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惟敬初入日营交涉事考

万历朝鲜战争期间（1592-1598）的对日和谈首席代表沈惟敬是当时东亚和平事业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但关于其对日交涉活动的具体情况,实证研究仍显不足。文章主要利用朝鲜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李元翼状启》考述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底沈惟敬初入日营交涉的相关情形,认为其当时的对日交涉获得了成功。     

赵贞吉生年考及官职考——《明史》辨误两则

明人赵贞吉的卒年在《明史》中记载为“万历十年”,陈支平先生的《赵贞吉卒年考——明史正误一则》已证此说有误,本文增加史料进一步证明,并由此推之赵贞吉的生年应该是明武宗正德三年（即1508年）;《明史》记载赵贞吉隆庆元年任“礼部左侍郎”,而经多方考证,隆庆初（即1567年）赵贞吉应任“吏部左侍郎”。     

《五杂俎》研究

谢肇进士及第非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年）而是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五杂俎》付梓时间在万历雨辰（１６１６年）。该书主张妇女“亦可择夫”，并提出“虚实相半”的文学理论。     

论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特色

语言是人类的标征,是人性的外化。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息接受概念以及对它的解释,我们可以分析和推知中国古代受众信息接受的状态、规律和特色,因为信息接受的话语就是接受主体的“自画像”。本文通过对若干信息接受概念的考证、辨析和梳理,结合相关资料和当代科研成果加以分析和论证,发现“观”、“味”、“知”是三个具有中国特点的接受概念,其意蕴反映了中国古代受众的特殊接受状态。文章还揭示了中国古代受众信息接受的五大特色：（1）虔诚性与严肃性;（2）咀嚼性与反复性;（3）细致性与深入性;（4）层次性与递进性;（5）联系性与窥探性。     

胡适的文化世界——北大版《胡适文集》编后感言

本文从学术文化视角综论胡适,确认他属于２０世纪中国“卡里斯玛”型的文化人物。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１８９１－１９１７）是其学业的准备阶段,前期（１９１７－１９３７）胡适在文学革命和个性解放运动中引领时代潮流,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从事中国古典小说考证,为中国现代学术提供典范。二三十年代,胡适在“整理国故”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后期（１９３７－１９６２）胡适的学术重点放在《水经注》考证,其影响力远不如从前。他对民主、科学的不懈追求,他对学术独立的坚定信念,为建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赵长卿世系考证

以往词学界虽然认定赵长卿是宗室词人,却未详其世系。根据明代王玺、程三省万历14年（1586）刊本《南丰县志》和清代卢嵩、朱若炬乾隆30年（1765）刊本《南丰县志》考证：赵长卿名师拱,秦王赵德芳一系,太祖八世孙。     

昔日的足迹——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建院20年来蒙古史研究概述

(续 1 999年第 3期 )　　在史地考证及法制史方面也有论文发表。李漪云《呼和浩特建城命名年代考》(1 982年 )认为“呼和浩特始建于明隆庆六年即 1 5 72年 ,明政府正式命名‘归化’为万历三年即 1 5 75年。”《“福化城”考辨》 ,对“福化城”和“归化城”进行了考证。奇格《一部珍贵的古代蒙古法律文献———〈阿勒坦汗法典〉》(1 983年 )介绍了《阿勒坦汗法典》的发现和整理经过 ,对该法典制定的年代和历史背景进行了研究 ,并简要介绍了该法典的内容。《图们汗法典初探》(1 985年 )首先考证了图们汗曾经制定过“大法” ,之后根据相关史料…     

袁崇焕诞辰四百三十年祭

明末杰出的军事家袁崇焕。是一位堪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后世人尊称他为“袁督师”、“袁大将军”。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年）诞生于广东省东莞县,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蒙冤死于北京,今年是他诞辰430周年。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年代问题,中外研究者们有好几种说法。主要有两大说:一说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简称“嘉靖说”);一说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简称“万历说”)。“嘉靖说”是一种旧说,而且据的是传闻,没有扎实的根据。到193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第一个同旧说进行挑战。次年(1934)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后来主张“万历说”的越来越多;黄霖先生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更为精     

