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     

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

“至善”与“无善无恶”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辩,明末思想家方以智以“至善统善恶”这一命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说做出了诠释和辩护,该命题中蕴含的对“绝待”和“对待”关系的思考也是对宋代理学中朱熹与胡宏论性之善恶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对道/理是否有对待来解释至善之性是否有对待,以形上建构的方式对晚明这一论争做出回应。一方面作为“绝待”的“至善”不落于具体相对待的善恶,也即“无善无恶”,这是从形上本体的层面言说;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无善无恶”是先天之性,有善有恶是后天之性,统贯先天后天的“至善”意味着在具体现实的人性善恶之中要让本体的善性显露出来,这是从本然状态的层面言说。“至善统善恶”说以对“至善”的强调纠正阳明后学特别是王畿“四无”说导致的走空蹈虚之流弊,重新倡导价值层面上对“至善”的肯认,推崇实学的功夫论指向。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层意蕴

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奠基于其良知宇宙论基础上的。而阳明的良知学说又处处体现了其知行合一之旨。良知宇宙在化生过程中呈现出五个层面的知行合一:良知未发之合一;良知未发已发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与万物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与人身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之知与人心之情感和意向之合一。此即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五层意蕴。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传统宇宙论、认识论的集大成者,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遗产。     

黄宗羲与陈确论争之新探——从“物”之思想谈起

黄宗羲与陈确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受其对"物"之理解的影响。这又牵涉到他们对万物一体学说中的未发状态和已发状态的理解。在黄宗羲这里,已发状态中包括本然之物和非本然之物,为了达到至善,就要用未发状态来矫正已发状态,黄宗羲的结论是"存天理,去人欲";而陈确拒绝"未发"状态的存在,将所有"物"都置于已发状态中,而这也表现为"人欲"。由于没有本然和非本然之区分,他的"物"或"欲"就都是合理的。他按照万物一体的逻辑得出结论:天理就是人欲。而黄宗羲最后对陈确思想的宽容,是因为他觉察到了万物一体学说的矛盾性。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的宗旨与立言

王阳明“四句教”的宗旨是指良知未发则“中”、已发则“和”的至善之境，而其立言则是指通达这种境界的修养功夫。对上根人而言，本体与功夫、境界与修持一时并了；对下根人而言，必须进行“为善去恶”的格物践履方可达到目的。王阳明的功夫论具有很多合理思想，其境界论也不能随便否弃。     

论王阳明本体之乐

王阳明的"乐是心之本体",将地位本属于情的"乐"提升到了本体的层面。这既是王阳明的特殊之处,也是其思想的特色之一。从王阳明心学思想内部特点来看,"乐"能获得本体的地位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乐"作为心之本体的一种规定,亦具有了心体的种种特征,为心的本然状态,是真正的心中之乐。在这种状态之中,天理流行、良知呈现即和畅,和畅处即为心体本然之"乐"。本体之乐作为一种本然已存在于主体之中,人人皆有皆同,为成就"乐"提供了内在根据,也赋予人能够体验"乐"的能力。但它不是现实的状态,是一种潜在的可能,它的发用流行须通过七情之乐来呈现。本体之"乐"不同于亦不外于七情之"乐",二者体用不离。     

论阳明心学中的“未发之中”概念

已发与未发的关系问题是宋明儒学所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派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另一派则以心之静为未发，心之动为已发。但这两种理解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内在的困难。直到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的提出，以良知即体即用，才把本体与工夫“一齐收摄”，较圆满地解决了未发与已发的关系问题，使心、性与情三者的关系得以安排妥贴。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论卢梭视野中的良心观

良心在卢梭伦理思想中占有独特地位。卢梭认为,伦理学的任务就是在研究人的基础上指导人怎样做人。人性中有两个基本因素：欲念和理性。单方面的理性或情感都不能成为衡量善恶的尺度。衡量善恶的尺度是良心,良心是人们在社会中通过感觉和理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实行自然教育,建立自然宗教,才能造就道德新人,发挥人们内在良心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卢梭的良心观对他之后的思想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既具有进步性,又具有局限性。     

论佛教善恶的超越性

佛教对于善恶的判定,首先是立足于缘起理论的,从现象层面以果报的苦乐来反证行为本身的善恶。在小乘佛教看来,因果的善恶、苦乐都超不出对于个体自我的妄执,因此超不出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只有破除个体我执才能出离生死轮回。大乘佛教进一步认为,以生死为胜义恶、以涅槃为胜义善,仍然是一种妄执,必须立足于人我、法我二空,以体用、性相不二的理论破斥,最终才能达到对善恶的彻底超越。     

