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的政治过程: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与中国实践

强调国家政治过程中新型城镇化的多重制度变迁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旨在解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现象,使其能够运用于中国政治改革或政治过程的经验性描述和理论探讨。在中国,基于政治过程框架下的新型城镇化常常涉及多重制度变迁逻辑和变迁过程,包括国家对资源的控制逻辑、市场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体现了多重制度变迁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中国城镇化过程作为国家政治过程的重要内容,以制度变迁中的多重逻辑、过程、机制及其相互作用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提出建立指导中国新型城镇化制度改革经验性分析的中层理论的构想,探讨各种制度逻辑的实践过程和实践形式,思考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新型城镇化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国家、地方政府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利益如何表达和最大化等,以及制度实践的形式、过程及其策略空间等,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因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家的退出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第一推动力".社会的顺利转型,需要享有一定自主性的国家发挥积极作用,包括提供社会价值和运行规则,规制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结构与过程,构成现代国家的治理基础,当前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要求政治层面的变化,还要求加快推动社会发展,以配合现代治理模式的运行.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在于,国家治理转型需要现代社会提供基础,社会的良性发展又要求国家提供政治动力和保障.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嵌入的.     

法国国家构建与治理现代化研究

法国国家构建作为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一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民族国家垄断起对内对外的国家主权,为由内而外处理好法国内部关系、法国与欧洲以及法国与世界的关系打下地基;共和国家通过权力制约与平衡方式,为解决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政治与社会之间关系树立框架;民主国家面临公民由低到高的参政问题,从选举代表到问责代表再到自身参与到治理中来,构建起现代化治理所需的"多权威中心"的网状治理结构。国家构建作为西方宪政国家的共识性存在值得后发展国家注意与学习。     

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议题、演进与机理

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深受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以2001—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收录的355篇文献为分析对象，利用Citespace科学计量软件构建治理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知识图谱，分析表明：研究热点主要聚焦于国家治理、中国特色和基层治理。研究演进趋势表现为研究理路从结构分析向制度分析转换、研究范围从国家治理向基层治理延伸，研究内容从理论阐释向实践经验过渡。影响上述研究议题和演进趋势的可能性原因在于治理现代化背景导向下的历史情境、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的顶层设计以及基层治理现代化导向下的要素嵌入三大因素。未来，应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理性认知升华实践经验的做法增强学理性基础；拓展微观研究视域，对治理过程中重难点问题展开深层次研究；丰富多学科交叉研究，深入把握治理规律和本质。     

邓小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开启

1980年8月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是邓小平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986年至1987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设想,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1992年南方谈话,将实际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升华到一个新境界。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许多重大关系,而对其中最重要的"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宜"、"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集权高效与分权制衡"、"资源配置的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等关系,邓小平都有重要论述。同时,对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如"立场坚定,品德高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敢于担当"、"博学多识,笃行实干"等,这就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靠保障。所以,邓小平虽然没有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但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性的历史基础。     

论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

政治治理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专制型政治向现代民主型政治转变的过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没有政治治理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上层建筑现代化的核心,政治治理现代化既受经济基础现代化的制约,又对经济基础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反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始终将政治治理现代化作为自己不懈的追求,形成了推进政治治理现代化的鲜明特征,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由于政治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使政治的发展具有现代性,而现代性对于政治发展来说又有着许多具体的表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法治和科学;加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并以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而就决定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是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中国特色政治治理在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多方面的巨大优势,这些优势主要表现在：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当然,我国政治治理现代化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为双轮与两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政治治理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与其他各个方面的现代化相适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政治治理现代化。     

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研究的计量分析

为了全面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研究的整体现状及主题趋势,基于CNKI数据库,以CiteSpace软件为研究工具,运用科学计量和可视化图谱方法,把2012-2020年发表在北大核心和CSSCI期刊上的2318篇以"国家治理"为篇名核心词的论文以及2012-2019年的349篇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从文献的年度发文量、研究作者及机构、高频被引文献、关键词共线、关键词时区、关键词聚类和研究前沿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相应可视化知识图谱,并从特定的角度清晰直观地展现国家治理研究主题的演进过程、前沿趋势以及研究热点.目前,关于国家治理的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中国共产党、国家审计以及政治国家等方面,期刊论文的热点主题主要分布在治理现代化、改革开放、机构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人工智能、话语体系、制度优势等方面.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在于: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重视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来推进国家治理研究.     

