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共建开放发展新格局:“一带一路”十年回顾与未来展望

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的历程，主要可分为完成“一带一路”总体规划的顶层设计阶段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走深走实阶段。在这十年期间，“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了政策沟通、加强了设施联通、推动了贸易畅通、促进了资金融通、增进了民心相通，使得国际共识范围不断拓展、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经贸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多元项目合作不断深入，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实践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高层引领与分工协作相结合，坚持以市场化原则为导向，坚持以创新开创合作新局面。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未来要从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发力：凝聚共识，深化国际合作；战略衔接，优化区域布局；夯实平台，释放市场活力；创新包容，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的作用。     

要素密集度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254种产品贸易的证据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贸易便利化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贸易便利化毋庸置疑是推动价值链分工体系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助力。采用2006—2014年42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在测算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如何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度的提升;贸易便利化会通过提高对外开放度、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来促进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从区分“一带一路”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看,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区分时间段的维度来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研究结论将从贸易便利化的视角,为中国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可能的思路,继而为中国全面开放新体制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构建“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发展保障机制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伴随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丝绸之路”赋予了“一带一路”倡议新的内涵，数字经济现已成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当前，“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依然面临着数字经济供需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跨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亟待建立、地缘政治风险与网络信息安全风险等问题。对此，需要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技术核心竞争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和跨境数字贸易、建立健全数字金融服务体系、构建跨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等方式，尽快建立起坚实有效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发展保障机制，从而在较为完善的合作发展制度框架下，使得数字经济更好地赋能“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利用“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借助引力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是如何通过贸易成本渠道、市场规模渠道影响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以及引入交互项分析投资便利化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国的双向FDI具有协调发展性,东道国的IFDI流量的增加促进其OFDI的增加,东道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有利于中国OFDI和IFDI的增加和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且具有国家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异质性;主要通过降低东道国的贸易成本和扩大当地的市场规模来促进中国双向FDI流量的增加,进而促进中国双向FDI的协调发展;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上升增大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加强与“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贸易往来,增加与成员国之间基础设施、海关环境、金融市场、电子商务和规章制度环境等方面条例的签订;要加强本国基础设施、规章制度环境等建设,提高本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向FDI的协调发展。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2013—2023）

自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围绕“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同中国与东盟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的坚持与时俱进、制度引领、立足民意、内生驱动、转为危机等特点有关。在下一个十年,中国与东盟应在落实和细化既有合作前提下,谋求在发展与合作理念以及模式上的继续创新突破,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再上台阶。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业合作成就与展望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落实,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农业投资规模不断提升。为了进一步开展国际农业合作,建议多措并举,通过优化投资模式、实施品牌强农、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互联网”发展、加强农业科技合作等措施,全面深化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农业贸易往来。     

“一带一路”契机下中国服务贸易的机遇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近期提出的一项重大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服务贸易作为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力量,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有利契机,努力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利用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和增长率及全球占比等数据分析中国服务贸易现状,并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服务贸易带来的机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契机下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措施。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不仅提高了区域开放水平，也为各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新途径。选取2007—2020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视角，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促进了国内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提升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且对“一带”沿线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一路”沿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同时对设立自贸区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两种机制推动国内沿线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通过贸易畅通机制促进国内沿线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     

“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 提升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作用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1995~2015年“一带一路”71个沿线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效率和总贸易效率,重点探究了“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沿线国家（地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能够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及促进地区间交流,进而提升自身的出口效率和地区间的进出口效率,其中港口建设项目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据此,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的时代契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针对贸易便利化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问题,依据贸易便利化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一带一路”沿线的6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26个三级指标的多层次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从出口产品价值和种类两个角度,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并利用2007—2017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显示:各级贸易便利化指标都能显著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增长,其中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大; 按收入水平和产品属性划分的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合作应就运输设施、信息技术等硬环境方面优先展开合作,注重调整产品结构占领高收入国家市场,通过贸易便利化合作开拓中低收入国家市场,还要积极寻求与条件成熟的沿线国家签署双多边区域贸易协定。     

