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的首次匡定——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的几点思考

用考试来选拔人才,首先必须解决的是考试内容相对固定和评判标准客观公允的问题.在唐代就业已出现的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之争,实质上就是如何匡定考试内容和评判标准的争论.唐代进士科最终形成以诗赋取土的格局,除其他多种原因外,重要的一条是评判标准相对客观、公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考试选才制度的内在要求,这可从诗赋取士最终在唐代形成定局的历史考察中得到明证.唐代科举考试的方法、体例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四种.帖经与现在的填空题类似,重在考察考生的记诵能力.如果帖题一般,考生均能回答,考官就难以评出优劣.于是考官就挖空心思提高帖题的难度,形成了帖经考试中出偏题、怪题的倾向,造成社会上普遍学风不良——士人只默记帖括只言片语,而对本经大义荒疏,甚至茫然无知,因而受到有识之士的普遍反对.     

元祐新旧党争起因探源

所谓元祐新旧党之争,乃指宋哲宗元祐年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同在王安石变法中形成的以蔡确、章悖、吕惠卿等为首的新党之间展开的一场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这场冲突实际上从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即已展开,直到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氏死、哲宗亲政方告结束,历时八年有余。如此规模的重大斗争,究竟与宋初以来的历史发展有何关联?是何原因促使其最终降临?     

文道与人才

熙宁四年(公元1071),王安石变革科举制度,“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一举废除了自唐以来的诗赋取士制度。这实际是北宋道学家重道轻文理论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王安石不是道学家,但他的《三经新义》等新学著作当时尚未问世,所以这一改革得到了拥护道学的朝臣们支持。早在熙宁二年变革科举的方案提交朝廷讨论之时,司马光等守旧派大臣对之皆无异辞。①在这场表现为政见的“文道之争”中,站在对立面上的是苏轼。他的《议学校贡举状》是当时唯一持反对意见的奏状。苏轼针对变革“重道轻文”的思想,尖锐地质问道:“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     

论宋徽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徽宗朝依然笼罩于新旧党争阴影之中,徽宗又自认天智过人,喜欢改作。政局的变幻和徽宗的性格,都给北宋末年的科举制度打下独特的烙印。徽宗朝首先是完善、落实、推广三舍法,且欲以其取代三年一届之进士试。三舍法遵循所谓的乡举里选原则,弊端丛生,最终被徽宗自己废除。徽宗朝企图将乡举里选原则更推进一层,推出“八行科”,欲以“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种道德品行为荐举士人标准。士人为求八行荐举,或弄虚作假,或故为怪诞,乱象已萌。此外,徽宗朝党争全面介入科举考试,改宏词科为词学兼茂科,禁止诗赋、史学,置道学,种种花样翻新,乃至别出心裁之荒诞,皆表现了徽宗好大喜功之习性。     

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与评价标准述评

唐代科举、铨选考试方法主要有面试、现场操作、帖经、问义、试策、试诗赋、试杂文等.礼部常科考试特别是进士科考试评价标准的演变大抵经历了重时务策、重杂文、重诗赋、重经史策的过程,而吏部选试的评价标准大抵经历了重书判、重词华、重荐举、重经史的过程.礼部常科的选才标准之争本质上是重文学与重经史之争,吏部选试的取材标准之争本质上是重知识积累与重实践能力之争.     

元朝蒙古进士科简介

蒙古族进士科是整个元朝进士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进士只是在考试的程式、试题、规则、中选、发榜以及授职等方面分成蒙古、色日人和汉人、南人两类不同的规定。本文就元朝蒙古进士科制度作一简介。 世祖即位后,曾有旨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到了至元四年(1267年),翰林学土承旨王鹗等上奏世祖,请行选举法:“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术。”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 在裕宗、成宗、武宗时,对科举事,也有旨令,但均未实施。 至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     

游艺

古者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而孔子教弟子又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又曰“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然则文学者乃游艺之所有事也.后世文人嘲风弄月,以华藻相高,固显违圣门“游艺”之旨.然后世之诗赋又孰非导源于圣门耶?隋唐以降.衡文艺以取士.夫岂戾乎圣旨!特浮词吟呻.识者(?)(?).香山白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见《与元九书》)二言,     

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高太后去世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祜更化"."元祜更化"时期,元祜旧党对熙丰新党进行了残酷的排挤打击,到这时,重新上台的绍符新党又对元祐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这种渐趋恶化的党争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新旧两党共同的阶级基础--士大夫阶层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惯性逻辑思维是分不开的.     

