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与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兼论性别角色的调节作用

家务劳动对工资的惩罚效应受家务劳动时间、种类以及能否在休息日完成的影响,但国内已有研究仅从整体上或家务劳动种类分析家务劳动时间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没有将家务劳动时间按工作日和休息日划分的研究。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工作日家务劳动和休息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并加入工作日和休息日家务劳动时间与性别角色观念的交互项,探究性别角色观念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工作日家务劳动和休息日家务劳动均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受雇情况和周工作时长有负向影响,并且工作日家务劳动的负向影响更大。无论工作日家务劳动还是休息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的小时工资率都没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工作日家务劳动和休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性别角色观念会增强已婚女性工作日家务劳动的小时工资惩罚效应,休息日家务劳动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和受雇情况的负向影响会受性别角色观念的调节作用而加强。提高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改善我国就业和收入的不平等,需要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回归间断设计的经验研究

文章依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7～2009年的微观数据,应用回归间断设计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未对男性就业和工作时间产生显著的影响,也未对女性工作时间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这导致女性劳动力供给明显降低。随着相对工资的上升,男性就业、男性工作时间和女性工作时间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逐渐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保证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不受较大消极影响的同时,渐进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     

农村已婚女性的流动与留守

通过关注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存在"转移滞后"现象和流动与留守的已婚女性就业状况,发现在有成员流动的农村家庭中,总体上并不存在已婚女性流动滞后现象;从就业状况来看,绝大部分留守女性从事农业,而流动女性约2/3参与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且收入可观;当地的非正式制度和支持外出的社会网络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规模、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就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都有较大影响。运用来自29个省市6675个城市家庭、8771个居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曲线整体上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随着工资上涨,劳动者工作时间随之增长,但是工资弹性仅有0.52,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分类型看,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工资弹性较大,对工资变动更加敏感;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收入弹性更大,对收入变动更加敏感;分年龄阶段看,18—30岁的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时间受工资和非工资收入影响均不显著,31—45岁的劳动力比45岁以上劳动力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更高,对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细化实施就业政策和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入内生性的考察

婚姻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国内已有研究只是将婚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缺乏对婚姻状态与劳动参与之间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女性市场劳动参与和其婚姻状态之间的内生性也一直被忽视。本文从劳动参与决策出发,从市场工资与保留工资的决定因素入手,使用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婚姻的框架下分别探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世代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已婚状态和未婚相比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城镇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农村女性的负向影响。对于不同出生队列,婚姻状态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Wald检验发现对于城镇样本,婚姻状态和劳动参与之间确实存在内生关系,对于农村样本,婚姻状态对于劳动参与并不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后文的内生性分析是基于城镇样本进行的。在通过人口性别比和婚姻登记条例的修订控制住内生性后,通过两步法的IV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已婚状态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显著变大,这与现在很多城市女性因为接受教育和追求事业而晚婚密切相关。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需要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缓解女性面临的家庭和事业的冲突。     

养老保障对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影响

在影响返乡中老年群体再次外出就业的相关因素中,养老保障尤其值得重视。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就业说明农村老年人口经济收入相对不足,希望通过外出就业获得部分收入的补偿,这也表明存在中老年在农村人口因养老保障不足而被迫继续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章构建两期生命周期模型,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影响其再次外出就业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返乡中老年群体参加养老保险显著减少其再次外出就业;（2）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对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外出就业存在差异性影响,返乡农民工如果获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具有更明显的收入效应,减少他们的再次外出就业,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障力度相对薄弱,还不足以改变返乡中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行为;（3）具有养老保险对农村中老年群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外溢效应,养老保险降低再次外出就业,并通过增加他们的家庭劳务和隔代抚育的时间,增加其成年子女的外出就业和进城迁移。研究提出,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对提高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的生活福祉,减少城乡社会保障不平等,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整体发展具有作用,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建设也具有一定积...     

城市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南京市的调查数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主要由就业困难的人群构成。文章以南京市对“低保”边缘群体的调查数据为例,通过多重选择模型对影响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健康状况不佳、年龄偏大、无法从其他家庭成员那里获得经济支持,以及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将会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可能性降低,但是受教育程度对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的就业促进政策在男性与女性劳动者之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个人所得税改革、家庭间接税负与家庭生育决策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联立方程模型，从全面的家庭税负角度出发，对个人所得税减免、家庭间接税负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到个人所得税改革冲击的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比未受冲击的家庭高19.4%,个税改革对家庭生育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家庭个税减免额度越高，个税改革的生育促进效应越强，并且高孩次相对于低孩次对个税减免更敏感；家庭间接税负对家庭生育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生活必需品间接税率应进一步降低以增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生养能力。研究表明，推动税收政策改革是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的重要环节，在税改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税收制度调整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估计了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并通过采用工具变量法和赫克曼两步法(Heckman two-step)解决了回归分析中子女数量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工作时间和工资方程中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第一次全面考察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已婚女性生育率对其劳动供给行为和工资水平的因果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并且显著降低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参与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对参与了非农就业女性的工资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显著降低了其工作时间投入。     

中国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标准化系数研究方法

有关对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的研究由来已久。因已婚女性的"双重角色",使得已婚女性在进行劳动力供给决策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影响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决策的要素很多,但各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大小并不被人们所了解。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CHNS),采用标准化系数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年龄对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选择影响程度更大,而丈夫收入的相对重要性会随着时间有所降低。     

