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品消费购买意向研究——基于Fishbein理性行为修正模型的探讨

为了剖析影响中国消费者礼品购买意向的主要因素,了解中国消费者礼品的购买心理,打开礼品消费行为的"黑箱",在Fishbein理性行为修正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礼品功能价值和形象价值两变量构建礼品购买意向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礼品的功能价值只能通过个体态度和群体一致间接对购买意向产生影响;而礼品的形象价值能通过个体态度、面子意识以及群体一致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产生间接影响;个体态度、面子意识以及群体一致意识都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具有直接显著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行为——一项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利用CGSS2010的环境项目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经济地位、环境意识以及环境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强度以及影响路径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童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的直接影响较弱,其通过影响个人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而产生的间接影响比较显著;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意识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而对环境保护意愿和环境保护行为既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也有显著的间接影响;环境意识显著影响了环境保护意愿和环境保护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强度受到客观情境因素的制约.     

困顿与消沉:战争环境下普通民众社会意识的另一面——以抗战初期浙江省为个案

抗战初期,民众的社会意识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除了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抗战思潮等"正"的一面外,许多民众在战争环境下表现出困顿与消沉的一面.本文以浙江省为个案对这另一面进行研究,随着战争的进展,普通民众在初级形态的社会心理方面出现了"战(灾)后行为异常",如超常力量的产生、良知的显露与恶性的爆发、正常人的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的正常等;在相对高级的"抗战意识"方面,则显得淡薄且有异化的现象,如民间的抗战意识并不普遍、许多民众没有认清抗战的性质与意义、部分民众的抗战意识与行动带有迷信、娱乐色彩等.究其原因,主要与现实环境中的种种因素密不可分.国民政府战时的一些不恰当做法,再加上传统社会心理因素的深层次作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民众抗战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不同利益集团间环境行为选择博弈分析

我国环境政策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地方政府的环境行为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本文运用博弈模型统筹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环保部门与社会公众间的复杂博弈.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政府问责力度,加大环保指标在地方政绩考核体系中比重,降低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责任成本可以推动地方政府共同选择实施环境保护行为;改变目前地方环保部门的双重领导体制,明晰责任主体和主体职责,可有效提高环境治理绩效;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培育环保的社会团体力量,让社会民众成为环境监督和问责主体可以有效推动政府环境责任履行.     

培养民众档案意识的途径研究

档案意识从精神层面影响着人们对档案与档案活动的认知,也影响着人们档案活动的开展.研究民众档案意识的培养是很有价值的课题,培养民众档案意识非常必要,有助于提高全民族档案意识,为选人用人提供档案支撑,加快档案管理社会化的步伐关注民众档案意识的培养,提升社会公民的档案意识,对我国档案意识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培养民众的档案...     

获得感与美好生活需要的关系研究

"获得感"是当前民众客观需求满足与社会公平公正发展的直接反映,与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追求和满足紧密相关.本研究基于民众对获得感和美好生活需要概念的社会心理表征,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媒云图数据中心美好生活状况调查(Better Life Survey 2019)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通过考察民众当前美好生活需要及其各维度的现实状况,进一步探讨了多维度获得感测量指标对三种不同维度的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民众美好生活需要总体水平较高,在各人口学变量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主观社会阶层的解释力相对较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获得感不同维度与美好生活需要关系紧密,但各维度相关指标的具体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获得环境"中的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以及"获得共享"中的赞美贡献者,与美好生活需要国家社会维度的关联更为紧密;"获得内容"中的身体健康和"获得环境"中的社会安全,对美好生活需要家庭关系维度有更显著影响;"获得内容"中的升职加薪和"获得体验"中的过得舒适,则对美好生活需要个人物质维度有更显著影响.明确不同层面获得感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影响,可以为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以促进社会改革发展、保障民众生活质量提供有效路径参考.     

环境社会工作论纲

发展环境社会工作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环境社会工作自身学科发展的内在必然。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环境社会工作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针为指导,以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方法为支撑,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工作核心,致力于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环境社会工作秉承社会工作的传统,旨在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因环境损害而产生的健康问题、心理问题和贫困问题以及调解环境损害引发的社会冲突;通过培育大众环境意识、引导民众绿色环保行为,推动生态自觉;通过推动环境社会组织发展、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参与政府环境治理,服务政府环保政策的决策和实施。     

经济社会地位、户籍类型与区域发展差距：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的影响因素

社会公平现状测评的内容包括社会资源的实际分配状况和民众的公平认知状况。在现代社会,环境逐渐成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分配客体之一,因此社会公平认知状况的研究应当对民众的环境公平认知给予充分重视。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民众的环境认知状况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但从社会公平视角对民众的环境认知问题进行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从对环境优美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环境公平的感受两个方面对当前民众环境公平认知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户籍类型对于环境重要性的认知影响显著,与农村户籍人口相比,城镇户籍人口更加看重环境优美的重要性。受教育程度和所在地区对民众的环境公平感受也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从所在地区看,与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更倾向于认为一些人居住在环境污染地区是不公平的。因此,相关研究发现对于进一步促进环境公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媒介环境下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机制

