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江南城市贩运贸易述论——以都城建康为中心

六朝时期贩运贸易兴盛发达,地主官僚、军队寺院以及民间大小商贾通过水路运输,在江南城市间贩运各类农副产品、地方特产、手工业品以及各种奢侈品,利用地区差价获取丰厚利润。其中农副产品成为城市贩运贸易的重要内容,常有大宗贩运。此外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也为江南城市贩运贸易提供了丰富的物资。     

试论六朝建康的水陆交通

本文旨在论述六朝时期建康水陆交通的发展过程。全文分都城内外的街巷和桥 梁、连接各地的官道和亭传、都城周围的水道网、建康的经济命脉破网读、江南运河与邗沟的整治、 长江航运六部分。其中对建康的街巷桥道以及通往京口和西南方的道路有较详细的阐述．对建康 周围的重要河流青溪、运渎和潮沟的流经路线也作了考证。同时,还指出了东吴整治江南运河的时 间和破冈渎在发展建康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试论六朝定都建康的风水因素

提起风水 (或称风水术、堪舆术等 ) ,过去人们往往将它与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 ,在分析我国古代城市选址的原因时 ,只考虑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而对风水因素讳莫如深 ,或者将风水因素简单地归入自然因素的范畴进行考察。实际上 ,风水因素是天地人三者合一的综合因素。如果我们对于我国古代城市进行一番全面客观地考察的话 ,我们不难发现 ,风水因素常常是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并列的又一重要因素 ,在城市选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六朝都城建康城址的确立就是风水因素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显例。本文对风水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 ,对建康城的风水格局进行了初步探讨 ,并就金陵王气的传说对于都城选址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客观的阐述。     

关于六朝建康气候、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

本文从爬梳、排比史料出发,对六朝建康的气候、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作了初步研究。气候方面,认为六朝时期建康的气候不但较现代寒冷,而且连续干旱、阴雨和下雹等气候异常的年份也较多。自然灾害方面,对人类社会危害较大的主要有旱灾、水灾、火灾和疾疫。文中阐述了各种灾害发生的原因、时间及其后果。生态方面,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分析,可知其时建康水面广阔、植被茂密、动物繁多,生态环境十分优越。     

六朝送别诗考述——以建康诗为中心

汉晋诗歌中的送别内容还有些是依附于赠答等诗歌体裁。六朝时期,诗歌中对送别的抒写已不再依附于赠答等题材,而成为真正独立的诗歌门类,以五言新体为主要体裁。建康作为都城是文士集中地,迎来送往频繁,故此地送别诗最为兴盛,对建康送别诗的详细考述可大体了解六朝送别诗的特征。六朝送别诗中送者所作远多于别者,送别诗中往往关合离别地、目的地以及送别双方,这些规律和特点亦为唐代送别诗所继承。对六朝送别诗的探究亦为六朝诗歌、唐代送别诗以及六朝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六朝时期建康比丘尼参政现象探析

比丘尼参与政治活动是佛教史、妇女史上既特殊又重要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了这一时期妇女的解放和自主精神,同时也是佛教深入中国社会的标志.本文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回顾分析了六朝时期建康比丘尼僧团参与政治活动的不同表现及其影响因素.建康比丘尼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卷入政治斗争中,不仅影响了政教关系的格局,对隋唐时期比丘尼的活动和戒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论明清时期浙江的丝绸贸易

浙江素有“丝绸之府”美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早在四千多年前浙江已经生产丝绸。浙江的丝绸贸易历史悠久,浙江丝绸产品历来畅销海内外,被西方人誉为“东方艺术之花”。本文简要介绍明清时期浙江丝绸业概况,着重论述明清时期浙江丝绸贸易的三大特点。     

六朝时期的南海商人及其贸易网络

六朝时期连接海洋与陆地贸易的群体,最初因肤色较黑被统称为“昆仑”,齐梁之际始称“南海商人”。这一共同的身份标签,实际掩盖了群体成员之间地域、身份的差异,其中既有异域商贾,也有本国替主人经商的奴客。南海商人概称的变化反映出海商群体结构的变化,是南海贸易发展的结果。经营策略上,南海商人与高僧结成共生关系,这并非完全出自商人的宗教信仰,而是隐含着依托高僧规避盘剥及获取商机的现实考量。高僧与南海商人同行,受其馈赠进入建康,结交权贵可帮助其扩展人脉,营建法事则为其带来巨大商机,故二者交往不绝。南海商人的贸易网络随佛教传播由沿海深入内地,形成通江达海、往来吴蜀、北上青徐的格局,并与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贸易闭环。     

