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发利用跨界河流的国际法理分析——以中哈跨界河流为例

国际社会对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一直存有非议。无论根据一般国际法还是特殊国际法,中国目前的开发利用都于法有据:国家主权原则是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最重要的国际法依据;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双边协定是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的直接法律依据。中国目前的开发利用符合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与国际环境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以软法深化周边跨界河流合作治理

如何使跨界河流成为周边合作的亮点,而非争议点,是考验中国周边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在合作共识已经形成,硬法建构短期难以实现的背景下,以软法为切入点,继续凝聚共识,深化互信,是可行的选择。一方面,将已有合作成果制度化、固定化,积累合作经验,巩固合作基石;另一方面,在合作理念的推动下,探讨新的、更深入的合作模式。最终形成一套整体性的周边跨界河流合作战略和策略。     

中哈跨界水资源争端:缘起、进展与中国对策

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水资源战略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国家间关于跨界水资源问题的争端也日益增多。跨界水资源争端在中哈两国关系中处于重要而敏感的地位。中哈两国为此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要看到,这一问题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圆满解决。中国应提高重视程度,在跨界水资源争端问题上应有更深的考虑。     

关于建立伊犁河流域中哈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初步探讨

本文提出建立伊犁河流域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构想,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中哈跨界水资源争端：缘起、进展与中国对策

跨界水资源利用和分配逐渐成为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跨界河流争端对中哈双方不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并且包含政治、经济、人文和自然保护等方面的综合问题。为此中哈两国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中哈跨界水资源争端的缘起和影响跨界水资源问题的七个因素进行分析,回顾与总结中哈两国近20年来的谈判进展及成果,并就中国的应对策略进行探讨。     

跨界合作背景下艺术与设计的交融

在艺术越来越贴近生活的今天,艺术家跨界合作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艺术界与商界都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力。阐述了跨界产生的原因,厘清了跨界合作的方向及类别,分析了跨界合作的优势所在。跨界合作可以强强联合,打造出优秀的品牌,这是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也是大众审美提高的一个表现。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以创新合作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拥有独特创新优势的以色列作为新丝路的重要战略支点作用愈加凸显。近年来,持续升温的中以关系使得两国创新合作在多个领域如火如荼展开,特别是两次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召开,使得双方在贸易往来、平台搭建、学术交流、民间互访等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中以创新合作仍存有诸多问题,强度、广度、深度、力度都尚存较大提升空间。如何在当前建设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下,全面提升中以两国创新合作关系,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合作策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成为中国向创新型经济转轨的关键。     

城市公共安全的跨界治理：属性特征、治理困境与模式构建

公共安全是城市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其愈来愈具有地理上跨行政区域边界、层级上跨行政层级边界、功能上跨职能部门边界、主体上跨公私部门边界的跨界属性,使得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之上、以“一案三制”为基本框架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面临一定的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属地管理与跨行政区域属性间的悖论、分级负责与跨行政层级属性间的矛盾、分类管理与跨职能部门属性间的张力以及政府单中心治理与跨公私领域属性间的冲突。跨界治理作为一种治理跨界公共事务的有效模式,成为当前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以跨界治理理论为指导,以应急管理部组建为契机,通过树立城市公共安全跨界治理理念、优化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府际间协调机制、整合城市公共安全公私合作治理网络等系统化措施,能够构建城市公共安全跨界治理模式。     

中欧网络安全合作：进程、评估与走向

处理好中欧关系事关中国战略全局。在网络安全合作领域,中欧在双边层面多轨道创设网络安全对话机制,与英德法等欧洲大国开展高级别安全对话;在全球层面共同推动构建网络安全规则与规范,通过建立对话机制开展网络安全合作,共同抵御网络安全威胁,推动网络安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随着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国际层面的网络安全合作重要性凸显,中欧网络安全合作迎来新的机遇。与此同时,战略信任缺失、核心理念缺乏共识、美国持续干预给中欧网络安全合作带来了挑战。面向未来,中欧双方应继续深化合作,扎实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稳健应对和处理好分歧,并积极支持欧洲战略自主“不选边”;双方应通过交流对话增进战略互信,加强彼此战略协调,扩大利益交汇点;同时,双方还应朝着树立网络安全国际合作典范的方向努力,提供更多网络安全公共产品,在全球层面进一步增强合作,推动网络安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把握时代机遇,共同应对挑战。     

