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冈《天爵堂笔余》记《金瓶梅》事新考

薛冈《天爵堂笔余·卷二》有一则记载《金瓶梅》早期抄本流传和刻本问世的重要资料,以往诸家所考均有未逮未确之处。经深入考索,得出了更加切实的结论:薛冈在京看到文在兹见示《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月至三十年(1602年)九月之间;包士瞻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就任德州判官路经苏州时购得《金瓶梅》刻本的,这也是《金瓶梅》刊刻面世的下限;包士瞻、薛冈所见《金瓶梅》刻本应为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刻本。     

论《金瓶梅词话》中的证诗

我国三十年代初发现的《金瓶梅词话》,在欣欣子序、甘公跋与东弄珠客的序之后,有一篇名为“词曰”和“四贪词”的题词,在题词前赫然标出这样的书题:《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字样。这个书题向人们表示出:三十年代初发现的这部词话本《金瓶梅》并非《金瓶梅词话》本的原刻,而是一种新刻本。不少研究《金瓶梅》的专家学者还发现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同崇祯说散本《金瓶梅》相比,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与一篇廿公跋,但这序与跋虽放在前面,却没有署写作日期。只有东吴弄珠客的序却标明“万历丁巳季冬”,这篇序既然为明崇祯本《金瓶梅》和《新刻金瓶梅词话》所共有,人们自然     

论《金瓶梅》

一《金瓶梅》出现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约当16世纪中叶后、17世纪初。最初以抄本流传,至万历后期始见刊行。全书一百回。有两种版本:最早的名《新刻金瓶梅词话》,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的序。作品采用山东方言和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词分析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刊载4首《行香子》词。从现存所知的最早载籍《鸣鹤余音》开始,一直到今人辑录的词集,所录之《行香子》词都与《新刻〈金瓶梅词话〉》所载有一些差异。从各文本文字比较来看,《阆苑瀛洲》《短短横墙》与《兰皋明词汇选》中所录的《行香子》词非常接近。但另外2首的来源问题难以明辨。《行香子》词在流传过程中,即在传唱传抄阶段,就不断演变,使得文字差别较大,版本也极为复杂。《新刻〈金瓶梅词话〉》中的《行香子》词就在流传过程中自成一体。     

《金瓶梅》版本研究的“死结”:初刻本之争——兼答友人杨国玉先生

《新刻〈金瓶梅词话〉》究竟是初刻本还是翻刻本,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与崇祯本之间的关系,已成为《金瓶梅》版本研究的"死结"。论文梳理了这一"死结"的成因、当下的研究动态、研究的新进展与突破,指出了研究的意义在于探讨新的问题,以及为探讨作者是谁提供新的依据。     

《金瓶梅》的时代性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金瓶梅词话》最早是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刻本,《金瓶梅》是人们习惯的简称。作者将书中三位妇女的名字(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各取一字订为书名。崇祯时代又有《新刻绣像金瓶梅》出现,研究者仍以《金瓶梅词话》为定本。据吴晗考证,《金瓶梅》成书约在明代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之间。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

本文针对时下海内外学者有关<金瓶梅>词话本的版刻及其与崇祯本的关系等一些看法,论证了现存最早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本,它与崇祯本之间的关系即是"父子关系",并对各崇祯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作了一些辨析.     

冯梦龙是《金瓶梅》的最早刊行者

《金瓶梅》最早的公开刊行本是《金瓶梅词话》本,该版本东吴弄珠客序所标的作序时间为万历丁已(1617年),可以认为是刊行时间,距今已经三百七十周年了。曾经有人认为有所谓一六一○年的《金瓶梅》版本,许多专家已证实那仅仅是推想或臆测,只有一六一七年的《金瓶梅词话》本才真正是最早的刊行本。刊行《金瓶梅词话》者为谁?此人即明末小说巨子冯梦龙。寻找《金瓶梅》最早刊行者有一条可靠的线索,就是沈德符《野获编》中的有关记述。沈德符是冯梦龙的朋友,他的记述虽则藏头露尾,却真实地披露了冯梦龙是《金瓶     

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金瓶梅》“廿公跋”,无论对于理解“崇祯本”系统《金瓶梅》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的关系,还是对于《金瓶梅》作者研究等重大问题,都是关键之一。作者认为,“廿公跋”的矛头是指向“弄珠客”序的,最早见于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廿公跋”写于崇祯末年;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     

《金瓶梅》主要版本所见录

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以后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问世,到一九八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瓶梅词话》(节本)的出版,时光流逝了三百五十余年。在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金瓶梅》一书,虽屡遭禁毁,但禁者自禁,刊者自刊;其间,词话本、《新刻绣象批评金瓶梅》本、第一奇书本以及名目繁多的“真本”、“古本”、“足本”等删改本和影印本,总计不下四十种,这还不包括满文译本及各种外文译本在内,更不包     

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词话>所依据的是繁本<水浒传>.本文通过细致的校勘和分析,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虽然有的内容出于繁本<水浒传>,如潘金莲毒杀武大的部分,但有的部分如武松打虎等显然只可能来自<水浒>简本,由此推测<金瓶梅词话>作者在写作时所依据的应该是残缺不全的繁本<水浒传>,其不足的部分则据简本<水浒>改写.文章并结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有关记载,推论<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间当为万历初年至万历十七年.     

