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游牧民定居工程背后的资源困境

游牧民定居工程被视为改变牧区靠天养牧、加速牧区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重要举措而广泛实施。 游牧民定居工程迅速且深刻地改变着草原牧区的自然、社会及经济形态,同时也改变了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时空尺度。 在“成功冶的定居点,牧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且对天然草场的利用减少;但是,对比相邻的村庄发现,其“成功冶的关键在于有足够的外部资源输入,包括草场、农田和地下水等。 而从区域的生态环境来看,这种“成功冶模式并不符合当地干旱地区的生态特征,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围内的生态破坏。 因此,游牧民定居工程应该从区域生态特征出发,对类似“成功冶模板的推广更加谨慎。     

西部草原牧区游牧民定居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生态移民工程和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推进,游牧民定居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果颇多,内容涉及政策导向、实施范围、方法及得失、文化变迁等方面,但对牧民心理承受能力、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定居模式的微观建构、城镇化进程中民族问题与社区民族工作的研究、定居政策的纵向研究、政策实施情况的研究还是我们应该加强的方面。     

论藏族牧民定居化模式及其特点——以甘肃省玛曲县、青海省果洛州为个案

牧民定居是新世纪以来政府在藏族牧区推行的主要惠民政策之一,但定居的方式、规模等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甘肃省玛曲县和青海省果洛州大武镇有扶贫、定居、移民三种不同牧民定居模式,各具特点。牧民定居是个复杂问题,牵涉到牧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简单地用"生态移民"一言而蔽之。此外,应从多视角具体分析牧民定居,牧民定居化,未必像一些学者坚持的那样,是游牧文化的终结,相反,可能是一种新的游牧生活的肇始。     

中国西部牧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对策探析

生态移民是国家为改善生态环境、消除区域性贫困而实施的重要战略。中国西部牧区是该战略实施的重点区域,由于其生态环境修复难度大、移民规模大、时间空间跨度大,使得移民的安置及后续发展问题成为生态移民战略实施的关键。本文分析西部牧区生态移民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迁出地生态环境恢复,以及迁入地移民生产、生活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对策,在保障移民生活富足的基础上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草原的日益退化，牧民的生存和发展形势严峻，牧区的生态移民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并在我国许多牧区开始实践。该文对牧区生态移民的成因和途径做了初步的探索。我国牧区人口已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受力，许多牧民已经丧失了基本生产生活资料——草原。草原封育需要牧区进行生态移民，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牧区生态移民；政府要用宏观、开放的视野指导牧区生态移民，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解决这一问题；向牧区未利用草原移民；改革牧区的第一产业，发展牧区的第二、三产业，为牧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减轻向系统外移民的压力；向农村和城镇转移，实现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向系统外移民。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研究——以新源县那拉提镇为例

针对新疆实施哈萨克游牧民定居工程过程中仍存在的牧民生态意识不强、垦草开矿、超载放牧、过度发展旅游业等现象,指出哈萨克游牧民族定居工程建设发挥着草原生产和生态的双重功能作用,提出应转变牧民传统的思想观念,激发定居牧民生态意识的自主性,为牧民定居和生态草原建设提供行动准则和法制约束等措施。旨在构建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取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积极效益。     

新疆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对比分析

游牧定居已成为各牧区的发展趋势。该文通过入户访谈法、层次分析法对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进行对比评价,得出集中定居和插花定居均有较好的经济效益,集中定居的社会效应高于插花定居,插花定居生态效益高于集中定居;提出通过减轻牧民自筹资金压力,加强迁出地生态保护等措施,为霍城县牧民定居工程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少数民族牧民定居政策实施效果与完善研究——基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个定居点的调查

帮助少数民族牧民实现定居是政府推出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牧民定居有利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和牧业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推动牧民实现产业转移,促进牧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但牧民定居点建设面临建设资金困难,牧民自筹压力大,草料地不足,生产方式转变难,定居点建设缺乏民族特色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采取综合推进措施.     

21世纪以来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重塑：以新疆北部牧区为例

21世纪以来,新疆北部牧区牧民在非农产业务工就业和进入城镇生活的现象十分普遍,形成了“半农（牧）半工”的生计模式,进而促成牧区社会进入后定居时代。调查发现,定居后牧民面临着农牧业生产边际效益下降与草原生态环境快速退化双重暴露的困境,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从平衡走向了失衡。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及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新疆北部牧区牧民生计方式持续调整和优化,为重塑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创造了新的机遇。因此,应持续优化牧民生计方式,推动新疆北部牧区走绿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牧民与草原的和谐共生。     

工程与社会：一种工程社会学的初步分析——以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工程为例

在阐述"工程"和"工程社会学"的基础上,认为就像任何工程活动都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的一样,在西部地区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也是嵌入在中国社会尤其是西部社会的结构之中的,西部地区在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促使了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将生态移民工程与农民的身份转换结合起来,是中国西部地区农民市民化一条可行的途径。把生态移民工程和城市化建设科学地结合起来,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一种重要途径。     