机遇与风险并存——中国与伊朗能源合作探讨

中伊两国油气合作具有良好的经济、政治基础,具有市场与资源的互补等方面的优势;从长远看也存在有各种风险与挑战。需要重视推进伊朗核问题和平解决,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扩大相互投资合作;加强能源合作对话;保证中伊能源合作的长期顺利发展。     

东亚地区安全合作：层次、结构与机制

安全合作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安全领域的交流对话与协调行动。由于东亚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东亚国家间通过建立多种安全合作模式与对话机制，形成多层次、多维度和多方位合作局面以推动该地区在安全事务领域的合作。     

深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思路与政策建议

国外职业教育的经验和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证明：有力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走产学结合、校企合作育人之路,能够较好地解决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政府应加快制定并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机制、可行性政策与法规,促进校企合作实现突破性发展。     

云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跨界合作治理--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超出了单个的行政区域,具有一定的“跨界”特性,某一行政区域政府的单独治理已经出现了明显弊端,因此,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危机治理研究的焦点。云时代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有效合作,为解决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志愿服务意识薄弱,缺乏社会公信力;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合作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治理中应进一步完善合作法规、改变政府职能、扩大合作领域、加强资源整合并加强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     

中国构建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目标、原则与路径

积极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既是中国捍卫南海正当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在新时期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基本目标既包括低层次的消极安全合作,即被动应对安全威胁的现状,也包括高层次的积极安全合作,即主动谋划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应坚持基本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具有地区特色的亚洲安全观,坚持合理预期、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基本思路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式之争让位于功能作用,机制的主导权之争让位于共同主导,基本路径包括培育南海安全共识、打造南海安全共同体,研究现有合作方案并借鉴其他合作案例,重视双边合作机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整合现有安全合作机制,注重国内立法并推动区域规则建设.     

RCEP视野下四川省与日本深化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RCEP的签署与生效,首次确定了中日两国基于自贸协定下的新型经贸关系。RCEP高水平的区域经贸条款将给中日这两个东亚大国在投资、贸易、人员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四川省作为我国西部重镇、欧亚交通枢纽要塞、人口大省、服务业大省及电子信息产业的新兴省,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加强与日本在双向贸易投资、第三方市场深耕、数字经济融合、服务业开放乃至人员文化交流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同时,四川省也应密切关注RCEP的实施可能导致川日在部分产业上形成新的竞争关系,以及日本加大对ASEAN 10的投资可能导致四川省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流等各种挑战,未雨绸缪,及时应对,争取利益最大化。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     

跨界政策网络与区域治理: 我国地方政府合作实践分析

区域合作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方向之一。成渝城市群作为西部地区典型城市群,在区域发展和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2011~2017年成渝城市群80条府际协议数据以及28项政策文本表明,国家高度重视西部地区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成渝城市群跨区域合作治理局势明朗,并在跨区域合作治理过程中形成了治理网络机制和协作网络机制,但仍然存在部分阻碍。为提升合作绩效、实现区域一体化,响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渝城市群要加强区域协同治理,以合作驱动区域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形成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高地效应”。     

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

利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以及重庆开县民丰互助会的业务发展数据等,实证研究金融深化、扶贫效应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关联性。研究发现,重庆开县民丰互助会的金融深化指标与开县经济增长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以贷款效率和贷款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显著,扶贫效应亦较为明显。更进一步研究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深化和推广以农村资金互助组织为代表的农村合作金融模式,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以及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推进。     

缅甸银行业发展现状与中缅银行业合作探究

由于人权、政治以及毒品等问题长期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曾被国际社会孤立,从曾经的亚洲粮仓变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缅甸银行业发展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与国际银行业、国际银行组织割裂的状态,银行业封闭于金融全球化进程之外,成为东南亚地区金融中介水平最低的国家。近年来,缅甸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与对外开放,银行业也正处于急速变革中,随着中缅两国经贸合作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两国银行业合作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