汉魏六朝时期女史探析

女史是中国古代在宫廷中任职的女官。根据相关记载,女史最早可能出现在周代,在两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设置。女史在宫廷中承担协助后妃处理事务、参与典礼、掌管文书、进行宣传教化等职责。女史的地位不高,一般选拔具有文学基础的女性担任。考察这一时期女史的职能、选任、地位,以便进一步探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职官制度问题。     

论六朝时期造船业的发展状况

本文从六朝时期船舶数量和规模、种类、造船技术水平、造船业基地诸方面对六朝造船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同时,根据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指出六朝造船业不仅满足了当时战争的需要,而且已经具备了为当时商业发展提供充足水上交通运输工具的职能。     

六朝时期疫病流行及社会救助

六朝时期的疫病流行呈现出地域广、时间长的趋势,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人们认识到疫病产生的原因及其传染性,并采取了相应的隔离措施。为减少疫病流行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政府采取减免赋税、给医送药和接济财物等救助措施。     

王权与财政:东晋南朝时期建康财政状况与政权兴衰

东晋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的背后是财政的长期困顿。南朝各代每至中朝这一问题即浮出水面,随后政权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直至朝代灭亡。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财政与政局变化的直接关系,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这或可从侧面解释这一时期政权羸弱以及朝代频繁更替的原因。     

论六朝时期的礼学研究及其历史意义

六朝时期对先秦礼仪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造,成功地将更新了的礼仪制度变成了礼教观念的适宜载体,因此保证了和教观念的延续性和超越性,从而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模式和文化观念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与周代制礼是同等重要的。     

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开发及特点

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大致相当于当时所谓“江东”地区,它在秦汉尤其是东汉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地理、政域地理开拓业绩的基础上,伴随着人口的继续集聚,水利工程的兴修,铁制农具及牛耕技术的广泛推广,社会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开发速度明显超过南方其他地区,为唐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打下了基础,并使长三角地区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区和经济中心,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今天。     

5—7世纪高昌地区的马匹与丝绸贸易——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马匹是高昌具有军事和经济价值的重要战略物资。高昌马价昂贵,普通小农几乎买不起,因而无法从事需要马匹运输的丝绸贸易获取暴利。高昌官府出于军事、政治及经济利益的诸多考虑,用差科义务的方式强令官民配养马匹。这对高昌小农又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为缴纳本已繁重的赋税、配养马匹、维持生计,小农必须要进行丝织品生产,向胡商出售换取银钱,充当丝绸贸易诸环节中最低层次的生产者。高昌官府除配养马匹外,还花费大量银钱向胡商购买大批马匹,而这又为胡商在高昌就地购买丝绸等物品提供了资金。因此,高昌官府、丝绸、小农、胡商通过马匹买卖和配养,紧密地连接在欧亚大陆丝绸贸易体系之中。     

论六朝时期夏口城市军事功能的提升

作为六朝时期长江中游重镇的夏口,其城市军事功能空前提升,突出表现在三大方面:其一是从城垣建设来看,汉末六朝夏口几乎所有城垣建筑都是为了控制水系、水口而在水系或水口边上修建城堡,并服务于当时战守的需要;其二是夏口成为六朝长江中上游最大的军港,港口、航运和造船业曾经较为发达;其三,夏口完全称得上是此一战乱时期各种战争的主战场。     

论六朝时期绘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东晋时顾恺之的画论标志着绘画理论跳出教化功能的束缚,在保留了大量技法运用经验的同时强调了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价值;其后王微、宗炳在理念深化与领域拓展的方式上进一步发展了顾氏的理论.齐梁之际,谢赫的努力正式架构了中国画最初的审美体系与技法体系,并在评论时强调目鉴样本数量、综合驾驭画题能力以及创新性的重要,为后世论画活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但其给予顾恺之劣评的事实亦反映了是时画家客观理念的局限;而姚最、萧绎则从艺术传承与审美拓展的角度丰富了谢氏的体系,最终促成了品格论的正式成形.     

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

唐、五代以后 ,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西北民族格局和中亚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 ,陆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 ,学界对这一时段的丝路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西夏崛起 ,占据丝绸之路的主动脉 ,使得人们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认识更为模糊 ,甚至有过盛唐之后丝路贸易断绝的观点。本文在分析北宋时期西北民族关系格局的基础上 ,就北宋时期诸蕃与中原的朝贡贸易、中继贸易等问题进行探讨 ,并提出北宋时期丝路贸易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