中,我们常常听到支持归真堂的一方有这样的论调:"人类优先!""人还管不过来呢,哪有精力去管熊?"在这里,支持活熊取胆者显然赋予了人类高于非人动物的道德优先性,然而从"人类优先"这个前提必然可以推出活熊取胆是正当的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及其法律保护——《物权法》出台后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问题的再思考

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会引起许多矛盾和冲突，立法应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要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必须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必须为其提供通畅的救济渠道。另外，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克服的弊端，法律上应当提供复数的农地经营模式以供农民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论刑法中“持有”的行为性质归属

刑法中"持有"行为的性质归属是刑法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通过对作为与不作为的划分标准以及禁止规范与命令规范性质的探讨,认为在规范说的立场上看,第三行为的学说与认识没有存在的余地,"持有"只有在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划分中寻找其归属。并进一步认为"持有"违反的是命令规范,属于不作为,持有犯罪是纯正的不作为犯罪。     

论刑民界限的公众认同

刑民界限之公众认同可以增进刑民界限与公民预期的一致性,避免违背公意之立法,增加公民行为的预测可能性,是一种保证刑民界限正当性的行之有效的举措.刑民界限的公众认同具有中外历史文化传统,其内涵是立法须符合常识、常理和常情,其实现表现在立法环节和司法环节,均需依据公意进行考量.     

我国《民法总则》颁行对刑法的影响

我国《民法总则》颁行后,对刑法现实适用的影响与未来立法的导向不容忽视。一方面,刑法应当根据《民法总则》的内容对规范适用予以现实调适,具体包括:区分性质不同的虚拟财产予以具体的定性指引,秉持扩张与收缩并举的态度重置个人信息的保护区间,促成刑法上对财产权的平等保护等,这有助于刑法规范发挥社会保护作用的科学性与统一性;另一方面,《民法总则》所体现的最新立法理念与社会价值亦可以形成对未来刑法立法的导向指引,应当考虑适当调整刑事责任年龄,落实胎儿利益的刑法干预,继续环境本位的刑法探索,实现英雄烈士人格权益的刑法保护等,这有助于刑法规范发挥社会保护作用的时代性与前瞻性。     

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

随着人们对个人信息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传统条件下的立法主要针对隐私利益给以保护的模式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对个人信息利益保护的要求,个人信息财产属性的彰显使得人们需要法律对个人信息积极利用的权利加以保护。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信息。因而迫切需要从原有的对隐私利益的消极被动的保护模式过渡到全面积极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     

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性质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经济法、行政法和民法三者性质的比较，试图论述经济的社会法性、民法的私法性和行政的公法性，从而明确它们三者的界限。     

论个人敏感信息的民法保护

2013年出台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粗略提及个人敏感信息,但未给予明确界定,使得个人敏感信息权益保护的司法实践存在障碍。结合域外个人敏感信息的定义,认为个人敏感信息包括隐私信息和部分非隐私信息,其中部分非隐私信息界定之参考因素是严重且实质性损害;个人敏感信息兼具新型财产权和新型人格权的法律属性。借鉴域外个人敏感信息民事保护模式,认为我国宜通过《侵权责任法》来保护个人敏感信息权益。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它可分为以大脑为载体和以物质为载体两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权利价值和人文精神,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独特的自然观、宇宙观和社会观,因而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和未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我国立法特别是刑事立法的缺失,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匡正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遏制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的蔓延,必须检讨我国有关刑事立法的疏漏,完善我国刑法抗制犯罪的机能。     

地下钱庄行为的定性与防控——刑法与经济法互动的视角

地下钱庄并非规范的法律概念，我国对地下钱庄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基于其组织的非正规性而非其行为的违法性，对地下钱庄行为更多地是借助刑法规制和执法严惩而非制度规范和监管指引。以刑法与经济法互动为视角，对地下钱庄所从事的三类主要业务进行具体分析，对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细致梳理和客观评价，并结合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和地下钱庄行为特点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和防控对策。提出在治理地下钱庄的过程中应当做到经济法规制在前、刑法惩治在后，监管在前、执法在后，宽严相济、疏堵结合。     

市民社会与刑法机能的中西差异

中西社会宗教和文化底蕴的不同导致市民社会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致使中国的刑法机能与西方国家的刑法机能存在根本不同 ,即前者较为重视刑法的保障机能而后者更为青睐刑法的保护机能     

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之解决--论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的运行逻辑

法教义学的路径可以缓解当前司法人员面对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时所面临的尴尬。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的运行逻辑主要通过对犯罪成立要件的判断来实现。习惯法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和开放的构成要件的认定中具有较大运行空间,但为保证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在构成要件解释时,其他要素或要件的解释应尽可能排除习惯法的影响。在违法性判断阶段,习惯法的判断主要是借助社会相当性理论来实现。由于违法的判断是实质的、具体的,故习惯法在此的判断应当结合具体个案分析。在有责性判断中,违法性认识尽管于理论上是习惯法出罪的一条路径,但实际功用很小,更合适的路径应是期待可能性的判断。然目前对期待可能性之理解过于偏狭,应依规范责任论对这一理论进行适当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