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互联网会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吗?

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抑郁是反映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2018),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社会网络支持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经常使用互联网对老年人朋友网络支持的促进作用高于对其家庭网络的促进作用,但在使用互联网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的过程中,主要发挥中介作用的仍是家庭网络,朋友网络支持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中国网络社团兴起的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网络用户的增长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网络社团大量兴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中国网络社团的兴起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网络社团的兴起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均衡,有利于公民社会行为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信息技术的快速革新在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文章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考察了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数字鸿沟损害了其心理健康,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显著降低,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提高9.5个百分点。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鸿沟对低教育水平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损害更大。机制的探讨发现,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受阻、线下社会参与受阻,从而损害了其心理健康,且不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也阻碍了线下社会参与。结论表明,数字鸿沟导致了老年人信息获取的不平等,要通过缩小老年人技术接入与利用的差异,弥合老年人的知识鸿沟,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构建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对灵活就业者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赋能灵活就业的规模日趋庞大,这对于稳就业、保民生意义重大。使用互联网可以显著提升灵活就业工资收入,但互联网工资溢价率存在群体差异性,与中老年、男性和高收入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对青年、女性和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社会资本和职业选择是两个显著的中介变量,使用互联网的灵活就业者拥有更高的社会资本和自雇就业概率。此外,互联网使用能缩小正规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工资差异,有利于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应全面普及互联网使用率,促进灵活就业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提高灵活就业者互联网使用技能,不断提升灵活就业者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互联网对家庭消费影响效应与机理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探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家庭消费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家庭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的购物用途对于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工具变量回归也证明原结论是稳健的。在作用机理的探究中,发现家庭收入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消费的部分中介,即互联网通过增加收入进而提升了家庭的消费水平。最后,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在城市、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中,互联网的使用促进家庭消费的效果更为明显。     

网络社交工具使用与社会资本建构——一项基于30位中国SNS用户的生命史研究

本研究通过30位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不同社会政经地位的中国SNS用户的生命史和互联网使用经验,展示了中国网民丰富和复杂的网络社会服务使用形态、使用动机.进而,研究者按照Nahapiet和Ghoahal(1998)提出的社会资本三个内涵——结构面、认知面和关系面来考察微博用户的微博使用行为对其个人社会资本累积状况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网民个体社会资本累积的因素.     

互联网使用、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媒体信任——来自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21的经验数据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媒体环境发生深刻变革，并冲击着社会公众对于媒体的信任。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9599名民众的调查数据，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研究互联网的使用广度和深度对媒体信任的影响，并分析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提高将会导致媒体信任水平的显著下降，但互联网用途对媒体信任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频率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媒体信任度。进一步分析发现，与低内在政治效能感的个体相比，具备更高内在政治效能感个体，其媒体信任度更容易因为互联网使用而下降，将互联网使用方式与内在政治效能感有机结合，有助于增强媒体的社会信任度。因此，要加快互联网媒体环境治理，加强媒体的社会正能量输出，重塑主流媒体的社会价值。     

数字经济时代的“老有所为”——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劳动供给

在我国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为促进老年人劳动供给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应用就业选择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促进了老年人就业水平的显著提升,并导致工作时间显著缩短;互联网使用促进就业水平的提升足以补偿工作时间的缩短,导致老年人劳动供给明显增加。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传播、增强社会融入和改善自我认知等途径促进老年人就业,互联网使用所产生的工资溢价一方面促进了老年人就业,另一方面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老年人就业水平的提升和工作时间的缩短,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减弱;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城镇居住、无隔代照料压力、受教育水平较高和低龄的老年人群体,而对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有养老金、无隔代照料压力和城镇居住的老年人群体。基于此,政府部门在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引导和鼓励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将有助于老年人劳动供给的显著增加。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事关健康中国建设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微观个体视角探究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虽然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但显著扩大了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程度,形成老年人健康收益的数字鸿沟。这一效应还呈现性别、年龄、城乡、区域异质性,使用互联网显著扩大了男性、低龄、城镇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机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分别起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包容理念下,应从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和适老化改造、老年教育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助力老年人跨越互联网“接入沟”和“技能沟”,使全民共享数字红利。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与机制

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在收入增长理论分析基础之上，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进行2SLS估计，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居民个体收入的提高。同时，本文通过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与子样本回归结合的方法，证明收入对互联网的反向作用不会威胁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男性和女性居民的收入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65岁及以上居民的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村居民通过互联网使用获得的收入增长越多。机制检验发现：“信息获取主要渠道”是互联网促进大部分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展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     

博客与未成年人道德教育

博客是继E-mail、BBS和即时通讯(ICQ、QQ、MSN等网络寻呼工具)之后的第四种网络交流方式,是互联网为个人提供发布个人日志的交流平台.负责任的博客提倡共享,崇尚奉献.博客给未成年人提供了表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新途径,有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利他品性的养成.同时,博客现象也容易造成未成年人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淡化,婚恋道德意识淡薄.博客实际上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道德教育新途径.     