宋代策问中的科举

试策是宋代科场上的重要文体,宋代试策承以唐制,应用广泛。宋代策问中涉及科举的部分,一般会提问历史上与本朝的科举学制、士风与人才、科场弊端、科目兴废等问题。北宋的科举之问一般篇幅较短,南宋则篇幅加长,内容更为丰富,在传统的发问之余,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命题,如王十朋将前朝取士与政局翻覆结合起来的质疑,陈傅良关于恢复唐制的想法,周必大、朱熹、许应龙等在策问中对于词科的不同态度,以及程珌对书院的提问等新内容。浙东学者对科场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而浙东地区在科举中取得的成功,对相关科场文章的撰写指导也形成了正面并且循环的刺激。浙东学者在科举之问上也投以一贯的关注,而在策问的制度沿革方面尤能体现其所擅长。     

宋朝中央和州郡学校教职员选任制度

北宋前期,国子监的首长和教授由京、朝官或选人充任,州学教授由地方官选任。宋神宗元丰年间,开展第二次兴学运动,对教师选任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教师考选制度。宋哲宗即位之初,保守派一度停罢了教官试,改行荐举法。哲宗亲政后,多方面恢复了元丰制度。此后直至南宋时期,中央和州郡学校的教职人员考选制几度兴废,并发生了其它一些具体变化。在演化过程中,师资质量一步步提高,而官府对教育的控制也一步步加强。文化专制主义的日渐强化,是宋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汉续秦学论

"秦学"就是体现和运用于秦政中的经义学说.这种经义行政发源于秦朝,张大于汉朝.秦政和汉政的共同性在于,二者行政的学理基础都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经义和法术.同时区别有二,一是,经义和法术这二元因素在秦政和汉政所占有的比例不同;二是,秦政中只有经义行政而无经术之士,汉政中则既有经义行政又有经术之士.所谓汉续秦学,就是指经义论政在秦帝国的政治实践,它直接影响了汉学和汉政的双向开发和互动交流.并最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了一种经学政治形态和经学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体.     

政学互动：“子改父过”孝道说及其与元祐更化之关系

宋神宗去世后,面对《论语》“三年无改”孝道说对更化的挑战,司马光主要以“子改父过”孝道说进行反驳,其依据为《周易》中的“干父之蛊”。“以母改子”仅为此说的补充。除政治目的外,“子改父过”亦是司马光的学术主张。将“干父之蛊”解释为“子改父过”非司马独创,在儒家经典内部本就存在“子改父过”与“三年无改”两种孝道说的冲突。经司马光阐发后,“子改父过”说为旧党沿用,成为元祐更化的理论武器。宋哲宗亲政后否认此说,终结元祐之政。随着元祐被美化,“子改父过”说被广泛接受。朱熹在《周易》阐释中采纳了“子改父过”说,并解决了该说与“三年无改”说间的矛盾,为后世沿袭。     

惠栋对考证方法的“知识性”改造

惠栋的考证方法包括注疏法、训诂法和校验法.注疏法改变了疏不破注的经学解释传统,强调以疏证注;训诂法发展了"识字审音"的"小学"技术,强调文本之真;校验法扩充了经义取证的范围,强调经义之真.这些考证方法的广泛运用使惠栋超越了"复兴汉学"的狭隘性,而迈向"知识性"的朴学之途,从而开启了清代学术的新学风.     