生计困境与草原环境压力下的牧民? ——来自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实地调查,发现导致当地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既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很多定居牧民因生计转型不成功而陷入贫困,牧民生计方式的转变和市场意识的增强使牧民的本土知识和护生价值观逐渐丧失。自然环境的变化,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贫困和传统生态文化的缺失这四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地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我国,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往往是共生的。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连片特困地区,因而,片区扶贫攻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分析连片特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从优化空间格局、调整产业结构、改进生产方式、完善生活方式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战略选择,为该地区推进扶贫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家庭视角下牧民城乡流动的异质性分析——来自内蒙古阿巴嘎旗的田野调查

人口流动是我国新时代城乡关系塑造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典型牧区内蒙古阿巴嘎旗的实地调研发现,牧民城乡人口流动与传统农民城乡流动不同,呈现"牧作城居、周期往返"的家庭分离特点。牧民城乡流动异质性与制度政策、收入水平、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     

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战略路径选择

位于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石柱等一区五县,既是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又是旅游资源富集区,贫困与旅游资源富集的孪生性致使旅游扶贫成为渝东南民族地区摆脱贫困的必然选择。渝东南民族地区实施旅游扶贫开发,既具有旅游资源优势、"政策洼地"效应、旅游区位优势、逐步改善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等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自然条件约束、经济基础薄弱、旅游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等困境。基于此,提出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3223"战略路径:明确政府、企业、居民三角色定位;加强新农村建设与旅游扶贫、政府投资与民间融资两大结合;突出土家族、苗族两大少数民族文化;在景区带动基础上,采取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三种旅游扶贫模式。     

生态资源富足区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耦合研究

我国存在许多生态资源丰富的国家级贫困地区,如何有效利用富足的生态资源实施农业产业化扶贫,对于该地区的反贫困意义重大。在分析了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各自优劣势的基础上得出了生态资源富足区生态建设与农业产业化耦合扶贫的理论,并构建了耦合模型,最后通过模型分析提出了分阶段、有重点的扶贫才能取得扶贫最佳效果的观点。     

延边地区农村贫困问题及其治理对策

近几年来,延边地区积极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延边地区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一要更新观念,提高贫困人口的基本素质;二要继续组织开展科教扶贫,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三要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四要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扶贫;五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草原生态补奖对贫困农牧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农牧交错区355份农牧户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与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补奖收入对贫困农牧户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以检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助力农牧交错区脱贫攻坚的有效性。研究得出:(1)补奖收入对促进贫困农牧户增收,尤其是对促进贫困农牧户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增收效果显著,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户的贫困程度,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2)补奖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农牧户牧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农业与非农牧业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表明草原生态补奖的益贫效应主要通过促进贫困农牧户牧业收入的增加来实现;(3)补奖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的提高,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能够抑制贫困农牧户返贫。基于此,农牧交错区在推行草原生态补奖的同时,应通过“草原生态补偿+牧业产业发展”的生态扶贫模式,合理地利用和发挥当地的牧业资源禀赋优势,从而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缓解贫困、抑制返贫、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     

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与畜牧产业化互动模式研究

西部民族牧区的城镇化能有效推进牧民的转移、提高牧业生产效率,解决超载过牧等损害草原牧区环境的畜牧生产问题。但如何推进牧区城镇化,既能切实提高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又不造成新一轮草场破坏而危害环境？应以牧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在政府主导的规划和建设中推进牧区城镇化,争取以最小代价提高牧民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推动牧区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牧区市场发展,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更好地解决牧区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减贫的影响研究——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山区是我国森林资源分布的主要区域,同时也是贫困人口的聚集地区。森林资源是山区重要的生产资料,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山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生态基础。然而山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必然伴随着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因此研究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减贫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地处武陵山区的湘西自治州森林资源极为丰富,同时也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山区。在特殊的地域环境下,该区域的林业生态建设与山区贫困的关系较为复杂。湘西自治州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减贫既有贡献,也存在一定的制约。具体而言,湘西州林业生态建设对于山区低收入的农民有一定的经济贡献,但对较高收入的农民收入影响并不十分明显。此外,林业生态建设对当地农民林业资源的利用产生了诸多限制,从而对当地农民的减贫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和影响。     

湖南“三区”支教计划实施状况及其改进对策

“三区”支教计划是深入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及农村师资建设的重要举措。湖南省自2014年春季正式实施“三区”支教计划以来，弥补了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些短板，为一大批城市教师提供了锻炼和成长的机会，构建了城乡学校联系沟通的长效机制。与此同时，当前的支教工作仍存在对接机制不够健全、选派标准不够完善、激励措施不够到位等问题。因此，需要从优化区域教育生态环境，调整支教相关政策规定，健全支教校师激励措施等方面加以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