互联网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是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互联网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结合2008-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互联网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门槛分析发现,互联网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为非线性关系,当互联网低于一定水平时,互联网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存在减弱趋势;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成本、产业结构水平和外部监督力度是互联网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     

当代中国网络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逐步走向广泛和深入。这种影响不仅限于技术层面,而是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这种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互联网经济兴起与发展推动的经济结构转型;以普通网民为主体的网络权力建构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变化;以感性网络符号承载的互联网文化创造与传播引发的文化结构变迁。网络社会崛起引起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异常复杂,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加明晰准确地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有利于更清晰地了解和把握未来社会的发展走向。     

“失声的主角”：新冠疫情下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逻辑与风险应对策略

中老年人群因具有高疾病易感性和严重性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点人群,但理解中老年人群作为主体的防疫行为逻辑及其风险应对策略的研究却是"缺失的"。通过对35位不同背景的中老年人的深度访谈发现,中老年人的风险感知在多重媒介信息深度嵌入生活后得以强化。中老年人的风险判断依赖于一些观念里的重要信号,而防疫行为的采纳是一场与他们以往的一些思维习惯和行为惯性的博弈。代际健康劝服在家庭共同体的背景下充满着权力层面的张力和形式上的妥协。熟人社会的逻辑浸透到风险感知与应对中,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也嵌套在家庭层面的拜年过程中。中老年人在防疫过程中的行为逻辑和应对策略能启示针对中老年人的健康传播干预,为中国特色健康传播理论路径的发展做铺垫,并有助于促进我国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互联网医院综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互联网医院的出现有利于缓解线下医疗资源供应与人民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但与线下医院评价体系的广泛应用不同,我国的互联网医院综合评价体系尚未建立,无法系统性分析评价其绩效现状并引导其发展,难以解决互联网医院医疗质量不佳、综合服务和内部管理不完善、群众满意度不高等现实问题.因此,互联网医院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是探索并构建一套以公共服务管理理论为基础的质量指标体系.并通过TOPSIS方法对比两类互联网医院发现,实体主导的互联网医院综合评价较高,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在个别方面评价略高;但都存在用户满意度偏低的问题.基于此,应建立差别化考核机制、加大客户端投入、完善数据共享机制等,推动中国互联网医院乃至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发展.     

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总体趋势与群体差异——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1990-2007)

中国居民幸福感不足现象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政府的施政导向和发展理念也随之转变.利用世界价值观念调查(1990,1995,2001,2007)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2005,2006)的数据,对居民幸福感的总体趋势和群体差异这一基础性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居民幸福感并没有呈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是在波动中演进.第二,女性、已婚、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在政府机关工作和具有党员身份都是有利于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年龄和幸福感则呈现U型关系;同时,下岗失业和离退休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因素.为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应在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等方面下功夫.     

互联网使用与公平感——基于CSS2019的实证分析

以往研究大多发现公平感来自于社会地位或社会比较。与此不同,本文认为人们对于不平等的理解塑造了公平感,互联网可以改变使用者对于不平等的归因进而影响其公平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CSS2019)的数据分析,发现人们的公平感并不完全由客观不平等状况决定。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归因方式同样塑造着个人的公平感。相对于不上网的群体,使用互联网的人公平感更低,一方面因为互联网上负面信息更多,让使用者产生不公平的感觉;另一方面互联网使个人更倾向于对社会成就做外向归因。对于上网群体内部而言,使用互联网进行娱乐、工作学习无法提升公平感,但如果把网络作为信息获取的渠道则会降低公平感,大多数人上网都是为了娱乐与获取信息。     

中西方情境中的互联网与民主——一项海外文献考察

互联网和民主的关系在海外学术界充满争议。通过梳理该论题最近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文献聚焦于西方民主国家,主要关注互联网能否促进和完善现有民主制度的功能,研究的议题包括数字民主的界定、互联网能否推动民主（化）、网络投票的争论、互联网与公民领域的重建以及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不过,随着中国网民人数的倍增,海外观察家对中国互联网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除部分研究者关注政府的互联网管制外。更多研究者关心互联网对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少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中国政治过程,为中国民主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总之,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了互联网与民主关系在中、西情境中有各自的面向。     

社会建设与改善民生——学习江泽民的社会建设理论

江泽民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以邓小平的社会建设理论为指南,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他认为,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是有利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社会建设的手段是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机制,具体包括社会发展机制、社会稳定机制、社会流动机制、社情民意反映机制、收入调节机制和社会共识机制.     

互联网使用及其对社会认同的影响——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网络化时代的核心变化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互联网使用是建构信息权力的基础。因此,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认同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反映了网络化时代的核心内涵与社会认同意识的时代特性的变化关系。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当前网络化时代社会公平认同意识和社会冲突认同意识具有显著作用,即互联网使用导致社会公平认同意识下降以及社会冲突认同意识加剧,并且是否使用互联网存在群体间基本特征的显著差异。因此,在传统的社会阶层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之外,作为网络化时代表征的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理解当前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意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