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诗的用典艺术

江西诗派以及后世一些学者诗人把杜诗曲解为学问诗 ,是迫于政治压力而为诗歌寻找的一种出路。杜诗的灵魂是干预社会现实 ,其用典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抒写现实感受。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杜甫在用典艺术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主要是 :1.使用熟典 ,以豁人耳目 ;2 .活用典故 ,以方便抒情 ;3.不露痕迹 ,以增加韵味。     

北宋诗人使用杜诗典故论略

在宋代崇杜、学杜的背景下,北宋诗人作诗喜用杜诗典故。北宋初期的王禹偁是最早较多使用杜诗典故的诗人。北宋中期的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部分诗人都大量使用杜诗典故,苏轼是北宋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江西诗派也普遍喜用杜诗典故,江西诗派中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是黄庭坚。     

杜诗“吴体”探论

对杜诗中"吴体"的认识,由宋迄今,说者纷纭。清人梁运昌于《杜园说杜》中所提出的"方言谐词"说,经检验,是最符合"吴体"之"吴"的特性的。梁运昌的"方言谐词"说,是建立在黄生"俗体说"与许印芳"吴中歌谣说"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方言谐语"中的"吴声"之缘故,而使得杜甫的《愁》诗出现了平仄"不谐"的现象。而这种所谓的"不谐"现象,实际上为宋人以当时通行"官话"的四声进行验按的结果。而"拗体"之说即因此而始。所以,"吴体"的准确定义应为:凡篇中杂以吴地方言俚语及其声调(即"吴声")的近体诗,即为吴体。     

论杜诗校勘史上的“以意改字”现象——以宋代杜诗校勘学为中心

宋代以后的杜诗校勘中出现了以意改字的现象,这是迥异于摹写、翻刻、避讳等因素导致的杜诗异文。校勘者或有对杜诗众多异文归于一是者,或有通过更改难释之字句以求诗意通畅者,甚或有径改文本以蒙骗世俗、炫耀才华者,这些现象既反映了杜诗传播过程中的复杂性,又体现了宋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并对其后杜诗校勘学的发展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杜诗详注》对杜诗学的贡献

仇兆鳌《杜诗详注》熔铸前人杜诗学研究成果于一炉,是集大成之作,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仇氏的杜诗学观点.在创作论方面,《详注》认为杜诗和它的写作对象保持一致;在杜诗评价方面,《详注》认为对杜诗不能用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来要求它;《详注》在考察杜诗问题时,广泛地使用了联系的方法.这三点对今天的杜诗学研究者仍有借鉴意义.     

杜诗中“一”字的运用特点

杜诗中有大量的"一"字,从组合功能看,这些"一"可以和量词、名词、动词三类词组合,表现出不同的用法;从语义上看,杜诗中的"一"既有继承其基本用法、已有用法的一面,又有对中古时期新产生用法进一步应用的一面,表现出继承中有发展的特点;从修辞的角度看,杜诗中"一"的运用也颇有特点,主要表现在诗人能巧妙地运用表示少量的数词"一"和其他数词以及表示时间久远和空间广阔的词语构成对比,形成夸张的艺术效果,从而鲜明而准确地凸显了诗歌的内涵.     

杜诗中的“虚”“实”——从范温论杜诗中的“虚字”说起

宋人范温评杜诗时举了四个“全虚而意味无穷”的例子,虚,即虚字.但用现代汉语语法显然无法分析其所谓“虚字”.论文结合大量古人论杜诗中“虚字”和“实字”的例子,分析归纳,发现古人诗论中所说的“虚字”和“实字”与今天语法的界定不同.论文认为不能用今天的语法去分析、界定古人所说的“虚字”和“实字”,并指出古人所说的“虚字”和“实字”的具体含义.     

异域之眼看杜诗——李植《杜诗批解》评语析论

李植的<杜诗批解>是朝鲜文人批解、注释杜诗的第一部个人著述,被誉为朝鲜人研读杜诗的入门要籍.李植批解杜诗时注重考辨异文、分析诗作结构、阐明诗作句法,担负着教导后学的任务.其以异域之人研读杜诗,确与中华之人有着不同的视野与角度.     