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建“一带一路”融合的基本逻辑、关键维度及实现路径

百年变局背景下,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建“一带一路”融合旨在实现我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科学方案和全球共享发展的智慧方案进一步协同联动,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以及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农业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建“一带一路”融合的关键维度,农业国际交流合作是推进二者融合的关键实现路径。要围绕农业国际交流合作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建“一带一路”融合,进一步深化农业生产、贸易、科技、投资、数字农业和政策沟通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不断提升农业国际合作水平,从而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更加稳定、协调、绿色、开放的融合。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十年成就与未来发展

经过十年发展，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已成为“一带一路”提质升级的重要突破口。从建设成就看，绿色“一带一路”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关系的持续扩容，提升了共建国家的绿色发展能力，形成了“多点散发”的项目空间布局，强化了“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纽带，总体上激发了中国与“一带一路”传统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潜力。不过，大变局下日益恶化的美国对华全面竞争策略、南北矛盾的加剧、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都对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走深走实构成了风险和挑战。未来几年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格局形成的关键期，也适逢国际形势“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动荡变革期。为了让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之路走得更平顺，中国应该在战略层面积极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诉求，积极争取发达国家对第三方合作的参与，同时努力稀释和消解美国对华全面竞争的消极影响。在行动层面，中国应联合所有共建国家一起确保绿色“一带一路”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并将其打造成更具稀缺性和吸引力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经贸关系,对中国更好地充实耕地资源占有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例,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并估算了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持续波动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且中国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2008—2012年和2013—2016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83.60万公顷和403.53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73.84万公顷和239.74万公顷。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重构

在新兴经济体地位变化、区域贸易协定兴起、逆全球化浪潮等因素的冲击下,现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应对新形势的变化,改革迫在眉睫。中国“一带一路”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导向,以“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为多边合作平台,致力于为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贡献中国智慧。本文研究认为,中国应该在夯实经贸合作的基础上,以包容性原则推动“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构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经贸新规则,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机制中的塑造力和话语权,推进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G-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VIIT指数,测算了200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与评价

系统构建投资便利化测评体系,采用《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相关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10-2015年包括“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的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评比较。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受金融服务的影响最大,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状况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最小;“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明显,非平衡性特征突出,总体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加强政策沟通,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健全金融服务体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一带一路”在欧洲的十年：成就、挑战与远景

中国和欧洲各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丰硕成果,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方面均产生了飞跃式量变,实现了对话磋商机制化、互联互通体系化、贸易投资顺畅化、金融合作多元化与人文交流共同体化的质变,为中国与欧洲各国发展治理成效的提高以及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注入活力、塑造样板、提振信心。但依然面临着美国霸权主义干涉、欧洲内部逆全球化潮流和全球秩序不稳定性持续增加等国际挑战。然而,双方在构建亚欧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辟绿色丝绸之路和打造数字丝绸之路等合作领域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经济全球化重构与“一带一路”新征程：目标及方案

2023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平台。当前,百年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重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并伴随经贸阵营化和武器化的上升风险,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但全球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进一步扩大。引领新型全球化是共建“一带一路”新征程的重要使命,主要体现在倡导普惠包容的新型价值理念,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规则,培育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新型发展动能,这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展望下一个十年,中国要坚持“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结合,聚焦“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和新领域、防风险等层面,更加高效安全地配置全球优质资源,为塑造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作出积极贡献,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广阔的战略空间。     

边贸型口岸城镇建设的互融共促——以中越边境天保口岸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通信设施的日渐成熟,依托边贸带动边境民族地区城镇化成为口岸城镇化建设的路径之一。通过分析影响云南天保口岸贸易畅通的海关通关、互市贸易及边贸产业发展等因素与口岸城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发现边境地区贸易畅通可以激发口岸城镇发展活力,而口岸城镇的发展又可促进边境地区贸易的发展。因此,应强化边贸与口岸城镇的互融共促关系,激发边贸型口岸城镇建设的内生动力、人口与人才活力以及文化活力,夯实边境地区民心相通的基础,助力“一带一路”倡议下边境地区互联互动向纵深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