简析基督教的人性论

基督教人性论是一种善恶二重的人性论。它以上帝造人、灵魂不死、灵肉对立为其理论前提,在认定人的现实本性为恶的同时,也肯定人的先天本质是善的,并把人性的善恶二重归因于人所具有的神性和人的肉体情欲。对现实人性的批判、对人的先天本质的肯定、认为人性善恶二重,构成了基督教人性论的基本特征。尽管基督教人性论有一定局限性,但它对于现代生活仍然具有某些积极的价值。     

忍耐的道德限度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毫无疑问,忍耐是有道德限度的。弄清可忍与不可忍的道德是非,关键是确立可忍与不可忍的标准:是否跨越"善"的界限是其根本标准;是否有"义"于他者和是否愧对于"良心"是其具体标准。过度忍耐也会产生消极后果,其对主体的消极影响表现为扼杀主体进取精神、导致自我价值迷失、贬损主体人格尊严等;对客体的消极影响体现为纵容他者恶行和败坏社会道德。     

吴德旋对范晔“事外远致”的“误读”及其文论史意义

作为“桐城正宗”的吴德旋,在其古文理论著作《初月楼古文绪论》中论及六朝人范晔,谓其文“无事外远致”,这恰与原始出典范氏《狱中与诸甥侄书》之原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解误差。范晔所理解的“事外远致”集中体现了六朝的文观（既重视作者的情志,又对文的藻韵有一定要求）,而吴德旋的理解实则是借此来表达桐城派的古文理想。吴氏一千多年后,重新拈出“事外远致”概念,接续其议,并非一种巧合,正可由此发掘他们各自时代对于“文”之典范的不同理解,藉此也可透视古代文论抒情传统在不同时代的流变。     

先秦儒家人性论及其演变

先秦儒家人性论多从单一方面强调性无善恶或是性善、性恶,这种单一性的人性论不能从根本上合理地解释人作恶的原因和修善的可能性。但是先秦儒家人性论开启了人性本善和向善修养的人性论之先河。先秦儒家人性论经汉唐三品人性论、唐代李翱性善情恶的复性人性论,发展为宋明时期的＂心统性情＂的一心二门人性论,具有其必然性。儒家人性论的发展中,先秦儒家人性论具有性善论起源的启蒙作用。     

拜伦诗剧中的该隐传统

该隐是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一个经典形象。这一人物首先出现在《圣经》里,他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也是杀死自己弟弟亚伯的凶手,因此他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杀人犯。自此以后,该隐就被打上了罪与恶的印记,在《圣经》里也形成了邪恶的该隐传统。拜伦的诗剧《该隐》却赋予了该隐一个英雄的形象,更确切地说,是拜伦式英雄的形象。这一形象与传统的邪恶该隐形象截然相反。通过该隐形象的转型来揭示拜伦的上帝观及恶魔观,从而探讨拜伦及其作品的反传统性。     

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主体思想论析

理解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其中一条重要的线索是其主体概念,此概念是对他所提出的人生意义问题解答的关键。虽然维特根斯坦对这一概念的处理非常散漫,但是他却非常明晰地区分了主体的两层涵义,即表象主体和意志主体。作为认识主体或经验主体,维特根斯坦是从叔本华意义上来谈论表象主体的,由于表象主体无法赋予世界和人生以意义,所以他直接否定了表象主体的存在,只承认意志主体。意志主体又被维特根斯坦称之为形而上学主体,作为伦理的而非生理的存在,意志主体从整体上以或善或恶的方式赋予世界以意义,主体因而可以通过主体的升华使自身处于无欲、无求、无畏状态当中,人生的困惑和处世的无力感得以消除,使得所谓的人生伦理问题得以最终解答。     

慧思大师善恶思想研究

佛教的善恶思想有着丰富的层次和内容,天台宗三祖慧思大师立足于大乘教理,将大乘善恶思想开展为三个层面:对善恶实体执的破除,对善恶缘起现象的安立,对善恶二元对立的破除而归于不二中道。这种思想是"性具善恶"理论的滥觞,其特出之表现即是以恶的形式实践大乘的智慧和慈悲。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