传播与控制:从告示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的建构

目前清水江流域保留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碑刻告示,揭示了当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告示并不简单表现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扩张,它往往是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共同协商的结果,体现了官民间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社会的模式。通过对清代告示所展现的清水江流域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国家如何将法律落实到广大乡土社会,以实现国家对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现实,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于西方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国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传统观点进行再认识。     

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发生——一种新结构政治学的分析

新结构政治学的分析框架由系统、动力、行动者、过程四个方面构成。从系统来看,对时代特征、发展阶段以及自身禀赋的客观判断使得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强调基础性条件的重要作用。从动力来看,在效率与公平、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平衡使得中国极为强调秩序稳定的重要性。从行动者来看,中国在强调执政党引领功能的同时,也强调国家的制度保障以及社会的活力功能。从过程来看,层次推进与渐进改革使得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得以稳步发生。以中国国家治理经验为基础,可以进一步抽象出国家治理的需求层次理论。国家治理的需求层次理论包括基础、价值和可持续三个层次,而国家治理应该沿着治理的阶梯层次逐级实现。从更为形象的角度表述,国家治理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被总结为“治理阶梯理论”。治理阶梯理论与新结构政治学的框架是相互融通的。新结构政治学并不旨在探讨最佳经验,而是寻求实现国家治理平衡的整体性机制。     

论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

实现有效的治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必须坚持协商主义、合作主义、妥协主义原则,建设民主政治,奠定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在此社会政治心理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在协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下形成的有效的治理运作程序,与有效的治理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一起,共同决定有效治理的最终形态。在合作主义的框架下,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一起,通过协商、谈判、妥协、协助的途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妥协主义原则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着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妥协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平等竞争和协商的过程。通过妥协,现代社会获得了自由主体得以和平共处的基础,形成了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公共价值和基本共识。     

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

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如同公司治理。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路径选择。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基于人性禀赋及其市场经济要求有其人性共通性一面,但也存在不同国情的差异性,从而表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只有建立在人性基础上,才凸显其意义。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避免是否"西方化"的伪命题干扰,也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基于特殊国情,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非完全自主性社会转型现象。因此,历史惯性下的特殊国情促使中国更应当考虑通过威权政治作为过渡手段以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     

论政治社会化的可能与必要——基于马克思“个人-社会-国家”关系的分析

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化思想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其理论内涵丰富。马克思以"个人-社会-国家"关系为分析框架,从人的本质、社会与国家的本质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出发,阐明了政治社会化的可能与必然。深入发掘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化思想,对当今中国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十四五”时期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意蕴、框架与路径

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是"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其战略意蕴在于有效应对发展环境面临复杂深刻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跃升,持续开创和贡献现代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通过构建"生态-体系-能力-成本"四维一体框架,"十四五"时期要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生态的优化效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效能、国家治理能力的生产效能以及国家治理成本的管控效能,进而持续提升国家治理的总体效能。确保"十四五"时期稳步高效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关键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制度执行与体系构建,完善和优化国家行政体系,善于用信息技术赋权增能,不断向高效能治理迈进。     

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重价值探析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属性对国家治理主体需要的满足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国家治理价值，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价值的深层次论证与进一步要求。国家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同步增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目标价值、内容价值、主体价值、方法价值、发展价值，引领价值信仰、夯实认同基础、培育时代新人、汇聚治理合力、推进守正创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充分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核心表征。兼具有效性与合法性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开放性、包容性与可问责性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外在表征,国家治理体系的回应性和调适性是治理现代化的集中体现。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有效互动与相互制衡的网络化治理结构,积极而稳妥地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抉择。     

"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本文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独特症候和趋势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张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念继续启迪我们以智慧来应对来自实际的各种挑战.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都可以感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的深厚底蕴.     

“家-天下”范式与家族企业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一种整体文化所体现的群体意识和精神。在整体价值观念视野下,以人为中介,构成了自然、家庭、国家、天下的一体化结构。儒家"家文化"是在"家-天下"框架中形成的,"家族精神"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制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者在分析儒家"家文化"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起点设置为"家-宗族"联合体。着眼于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生命力,在于"家-天下"范式下的"家族企业-企业联合体"的创新、变革与繁荣。     

理解国家治理:政治生态、主题意蕴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是在吸收与借鉴人类治理文明的有益成果、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存量基础上提出并发展的,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为理解国家治理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只有通过把握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国家治理这项系统工程的整体面貌才能得以全面地展现.结合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主题意蕴,国家治理便有了清晰的实践路径,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应该在综合利用政治生态要素中的各种力量的同时,综合采取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治理等多种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制度化建设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表征的协同治理过程,其中,民主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遵循"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过程上遵循"法治化治理与民主协商治理"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评估上遵循"效率化增益与公平性分享"相结合的逻辑。沿着以上三重逻辑,以参与式协商为内容、以制度化协商为方向、以效能型协商为旨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