朱梅五挂将军印

朱梅，字海峰，明代辽东前屯卫（今绥中前卫）人，明末蓟辽总兵。生年不详，卒于明崇领10年（163）。朱梅早年投身军旅，驰骋疆场，“勇略素优”万历末年至天启崇预初的十余年中，东北的女真族日益强大，不断向明入侵，同时，辽东的西部和北部的蒙古少数部族，也屡屡犯进生事。朱梅带兵“百经血战”，充分地显示出他的勇略和军事指挥才能。天启7年5月·皇太极率15万大军进攻锦州，后金“兵分两路抬拽车、梯、挨牌，马、步更番进攻西、北二隅，（赵啤敦率左辅，朱梅为御之”。因锦州城坚兵强未能攻下，于6月又向西进兵宁远，宁远守将满挂，率…     

沈复晚岁行踪系年考

《浮生六记》作者沈复晚年的行踪一直不明。但从一些文人的记载中，可以推导出沈复45岁后的大致生活轨迹：45岁随清使节出使琉球，47岁到48岁退居故里，49至60岁馆于如皋，61岁后返回故乡并终老于乡。     

沈从文剧体作品论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小说家,不过他最初的创作和最早的文学成就中较多地包含着剧体作品。沈从文少年时代培养了浓厚的戏剧趣味,但特定的戏剧观念决定了他较早终止了剧体作品的写作。这些剧体作品是极富于原材料价值的“生活的体操”。其中所包含的不尚修饰的戏剧趣味和天然成趣的喜剧素质,很值得我们欣赏和玩味。     

神话的消解:诗史互证澄清一桩文化史公案

"台湾孔子"沈光文,长期被认为早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十年即在荷人统治下致力汉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传播;作为民族气节坚定的明遗民,向台湾人民传承了抗清不屈、眷怀故国的民族大义。然而,追溯这一造神运动的逻辑起点浙东史学大家全祖望的表彰原文,将沈光文的传世诗文作品放到明清易代的历史背景中深入推考,可以发现,这是完全虚妄的,不仅抹杀了明代郑成功时期台湾二十年的教育史、明代郑成功集团四十年的浴血抵抗史,更抹杀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史。     

沈从文小说的主体特征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大师。他经历了不屈的、传奇似的坎坷人生。他身在京城,心怀湘西,努力创作,大量作品盛名中外,是一位“文体作家”、“多产作家”。他的创作观念极富个性化:写作是战争,是生命的投资;写作要探索人类灵魂的美与爱,重新诠释人生。他界定了短篇小说的特征与创作方法,以及小说语言的特殊功能与要求。沈从文的小说富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理解沈从文——也谈沈从文改行

沈从文改行,是沈从文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25年左右,从事文物考古却有40年左右。如何估价后40年,也是沈从文研究中回避不了的问题。应该承认,沈从文必有政治的原因,同时,其个人的兴趣爱好因素、“人弃我取”的择业思想,也应给予充分重视,否则将难以正确估价沈从文后40年的工作和人生道路。     

论全祖望在沈光文接受史上的贡献

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是沈光文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为沈光文作品的搜集、保存以及沈光文事迹的评介、宣扬作出了重要贡献。《沈太仆传》是继季麒光《沈光文传》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篇沈光文传记,该传对沈光文生平事迹的叙述更为细致、生动,增补了此前沈光文传所缺载的信息,揄扬了沈光文的遗民气节,奠定了沈光文“台湾文献初祖”的崇高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堪称沈光文接受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     

论沈从文作品中表现的湘西民歌体裁形式

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湘西民歌体裁形式 ,如号子体裁、山歌体裁和小调体裁 ,这说明沈从文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也是一位民族音乐艺术家。     

民国寒士沈煦及新发现的《八九鸣》抄本

为青岛即墨周至元先生及其后人所保存的《八九鸣》手抄本,主体部分为诗歌,另有少量词和文。抄本作者,曾被误认为是周至元。但综合周至元《崂山志》、蓝水《崂山古今谈》选诗及《八九鸣》中作品看,该抄本作者应为由清入民的寒士沈煦。由于史料缺失,沈煦生平多已汨没无闻,大致可以考知,他擅诗能文,一生潦倒困顿,晚年来到即墨,长期借住佛寺,以授徒维持生计,颇受佛教思想影响。因此,《八九鸣》不仅记录了一个末世底层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是青岛近代以来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青岛文化,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生命形式

在沈从文的艺术世界中,湘西生命形式与都市生命形式构成对照与互见的关系,但在整体上往湘西生命形式偏移,这种整体性偏移固然显示出沈从文一定程度上的湘西地方主义立场与乡下人的观察视角与眼光,但更为重要的是传达出他独特的生命理想,并通过这种生命理想表现出他独特的创作追求。因此,探讨沈从文创作中的湘西生命形式,对于理解沈从文的全部创作,就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从中可以发现其创作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