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同群效应及其机制研究

本文使用2015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对健康的同群效应以及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显示:(1)社区平均健康水平对个体的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平均健康水平每上升1个单位,个体的健康水平将会提高48.1个百分点;(2)健康的同群效应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相比于男性和老年群体,女性和年轻人对社区平均健康水平的反应更加敏感;(3)进一步研究发现,社区平均健康水平的改善不仅能在潜移默化中降低个体的风险行为,同时能够促进个体积极主动的寻求健康行为,进而提高个体的健康水平。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旨在合理规范和有效促进国民健康水平的有关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到同群效应的重要影响及其性别、年龄差异,以充分利用健康的同群效应,最大化国民健康收益。     

生育意愿存在同群效应吗？——来自中国社区的经验证据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研究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研究对生育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大多假设个体为一个“独立”的决策者,并未充分考虑周围群体的行为决策对个体产生的影响。而在“心理效应”以及“学习效应”的作用下,个体的生育意愿也可能会受到他人行为决策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同群效应。本文基于研究假说,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微观数据对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社区平均生育水平会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个体的生育意愿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同群效应。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工具变量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缩减样本范围以及更换模型的方式对实证结果进行重新估计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及显著性与基础模型基本一致,表明实证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在城乡归属、年龄阶段以及婚姻状态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从城乡差异来看,由于乡村地区的社区居住形式以及传统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使同群效应对乡村个体的生育意愿所带来的边际影响要明显高于城镇个体;其次,从年龄...     

中国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的同群效应

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目前国内关于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实证文章较少的现状,文章使用2007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与能力年度调查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国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的同群效应。研究的结果发现,在我国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的同群效应,并证实了这种同群效应一部分可由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培养的相互影响所解释。     

近朱者赤：健康的同群效应——来自中国农村中老年群体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四期数据（CHARLS 2011-2018）,以村庄中老年群体为参照对象,实证检验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同群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农村地区,中老年群体存在显著的健康同群效应,本村中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越高,个体的健康状况越好。采取不同健康衡量指标、构建虚拟同群、寻找工具变量进行参数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从群体特征来看,健康的同群效应更为显著地发生在女性、文盲和低收入的农村中老年群体,信息获取能力和行为决策水平的差异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通过考察本村中老年人吸烟、饮酒、健身和参与医疗保险等行为表现,本文证实健康行为在群体内存在显著的示范效应,进而合理解释了健康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制定中老年群体健康干预政策以及推进中国健康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民间借贷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效应——基于新疆的经验分析

基于新疆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选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农村民间贷款方放贷行为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以及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U)模型,估计农村民间贷款方的放贷行为对新疆农户家庭纯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效应,并通过平衡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验证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研究结果表明:所有样本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均不同程度受到了农村民间贷款方放贷行为的影响,其中,农村民间贷款方的放贷行为在1%水平上显著促使农户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329万元,在5%水平上显著使得农户家庭纯收入和家庭生产经营投资分别平均减少1.454万元、0.126万元,说明农村民间贷款方的放贷行为促进了农户家庭生活消费,同时又抑制了农村家庭纯收入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行为,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新疆农村民间借贷对农户家庭正向驱动效应的政策启示.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兼论集聚与群分效应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探究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及其成因有助于理解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对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以及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在其中的解释力。总体而言,城市规模每扩大1%,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13%,相应溢价主要来源于群分效应。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同时存在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群分效应能够解释工资溢价的35%～55%。人口规模介于100万人至500万人的大城市,工资溢价主要源自群分效应。文章发现,个体技能对工资溢价的贡献度最高,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当地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也会提高,即劳动力技能存在明显的空间排序规律。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年轻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的工资增长更快。     

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选取PSM-DID方法考察其他条件相似时,参保组与对照组在总劳动时间、 农业劳动时间供给上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力供给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新农保对不同年龄段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参加新农保有效减少了60岁及以上农户的总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但参加新农保不会影响60岁以下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但能够增加其总劳动时间.     

