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论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

明代以降,关学发展至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概括来说,明代关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继承了张载勇于创造、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以振兴关学为精神指引和责任担当,积极传承张载关学学脉;二是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融合周程张朱于一体,思想上时有新见,开创关中学术新局面;三是晚明关学出现心学化的倾向,但就思想特质而言,此时关中学者仍不失关学原有的精神传统和学术立场。因此,关学在明代的新发展,既不可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上"关中理学",更不能否定其在整个关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通经致用,崇尚气节——李因笃行思探赜

作为明清之际“关中三李”之一的李因笃,针对王学末流蹈于空疏之弊,他结合现实问题,对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思想,并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在实践中,他抱道守节,承继关学宗风,作为关中学者,大力推崇和表彰张载关学,以自己的切身实践积极推动关学的发展,成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颇具特色的关学人物。     

刘古愚“经世之学”及其对近代陕西的影响?

刘古愚是近代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著名的经世大儒、爱国教育家,是关学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在近代关中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刘古愚以“经世之学”自勉,并因此而深受晚清知识界的推崇。关学自张载以来“学政不二”、“学贵有用”文化传统的熏陶、师友之助、时变日棘的精神刺激以及为学医国的目标追寻,这些都是刘古愚“经世之学”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在“经世致用”、“学为医国之术”信念的驱使下,刘古愚积极投身于“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实践中,他把一生都献给了陕西乃至整个西北的进步事业。     

明清之际关学与外界的学术互动--以李二曲与顾炎武的交往为例

明清之际,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士大夫对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和总结,他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理学,集中对曾经左右他们的文化进行批判,这一过程从地域上讲是各种学术流派进行交流、融合的过程。作为重要地域文化的关学在交流互动过程中,影响了一大批士人,推动了关学与其他地区的学术交流与发展。     

关于三李与关学精神

学术界对“关学”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北宋时期陕西关中地区以张载为核心的关学学派;一是指北宋以降至清代的关中理学。前者为狭义关学,后者为广义关学。一般多使用广义关学概念,下限至晚清刘古愚时代。指出明清之际关中以“三李之道为最尊”,坚持“经世致用”学风,回归孔孟儒学正宗,使关学走上实学化道路,体现了“刚毅厚朴,务实重礼,崇尚气节,躬体力行”的关学精神。今天研究“关中三李”对开发西部,制定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三原学派的理学思想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三原学派是关学在明代的重要理论代表 ,分析了该学派的思想渊源和会通求实的理论特色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改造 ,他们发展出性理不二、尽心穷究的本体论体系和躬行义理、本于慎独的道德修养论 ,在实学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明清之际“走出理学”的可贵萌芽。     

论关学的基本精神

关学是由北宋张载所创立的,至明清时代仍然流行于关中地区的理学学派。关学从张载创立到李颙终结,历时700年之久。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独立学派,不但在学术思想上为中国民族的理论思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在学术精神上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在长期的传演过程中,关学学者的学术观点屡有变化,但其学术精神却大体有其前后的一贯性特征。关学的基本精神是:(一)“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二)“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三)“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四)“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五)“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六)“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尽管有着历史和地域的局限,但这些基本精神中蕴含的精华,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和宝贵价值。     

论夏峰北学（续完）

明清之际,作为北方儒生共同体领军人物的孙奇逢,以其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的内圣思想,以及“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基础上的“礼理合一”的外王思想。其两者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为清学的展开提供了新平台,另一方面也使得在清代北方形成的以孙奇逢为宗师、以会合儒学各派为特征的夏峰北学成为可能且风靡北方。在三百多年的流变中,既有以王余佑为代表的侠儒兼收的河北夏峰北学,也有以“中州十先生”①为代表热衷于理学的中州夏峰北学;既有如汤斌这样的理学名臣,也有不名一文的下层儒生;既有崇尚心学的张沐、赵御众,也有程朱派的耿介;既有走向考据学的费密,更有走向西学的薛风祚。而到近代,在西方知识体系的冲击下,在以王锡彤、李敏修、嵇文甫为代表的夏峰北学后学的努力下,其创造性地嬗变为现代地域学术之一部分。     