欧盟劳动力税收和救济金制度改革及其影响

欧洲传统的福利制度造成了贫困陷阱和财政陷阱的产生,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和鼓励就业,欧盟对劳动力税收和救济金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欧盟主要针对失业保险制度和社会救济金政策、最低工资政策、提前退休制度、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减免政策以及对有孩子家庭的激励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对改革的成效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所带来的影响和效果。     

东北地区城镇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研究——基于劳动供给离散选择模型的经验分析

文章建立了一个劳动供给离散选择模型,用于分析东北地区城镇居民的家庭联合劳动供给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151和0.175,交叉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009和-0.015;而男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034和-0.024,交叉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115和-0.134。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及交叉工资弹性均呈递减趋势。因此,设计和实施提高工资水平的公共政策将会促进东北地区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将尤为明显。     

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企业人工成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基于适龄职业女性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层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存在多方面的影响,对女性求职艰难、 薪酬福利减少、 退出劳动力市场、 非正规就业增加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企业人工成本在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中起着显著中介作用.全面二孩政策对不同年龄、 不同学历、 不同企业性质、 不同收入、 不同城市的女性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年龄较轻、 学历较低的女性表现为求职艰难,年龄较长、 学历较高的女性表现为薪酬福利减少,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女性员工比国有企业女性员工、 高收入女性员工比低收入女性员工、 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比三线城市的女性员工受影响程度更高.     

农地确权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劳动经济学相关理论，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和2016年混合横截面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村女性的就业促进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显著的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参与。进一步讨论发现，确权因婚育状况、人力资本和工作经历的不同而对农村女性的农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产生异质性影响。因此，未来确权工作中应注重土地经营权确权中的性别差异，考虑农村女性就业需求的多维度因素，提高农村女性的就业机会和整体福利水平。     

教育扩张对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设计分析

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②,基于断点回归方法评估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收入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发现扩招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不同,对低收入群体并无显著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说明扩招促使高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收益高于低收入群体,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并不利于社会公平,可能会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大学生就业:国外促进政策及对中国的借鉴

总体上说,大学毕业生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群体,但是,大学生就业的劳动力市场过程并不稳定,特别是考虑到大学生的高人力资本存量,国外都积极采取专门针对大学生的“特殊性”的就业政策。这些政策旨在更多地刺激创业精神,创造就业岗位;激励大学生到艰苦的地区与艰苦的行业从事艰苦的职业;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提高就业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加强职业匹配服务,改进大学生就业的效率,以期通过在需求、供给及供求匹配等三个方面的政策干预全面促进大学生就业。这些政策无疑对中国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亚洲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就业方式的视角

通过构建家庭效用函数模型,论证了家庭收入增长中女性收入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说明了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进一步,通过引用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及就业方式作为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中间变量,再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有着负向的影响,而女性非全日制就业方式对生育率有着正向的影响。再进一步,对亚洲各国生育政策的调整进行国际比较,探讨生育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影响女性收入的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针对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提出两方面的建议：硬政策的完善和软环境的支持,以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     

中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女性劳动力工资的影响研究CSSCI

我国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对女性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正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文章基于服务业特点与女性禀赋特征,结合全球价值链宏观数据和家庭调查微观数据,对此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全样本回归显示,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攀升整体上有助于促进我国女性劳动力工资增长;分样本回归发现该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对低技能女性劳动力工资的促进作用大于高技能女性劳动力,技能工资差距得以缩小;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对女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弱,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助于调节收入差距。进而,建议我国积极推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升服务业女性就业贡献率,增强女性劳动力技能,完善女性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促使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与女性劳动力高质量就业良性互动。     

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2000年以来中国的婚姻支付占家庭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婚姻支付上升会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选择产生直接影响。文章采用跨期分析方法构建老年劳动参与选择模型,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婚姻支付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及劳动参与时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年龄及家庭固定资产水平异质性;(3)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平缓的“倒U型”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水平相关;(4)养老金水平、健康状况与婚姻支付对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婚姻支付在普遍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基础上,还显著促进了“弱势”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包括:农村、女性、高龄、低财富水平及低健康水平的老年人。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防止婚姻支付过快上涨,完善老年劳动力市场,加强兜底性社会保障建设等促进婚姻支付与老年劳动参与双向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村低保会引致负向就业激励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和2014两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PSM-DID)的因果识别策略,实证检验农村低保对具有劳动能力受助对象的就业激励效应,进一步考察该效应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获得农村低保会显著降低有劳动能力受助个体的就业激励,当就业状态变量纳入工作意愿信息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不同的低保救助金额所产生的就业激励效应存在差异,其中,获得较低救助金额对受助个体产生的就业效应并不显著,而获得较高救助金额能够对受助个体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按照社会人口特征分组后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村低保在女性、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以及健康状况差的群体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就业效应。按照地区分组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低保的负向就业激励在东部地区更为突出。采用多种匹配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本文上述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为了缓解负向就业激励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福利依赖问题,未来农村低保制度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政策优化:第一,通过设置就业收入豁免和救助渐退政策来降低低保金边际税率;第二,逐步解除农村低保与其他专项救助之间的捆绑关系;第三,采取更加积极精准的就业援助措施来促进低保个体参与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