人口流动与儿童心理健康的异质性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调查（ CFPS）2012年数据,以儿童问卷中心理健康量表的测量结果为因变量,以反事实因果推论框架为基础,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异质性效应模型,探讨了人口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异质性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儿童自身的流动会改善部分儿童的心理健康,但并不适用于全部儿童;越不可能流动的儿童,如果他们流动以后,其心理健康改善的幅度也越大;而父母亲的流动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会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这些结果反映了人口流动的异质性影响作用。     

拆迁会影响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吗?——基于CHIP2013的实证分析

拆迁是城镇化进程中相伴随的社会现象,给城镇拆迁居民家庭生产生活带来重要影响。在拆迁力度大、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通过拆迁致富的现象屡屡见诸报端,但在部分地区也存在拆迁居民财产得不到保障,甚至一拆而穷并由此引起激烈社会矛盾等现象,给政府管理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在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研究拆迁行为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应该首先从研究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影响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检验其实际影响并深入探究其影响机理。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首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为了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估计偏误,保证计量结果的准确性,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再次检验了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拆迁使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下降了7.4～13.1个百分点。在深入探究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影响的机理后发现拆迁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工资性收入或经营净收入而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产生间接且消极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性差异后发现,拆迁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具有负向作用,但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却没有影响。     

大龄未婚对农村男性主观福利影响评估研究——来自CGSS2010的经验证据

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本文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处理婚姻状况自选择效应,定量评估了大龄未婚对我国农村大龄男性主观福利的影响.在反事实概念框架下,大龄未婚对我国农村男性有着不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幸福的婚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资源保障,仅靠婚姻本身难以显著提升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主观福利.在努力降低性别比例失衡的同时,有必要出台政策改善农村大龄男性社会经济状况以提高他们的主观福利.     

农村儿童兄弟姐妹的影响研究:交流互动或资源稀释?

本文基于中国西北农村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农村儿童兄弟姐妹的数量对其心理健康状况和学业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儿童兄弟姐妹数量的变化,交流互动和资源稀释两种相反机制在同时发挥作用。当兄弟姐妹较少时,交流互动的作用更明显,相对于独生子女,有一个兄弟姐妹的儿童在心理健康状况和学业表现方面表现出一定优势;当有较多兄弟姐妹时,资源稀释的作用更明显,因此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兄弟姐妹的儿童在心理健康状况和学业表现方面均显著差于有一个兄弟姐妹的儿童。     

户籍差异与婚姻质量——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地理空间距离对个人择偶选择的限制,伴随劳动力资源流动范围的扩大而逐步减小。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研究了户籍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异地结合的夫妻幸福感更强;其次,户籍差异对婚姻幸福度的影响因户口类型、东中西部地区及收入阶层而呈现结构性差异,具体表现在:非农户口的个人,嫁娶异地配偶,幸福感会增强;东中西部比较而言,婚姻的互补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幸福感比较显著;而收入阶层越高,地域户籍差异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则越大,验证了双方事业、精神的互补性对主观幸福效用的增量作用。最后,文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加强了地域户籍差异影响婚姻幸福度结论的稳健性。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中国乡城移民创业 ——身份的创业效应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跨地区迁移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运用2017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城市人身份认同对我国乡城移民创业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城市人"身份认同感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移民个体创业的概率就会随之提高约1.38％,在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后研究依然稳健;(2)"城市人"...     

城镇老年人退休轨迹的多元化趋势与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转型背景下,增进对劳动者退休过程的认识有利于完善老年人就业及退休政策。应将退休过程视作连续轨迹进行研究,并充分考虑人群异质性与宏观社会经济背景对其影响。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生命历程调查中的工作史数据,采用序列分析方法识别出中国城镇男性老年人典型退休轨迹(60岁退休型、55岁退休型、提前退休型、长期失业型和非正规就业型)和女性老年人典型退休轨迹(50岁前退休型、55岁退休型、长期失业型和非正规就业型)。通过比较代际间退休轨迹分布的离散程度差异发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老年人退休轨迹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和性别差异,女性轨迹的多元化程度更高,男性轨迹随代际递增的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