论夏峰北学（待续）

明清之际，作为北方儒生共同体领军人物的孙奇逢，以其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的内圣思想，以及在“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基础上的“礼理合一”的外王思想。其两者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为清学的展开提供了新平台；另一方面也使得在清代北方形成的以孙奇逢为宗师、以会合儒学各派为特征的夏峰北学成为可能且风靡北方。在300多年的流变中，既有以王余佑为代表的侠儒兼收的河北夏峰北学，也有以“中州十先生”为代表热衷于理学的中州夏峰北学；既有如汤斌这样的理学名臣，也有不名一文的下层儒生；既有崇尚心学的张沐、赵御众，也有程朱派的耿介；既有走向考据学的费密，更有走向西学的薛风祚。而到近代，在西方知识体系的冲击下，在以王锡彤、李敏修、嵇文甫为代表的夏峰北学后学的努力下，其创造性的嬗变为现代地域学术之一部分。     

李与关学

广义地讲,关学是指关中自张载以来的儒学,以注重实践为根本特征。李的“明体适用”说拓宽了关学实践的领域。他不但没有终结关学,而且把关学发展到了一个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新阶段,形成了一种与顾炎武为代表的汉学考据派、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迥然不同的地方的学术派别。李决定了其后的关中学术发展方向。近代刘古愚以新学的形态终结了关学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清中期关中大儒李元春的著作和思想

李元春是清代中晚期关学的代表人物。李元春的理学思想渊源于河东之学,属于理学中的程朱一派。在清代考据学独盛之际,李元春坚持朱学的立场,批判汉学和王学,同时又继承关学重视礼教、崇尚实学的学风,代表了关学在清代中期以后发展的总体趋势。     

"浙学"与"阳明学"论纲

浙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古越文化甚至是浙江地域的史前文化。但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学术形态,浙学应以王充为源,而成型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发展于明清,转型于近现代。浙学的内涵,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别。浙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十个字,典型地体现在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五个命题中,浙学精神对当代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仍具指导意义。阳明学是明清浙学的主体。阳明心学是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根本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良知心学,其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力行实践、多元包容的精神对当代修身立德、齐家立业、治国理政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国语》学的奠基与展望——近10年来《国语》研究述评

作为先秦“语类”文体的代表,《国语》以国别为线索再现了西周、春秋时期不同地域间的社会风貌,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10年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对其作者与成书年代、性质及价值等传统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视野,利用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文学特质及思想内涵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各方面的研究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初步形成了“《国语》学”这一专门的学术领域。     

“关陇理学”传承流变研究

关陇理学和关陇文化一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严格地讲,关学应当称之为关陇理学.因为脱开陇人学术,关学在理论、师承和实践方面,均显得支离、无序和单薄.明代陇人段坚、周蕙取洛学入陇,糅合关学之精华,成为一代名师,并将其理学思想传于关中薛敬之,薛敬之再传于吕枏,吕枏与王阳明、湛若水齐名,陇人胡缵宗与此三人亦师亦友,推动了关陇理学的发展.唐枢师承湛若水,许孚远师承唐枢,冯从吾师承许孚远.冯从吾创立关中书院,与陇中崇羲书院同“祖伏羲之圣,宗横渠之贤”,为关陇理学培养了大量人才.清代李二曲“年十七,得《冯少墟先生集》,恍然悟圣学渊源”,与冯从吾渊源颇深.李二曲离世后,关学逐渐走向式微,但是,陇人巩建丰、李南晖、牛树梅、安维峻继续扛着关陇理学的旗帜,阐述易理,洗心退藏,倡导仁学,实学实践,成果丰硕,延续了关陇理学近百年发展的余脉.     

关学、实学与心学

:广义的关学指从宋代张载到清末刘古愚的关中理学 ,主要特点是注重实践。关学由张载奠基 ,李二曲将其发展到理学与实学想结合的新阶段 ,刘古愚在实学精神的指导下 ,将近代科学技术及相关思想引入关中 ,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即告终结。清代关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实学与心学的结合     

论二程的"为己之学"及其对朝鲜教育理念的影响

程颐、程颢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家 ,他们在以词章、训诂、科举为主的学风盛行的北宋初期 ,毅然提出了“为己之学”。不像“为人之学”跟满足自己的名利私欲联系在一起 ,“为己之学”是指对“理”的探求与将其内化为提高自身的修养的纯粹的学问观。二程所坚持的这种为学态度对 16世纪朝鲜教育理念上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朝鲜中期性理学的集大成者李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钻研和书院的设立及普及来振作了“为己之学”的学风。与当今的教育比较而言 ,“为己之学”的精神与实践具有更强的崇高性和本质性 ,这对现代社会的人生方式与教育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

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