论范仲淹与宋仁宗之关系

范仲淹与仁宗之交往,大致可以分成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截止于康定元年范仲淹出任西北军政要职之前.在仁宗未亲政之前,范仲淹直言上疏,要求太后还政于帝,给仁宗留下极好的印象,奠定了仁宗对范仲淹特殊信任和亲近之基础.仁宗亲政后,范仲淹即使两度遭受贬谪,都显示出仁宗对范仲淹的特殊眷顾.中期指范仲淹庆历年间出将入相之阶段.这一阶段,仁宗对范仲淹的信赖和好感臻至极点.范仲淹亦以守边之成就报效国家与帝王.仁宗求治心切,对范仲淹有特别的期待,由此迎来了范仲淹等之庆历新政.后期是新政失败后之阶段.对新政期待之失望,对范仲淹等"朋党"之猜忌,帝王独断专横品格之作祟,使仁宗疏离范仲淹,范仲淹最终被彻底排挤出政治中心.     

唐代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文学史意义

唐开元二十四年贡举归礼部之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一引人瞩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至少包括三点:第一,天宝年间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进士科最终确立诗赋取士的标准,极大地助长了好尚诗文的社会风气,刺激了士人的诗歌创作热情,促成了盛唐诗歌于天宝年间走向最高潮;第二,广德至贞元年间,主要由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来完成的科举考试改革,受当时儒学复古、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而逐步展开,又通过科场文化对士人产生广泛影响,直接促成了中唐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第三,自贞元以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更加普遍,他们主持了大多数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唱和,这种唱和在贞元后期至会昌年间达到高潮.     

董仲舒思想五题

一、“天人三策”与儒学复兴秦亡汉兴,汉室乘秦之弊而得天下,不能不认真思考和总结秦王朝短命天亡的教训,以寻求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兴黄老清净无为之学,得以有“文景之治”之初步繁荣．殆至武帝时,无为之学已不能适应亟待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和强比中央集权之要求．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诏,广泛征求文学之士的意见,以确立新的治国原则．董仲舒以“贤良”三次应用上策,提出了复兴儒学,以儒家思想整合社会秩序的对策。三次对策即与汉代儒学复兴关系重大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对策一中,董仲舒将先秦儒家天命论与阴…     

廖平的兼治三传与《三传折中》

廖平《春秋》学的特点,是兼治三传。所谓“三《传》镌后,别为《折中》”。即在兼治三传的基础上,力求三传会通。认为三传同源,所说经义大同小异,而历来治《春秋》者过分夸大三传的区别而忽视三传在经义上的大同,实际上完全蒙蔽了三传的真意。由此,廖平指出:《春秋》三传或文异而义同,或各明一义而皆可通,或须会观三传而《春秋》之义始明。因此,三传同出一源,同为解经之作,大纲宗旨并无不同,甚至最终否定了经学今古的壁垒。廖平会通三传,首先是论证《左传》与《公羊》、《谷梁》二传一样,都是解经之作,二是以三传经义的大同来弥合三传文字的小异。尽管他会通三传的结论仍有待于深入论证,但其兼治三传的学术思想則是值得肯定的。     

荀悦"义"概念的道德论特征及其治道功能

荀悦是东汉末年的儒家学者.由于他的儒学立场及其经学式文风,即大量引证儒学经典来表达自身的学术观点和政治意见,这种"缺乏创新性"的表象使得许多学者对其思想重视不足.本文认为,通过分析荀悦如何选择以往的经典思想资源,有助于考察这些经典中的思想观念的"治道功能".本文通过考察荀悦的"义"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情境-道德论特征,并发挥着"治"之正当性来源、"君"之行为准则、立策之思维原则三个重要的治道功能.     

创新离退休工作探析

做好离退休工作,既是党的一贯要求,也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新时代要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导引领作用,进一步改善和创新思想观念,持续丰富完善离退休工作内容和形式",永怀敬老之心,善谋为老之策",全面做好离退休工作.     

汉廷处置废帝刘贺的决策依据和用意

刘贺帝位被废后,如何处置刘贺,汉廷有不同意见,群臣奏言将刘贺迁徙房陵,而太后则诏令其返归昌邑.宣帝的最终决策乃将刘贺远封海昏,依据是借鉴舜封象的历史经验,旨在消除其对皇权的威胁,又使之“藩卫汉室”,用意宏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