提升民众的清廉感知是新时代廉政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巩固党执政基础的现实指向。在新媒介环境下，以议程设置理论为视角来分析当前反腐信息呈现特点，发现其具有海量化、即时性、差异性、浅层化和娱乐化等特征。新媒介既提供给民众多样化获取反腐信息的渠道，又通过反腐信息媒介接触来影响民众清廉感知形成。当前反腐信息媒介接触存在三个“二律背反”问题，即多元化与极端化并存、积极性与消极性并存、趋同性与对抗性并存，这些问题降低了民众清廉感知。民众清廉感知形成受到多重机制影响，分别为反腐信息议程框架影响机制、廉洁心理认知机制和廉洁行为决策机制。基于上述三重影响机制，民众的清廉认知、态度和行为需要从优化反腐信息议程设置、精准投放正面反腐信息和健全反腐信息分类管理制度等方面来共同提升。     

对"非典"时期江西民众社会心理行为的研究

本研究以民众的疫情风险认知、认知水平、心理行为变化、对政府举措的评价、经济发展的预期等8类指标为基础,对"非典"时期江西民众的社会心理行为进行了两次调查,通过对两次调查结果的研究分析,得出了江西民众"非典"期间社会心理行为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     

优化社会公德环境:社会公德建设的出路

社会公德环境是指影响制约社会公德发展变迁的社会因素的总和,它是人们在社会公共领域进行道德活动的基础、氛围和条件.良好的公德环境能在社会上形成健康高尚的道德氛围,影响和规制人们将公德认知和公德行为统一起来.因此,社会公德建设必须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方面优化公德环境.     

环境理性与决策规则变化

尽管组织管理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在有限理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区别,但是,在本质它们存在高度一致性,即围绕特定的理性目标,探究特殊环境下有限理性对主体行为人决策的影响。本文从不同角度对环境理性影响决策规则变化的进行研究,认为环境理性是源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知和合理定义的并对决策者期望效用水平产生影响的一种现实的理性状态。并试图用环境理性解释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企业垄断竞争行为与市场多态均衡现象。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机制、时机策略与经济后果

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应对外界环保压力、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目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仍存在缺乏积极性等问题。为此,通过回顾近年来国内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总结其内外部影响机制、时机策略和经济后果,可以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决策者依据个人认知将外界压力内化后做出的行为选择,会因企业自身的产权性质、外在的环境表现以及行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进而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基于此,归纳得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基本研究框架,并指出未来研究要促进与各学科和行业领域的交叉研究、探索基于中国情境下的本土研究,可以为促进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环境财税政策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差异化机制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如何选择有效的环境规制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环保支出、环境税收和环保补贴三种环境财税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作用不显著;环境税收政策对东部地区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印证了"绿色悖论"观点,在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显著;环保补贴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形成"倒逼效应",政策作用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环境财税政策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显著作用程度不同,但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环境税收＞环保补贴＞环保支出.     

使回应运转起来:线上互动中的多维问责与有效回应——以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为分析对象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构建的理性思考——基于预期效用模型的分析

环境责任保险一方面可以避免投保企业因巨额赔偿责任而破产,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在环境责任保险市场上,理性保险消费者会进行充分投保,然而,保险消费者是有限理性的,面对风险时,他们首先对预期效用比较,然后再选择是否投保,由此带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文章在期望效用模型的基础上,从选择性保险消费视角对环境责任保险发展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行实证分析.当保险人采用相同的保险费率时,高污染风险企业倾向于购买保险,低风险企业选择退出保险市场,环境责任保险市场出现逆向选择行为.保险消费者得到保险后,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会引发道德风险,结果是环境责任保险市场供求失衡.经过实证分析发现,设计不同的保险合同来甄别消费者的风险类型,是促使环境责任保险市场达到均衡的关键因素.     

大学生村官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创业意向作为创业行为是否发生的关键变量,是个体因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大学生村官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官个体特征对其创业意向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创业环境是显著影响大学生村官创业意向的重要外部因素,创业自我效能是显著影响大学生村官创业意向的内在动因,创业认知特征是显著影响大学生村官创业意向的因素之一。需要从"勇于创业"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大学生村官创业素质的提高、大学生村官创业自我效能的提升、关注新业态发展等方面,激发大学生村官创业意向。     

环境互动论——一种基于人行为的路径选择

人的发展和成熟,从来都是在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完成的。人自身的内部心理环境构成了人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础,而人适应环境的过程即是基于外部环境变迁造成的被动选择。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欧洲民众的表现,到世界范围内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通胀压力",其实质上已经超越了单边环境互动的过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路径选择,危机中人的行为适应性,以及危机后人的行为选择性,成为环境变迁中必须持续关注的问题。     

日据时期台湾公学校论

公学校是日据时期专为台湾人子弟设立的一种基础教育机构,存在时间较长,在台湾近代教育史上影响较大.本文通过对公学校产生、发展的考察和主要特点的揭示,认为这一教育机构是日据当局对台湾民众实行民族歧视的产物,具有显而易见的殖民教育本质.     

网络赋权与环境抗争

近年来,草根民众的环境抗争行动日益增多,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崛起,使环境抗争呈现出“网络化”的趋向.但是,网络媒体有着自身的运作规律,随着抗争客体在网络空间中的霸权再造,以及网络媒体自身局限性的不断显现,草根民众的网络优势逐渐丧失,尤其在“网络幻象”破灭之后,草根民众的环境抗争将会产生诸多负效应.有鉴于此,各级政府除了加强网络舆情监控,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之外,还更应看到表象背后的利益表达及草根民众的无奈选择.而合理有效的治理之道,在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吸引公众参与环境政策生产,以环境正义为基本准则,构建正规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