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诗歌视阈下的杜诗学嬗变 ——以吴芳吉杜诗学研究为中心

吴芳吉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家与诗人。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吴芳吉杜诗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别有独到之处。吴芳吉采用传统知人论世的方法研究杜诗,把每首诗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与诗人生活经历充分结合进行细致微观论述。在艺术手法上,吴芳吉推崇杜诗用典、叠字和炼句,倡导回归传统的诗教观。吴芳吉高度认同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将杜诗的爱国思想作为教育的工具,传授给学生。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他对杜诗的推崇实际上是在新旧诗歌交替中,对中国本位文化与民族文艺的传承与嬗变。     

从金石学到文章学——吴闿生《汉碑文范》选评思想发微

《汉碑文范》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重要领袖吴闿生编选的断代碑文选本。是选以宋代洪适的金石学著作《隶释》为蓝本,从文章学的角度观照和衡鉴汉碑,一改宋代以来汉碑研究中的金石学传统,并力纠历代文章之士多以唐宋碑文为法而不甚重视汉碑之偏,颇具创新意义。吴闿生在选本序例及选文评点中,分析了汉碑在文法、文辞、风格等体式方面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碑文的影响,凸显了汉碑作为碑体之源所具有的文章典范价值。     

吴汝纶古文风格观新探

在古文风格论方面,吴汝纶于桐城派与湘乡派之间各有承祧,既接续桐城派醇厚雅洁的传统风格,又发扬了湘乡派雄奇闳肆的新文风,并以其特殊学力在批评与创作上对桐城与湘乡文风进行了兼通与纠偏,试图合两家之长,进而达到醇而能肆的理想文风。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论杜甫诗歌的萧瑟感

杜甫的一生几乎都在政治失意、生活窘迫和漂泊流浪中度过,这种悲剧性的生活必然使其创作心态蒙上阴影,进而影响到杜诗的艺术风格。人们以“沉郁顿挫”这句杜甫自评其创作特点的话来认定杜诗主流风格,但他们更多讨论的是杜诗中所反映的时代和民众的悲剧性与“沉郁”诗风的关系,却很少讨论杜诗所表现的个人悲剧与其诗风的关系。如果从杜诗中抽去个人身世遭遇的篇什,很难想象杜诗是否还具备“沉郁”的风格。鉴于这点,本文从政治失意的寂寞情怀、生活困顿的悲凉意绪、家园难归的失落心态三个方面论述杜诗的萧瑟感及其与“沉郁顿挫”诗风的关系     

《杜诗详注》对杜诗学的贡献

仇兆鳌《杜诗详注》熔铸前人杜诗学研究成果于一炉,是集大成之作,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仇氏的杜诗学观点.在创作论方面,《详注》认为杜诗和它的写作对象保持一致;在杜诗评价方面,《详注》认为对杜诗不能用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要求它;《详注》在考察杜诗问题时,广泛地使用了联系的方法.这三点对今天的杜诗学研究者仍有借鉴意义.     

清代“桐城派”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以方东树《昭昧詹言》为中心

清代“桐城派”对注重诗法的黄庭坚一直相当推崇,这集中体现在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昭昧詹言》以古文之法探讨诗歌,注重起承转合、格局布置、虚实详略、字句、音节等写作技巧。基于此,方东树对黄庭坚诗歌颇多推许,集中论评了黄庭坚学杜诗的成就、黄诗拗奇矫健的句法及其大开大合的篇章结构,这在黄庭坚诗歌接受史上独具一格,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同光体”诗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风格学视角下的滕固美术史分期研究

风格学的方法为美术史的分期研究打开了思路。民国时期的滕固先生尝试用当时最先进的风格学方法对中国美术史做出的分期,具有颠覆传统美术史写作的意义,是中国美术史写作现代模式的开山者。     

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的暗合——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扩展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巨擘,桐城派是近代文章学大宗,作为一位心系中国文学命脉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与两者都颇有渊源,并对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有许多暗合之处。特别是在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桐城派文论对《文心雕龙》都有继承和超越。通过对桐城派和《文心雕龙》关系的细致考察和疏通条贯,徐复观希望展现古今文学发展的轨迹,沟通中西文学理论,为建立中国现代文体论作奠基尝试。     

刘基《拟连珠》哲学思想研究

刘基《拟连珠》思想理论的来源主要是孔子、孟子、苟子、墨子以及《易》学、名家、法家、兵家、老庄道家辩证法等先秦元典文献,充分体现了刘基作为“一代文宗”而有的“会通百家、兼容儒道”的为学风格与理论旨趣。《拟连珠》的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一般理论原理,又涵括了人性论、修养论、治国论、人才观等中国传统哲学要义。刘基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是建构在先秦子学思想体系之上的,具有“先秦诸子学”的秉性与特征。     

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陈尚君一宋人喜治杜诗，“千家注杜”虽是夸大之辞，即如元好问《杜诗学引》所云“杜诗注六七十家”，已颇可观。持论严苛的钱谦益指斥宋人所注“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钱注杜诗略例》），虽失于偏激，但各家水平相差悬殊，多因袭逞臆...     