试谈《金瓶梅》中的动词后缀“子”

一明沈德符认为《金瓶梅》第53至57回系“陋儒补以入刻”,其理由之一是“时作吴语”(见《万历野获编》卷25“金瓶梅”条)。朱德熙先生在《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一文中,为此寻求了一些语法方面的根据,其中之一是第57回有两处用“子”作动词后缀:     

《金瓶梅词话》刻本第九十一回错误辨正

一《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词话》)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刻本。该书又叫《新刻金瓶梅词话》,1932年发现于山西介休县。发现时第52回缺两页。1933年,以“古佚小说刊会”名义影印了120部。影印时52回所缺两页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补上,并附插图200幅,每回二幅。     

《金瓶梅词话》俗语简论

《金瓶梅词话》出现俗语３３１条，总用例３７２例。本文具体论述《金瓶梅词话》中俗语的分布、分类、结构、句法功能、运用特色及修辞作用。     

明代出版发行影响通俗小说发展之一例——以《金瓶梅》早期出版发行为中心

出版发行业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据文献记载,在明代文学家中,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和袁中道最早获得《金瓶梅》全本,且认为此书有很高价值,然而此书却没有能够在袁氏家乡湖北出版,沈德符从袁中道手中借抄全书带回苏州,不久《金瓶梅》刻本在苏州面世,从而推动了世情小说的发展。《金瓶梅》的出版发行证明,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发行之间,起主导作用的可能不是作家,而是出版发行商及出版发行的体制机制。     

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周钧韬《金瓶梅》研究述评

周钧韬先生专事《金瓶梅》研究二十多年,提出了"《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金瓶梅》为性小说"等6个新说;完成了《金瓶梅》创作素材来源考证的基础性工程。他的"治学之道"包括"知己知彼,选准研究目标";"高层次加入";"目不斜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敢于创新,在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思辨与考证,双向汇流"等。其自言"治学之道"的核心是学好哲学。     

再论《金瓶梅》付刻问题

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刊本是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刻本,除三十年代初在山西介休县发现的一部外,日本也发现了两部:一是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一是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经初步研究,这三部刻本在版式上虽然基本相同,但却存在着文字和圈点上的一些差异,这说明三部刻本并非是同一版本。《金瓶梅》万历四十五年刻本是否是初     

《金瓶梅》版本若干问题探析——以西北师大图书馆藏本为例

西北师大图书馆藏《金瓶梅》可分为张评本和词话本,共有八个版式.其中,影松轩《第一奇书》、巾箱本崇经堂《醒世奇书正续合编》、在兹堂“李笠翁先生著”《第一奇书》为馆藏善本;民国初年,古佚小说会以万历丁巳本为底本,配以崇祯本图像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也得以珍藏和影印.不同的版本形态,为《金瓶梅》研究提供了可资对比的文本依据.本文拟对馆藏《金瓶梅》的版本形态进行梳理和辨析,并从版式异同、文本内容、作者考辨、续书等方面探析馆藏《金瓶梅》的文本特色.     

《金瓶梅》书名辨识

中外有不少学者说:《金瓶梅》最早的名字叫做《金瓶梅词话》,后来才改为《金瓶梅》。这一说法很流行。其实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笔者认为:《金瓶梅》最初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的,各种抄本均名《金瓶梅》,而非《金瓶梅词话》;大约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冬,吴中才有了初刻本,书名仍是《金瓶梅》,而非《金瓶梅词话》;重刻本大约成于天启初年(1621年)。现将这些新说阐发如下,附带也简说一下《金瓶梅》书名的含义。     

袁氏兄弟与《金瓶梅》抄本新考

近年来,随着对《金瓶梅》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在《金瓶梅》早期抄本的流传过程中,晚明时期以麻城为中心的一批湖北学人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而其中尤以“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袁中道兄弟成绩最著。现存最早记载袁氏兄弟二人与《金瓶梅》抄本关系的材料,乃首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词曲·金瓶梅》,为讨论方便起见,兹节抄其有关文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