杜诗注释史通说

着眼于杜诗注释的历史,讨论了杜诗注释的格局和发展走向,将杜诗注释的历史大致划分为四个段落,即杜甫诗集基本面貌的形成为第一阶段,杜集注释本逐渐发展为对多家注本的整合形成集注本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强调个人见解、充分抒发个人观点的注本的繁荣,第四阶段是全方位关注杜诗的解读、传播而形成杜诗学。同时指出杜诗注释的九个方面的发展趋向,如从诗集编注演化为文学批评,从编纂全集校注本转移到选集选注本,由编制年谱、小传发展为诗人评传,对诗人和诗歌的研究逐渐转向收集资料和编纂综合工具书,由单独研究延伸到比较研究,从文学的领域扩展到语言学领域,还有从杜诗本体研究转向对注家注本的研究、从学术研究拓展到艺术表演,等等。     

清代海宁陈氏家族杜诗学研究

以地域、家族聚集为特征的杜诗学研究生态是清代杜诗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理顺清代的地域性、家族性诗人群体的杜诗学研究情况，对清代杜诗学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清代浙江海宁陈氏家族诗人群体及其师友们的创作和研究，为清代家族杜诗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杜诗中的史官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唐一代修史成风,在此种氛围的笼罩之下,杜甫受此濡染,加之他特殊的身份,形成的史学思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等史官文化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使得其诗“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性质更为凸显,也使得诗歌的艺术使命经杜甫一变而为史官文化的诗学使命。     

杜诗注释学史的学术反思

绵延千余年的杜诗注释学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而其中需要我们反思的东西也是多方面的:准确的文字校勘是正确进行注释的基础;要把握好无一字无来历的度,求之过深和解之过浅都会唐突杜诗本意;强调杜诗诗史特性与侧重杜诗诗歌特性这两个方面不可轩轾;切实结合杜诗创作的环境及其心理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杜诗的本来面目;对杜诗比兴手法的笺释应力戒影射附会之弊;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解诗方法在运用中的悖论.对历代杜诗注释真伪优劣的辨析,必须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然后博观约取.对于存疑处应该尽量采取客观的态度,避免主观臆断,既不可过分追求标新立异,也不能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同时应在严谨校勘的基础上,权衡杜诗创作的主客观情景,运用科学的注释方法和通达的注杜观念,才能尽量避免穿凿附会的发生,从而使得注释内容最大程度地贴近杜诗原意.     

杜诗“诗史”精神的第三重内涵

学界对杜诗"诗史"精神的理解一般包含两重含义:能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某些反映个人家庭生活的作品亦能折射时代的心理特征。它还应该有第三重内涵:通过反映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精神风貌,再现真实具体的历史;杜甫论人也如史家论人,有不附时议、敢于坚持己见的勇气。写人的史家风范,使杜诗"诗史"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     

新旧诗歌视阈下的杜诗学嬗变 ——以吴芳吉杜诗学研究为中心

吴芳吉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教育家与诗人。在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吴芳吉杜诗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别有独到之处。吴芳吉采用传统知人论世的方法研究杜诗,把每首诗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与诗人生活经历充分结合进行细致微观论述。在艺术手法上,吴芳吉推崇杜诗用典、叠字和炼句,倡导回归传统的诗教观。吴芳吉高度认同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将杜诗的爱国思想作为教育的工具,传授给学生。吴芳吉的杜诗学研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他对杜诗的推崇实际上是在新旧诗歌交替中,对中国本位文化与民族文艺的传承与嬗变。     

杜诗基础教育流传考

据笔者粗略统计，现行基础教育中流传的杜诗，累计为四十二首；除重复选入外，约十九首。所选诗作体裁多样，以律诗居多，亦有绝句、乐府等。这些诗作皆为杜诗中之经典，或忧国忧民，或饱蘸亲情；或描摹风景，或昂扬奋进。基础教育中流传的杜诗对于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大有裨益，也有助于他们形成积极健康的亲情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沉郁顿挫”与杜诗风格关系之批判性再认识

今日诸家多将“沉郁顿挫”作为杜甫诗风的整体概括.然而,通过深入分析“沉郁顿挫”一说的出处——《进〈雕赋〉表》,则不难看出：“沉郁顿挫”是杜甫实现自身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思维手段,是其“为文治学”的最高准则,而非单纯诗歌风格.自唐以降,对于“沉郁顿挫”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迁移变革过程,“沉郁顿挫”与杜甫诗风的最终结合由清人完成.     

潮汕先贤唐伯元集杜诗探析

唐伯元的集杜诗,生动记录了晚明文化历史背景下一个士大夫的复杂情感,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透视其集杜诗的文化心理,有忧患意识上的认同,有诗学思想上的自觉选择,也有明代复古诗学风潮的濡染,同时也是晚明理学家的一种落寞情怀使然。唐伯元的集杜诗,是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在诗歌校勘上,也具有参考意义。     

韩国古代的杜诗研究

自从杜诗传入韩国,就享有很高声誉,被尊为学诗的规范。韩国古代文人研究杜诗者,代不乏人,其中尤以李仁老、李滉、李植、李瀷为代表。     

论杜诗的炼字艺术

杜诗精于炼字,被历代诗论家奉为典范。其艺术经验主要有三点:其一,锤炼浅易之字,于浅易中蕴深意;其二,锤炼活字,使笔下物象具有蓬勃生机;其三,锤炼虚字,虚中蕴实,使诗句劲健有力。炼字之工,导致杜诗无论叙事写人、描景状物、抒情写意,均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