杜甫诗歌所含蕴的传统文化精神

从中唐元白韩杜(牧)时起到旧民主主义时期止,论杜诗注杜诗的专著及散篇,较论注其它诗作的,为数独多。解放后,论杜选杜的专书,数量仍占论注古代作家的首位。但偏重杜诗的内容,不及其形式(这一倾向来自“五四”时期的刘大白、胡适)。打倒“四人帮”后,论杜者转而专说杜诗的艺术性,考证之作点缀而已。就出版数量论,五十年中,言古典文学者仍以论说杜诗为独多独盛。更有专刊一种(《草堂》,近年改名《杜甫研究学刊》)     

“风格”批评的流衍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

古典词学传统中的"风格",主要指向词人创作风貌的静态描述和笼统概括,并以诗教传统中的"雅正"之风为尚。晚近以来,随着西方风格学知识的传入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普遍运用,"风格"也逐渐成为词学核心话语。胡适和胡云翼将词学"境界"说导向"风格"论,引领新的词学批评潮流。此后,龙榆生的词风流变论,对于词派乃至词的时代风格演变过程的研究,使现代词学风格论渐趋成熟。詹安泰立足于文学本位,以修辞学的视域划分词体风格的多样形态,丰富了词学风格论体系的内涵。"风格"一词在词学批评中的流衍,足可视为词学发展史的缩影,是观照词学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     

清代桐城派文论中的文气论

清代桐城派文论中的文气论，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桐城开创者的文气论，二是桐城中继者的文气论，三是桐城后学者的文气论。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或对“气”作为文章审美之本予以标树，或对文气审美特征与要求进行探讨．或从文章写作角度对“气”予以考察。上述三个阶段与三个方面，标示出我国古典文气论发展到桐城派文论家手中。其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老舍的风格与幽默

本文对老舍研究中的“幽默风格”论表示异议。老舍的文艺观、一般的理论常识以及幽默的美学本质都证明,“幽默风格”论是对老舍的误解。幽默与风格是两回事,各有其不同的内涵。老舍的幽默是一种心态,是他解释批评生命的一种方式。老舍的幽默,除技巧因素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由趣味判断而价值判断:二,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老舍风格的形成,既决定于他的真诚人格,又有着桐城派的影响。老舍风格特征可概括为:清浅、朴实、深厚。风格与幽默的联系在于文字的活泼,和包蕴情感的共性。     

姚鼐文章风格论在其山水游记中的体现

从对姚鼐文论和山水游记的研究中发现,桐城派散文集大成者姚鼐在方苞、刘大槐文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桐城派散文理论。而他对文章风格的论述不仅是对传统文章风格论的总结,更是一种发展和创新。这集中体现在《复鲁絮非书》和《海愚诗钞序》两篇散文中。姚鼐认为,文章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并且二者不可偏废,不过在阳刚阴柔之间,他更推崇阳刚。姚鼐的文学创作整体偏向阴柔,但他创作的山水游记,如《登泰山记》等却独树一帜,或以阳刚见长,或以阴柔著称,总体上是刚中含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藉此,姚鼐及桐城派散文的影响不断扩大,并得以享誉清代文坛200年。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杜甫诗歌"波澜独老成"风格研究

以杜甫在陷贼及为官时期(公元756年—公元759年)的作品为代表,杜甫的诗歌因其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独特的风景。“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这是杜诗所独有的,本文着重从杜诗的收蓄与崇高两方面,对杜甫诗歌风格的成因进行探讨。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试析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构成

风格是诗的灵魂。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的唐代诗人,从陈子昂开始,或雄丽,或悲慨,或冲淡、或俊爽,造就了唐诗姹紫嫣红的风格之美。而李白、杜甫作为唐诗集大成者,一个豪放飘逸,一个沉郁顿挫,尤其显示了唐诗所能企及的更高艺术境界。 作为杜诗风格的通行说法,不少论家对沉郁顿挫的内涵及它在杜诗中的表现有过定见,如柳宗元的“有志不伸而成沉郁”①,傅庚生先生所谓天下离乱、叠愤不平,矛盾的阴影,消极的因素构成杜诗沉郁的风格(《杜甫诗论》),安旗力主杜有的沉郁顿挫早期以学力胜,后期忧愤深广、波澜老成之见②,都持之有故亦不乏独到,但只涉及其思想情感的基调,似显欠缺。本文拟从沉郁顿挫的艺术构成角度作一探讨,以期更进一步理解它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