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女性的生育型职业中断问题探析

女性的职业路径经常会因为生育、抚育子女而被中断,传统性别观念、托幼公共服务短缺导致了照料责任的女性化,生育二孩、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女性职业中断期较长。职业中断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育儿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责任,更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实现育儿与工作的平衡,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和谐平等的性别文化环境,更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协商与合作,建立起完善的生育与就业支持体系。     

家务分工好 婚姻更幸福

正在中国的传统中,家务被视作女性的分内事。有些男性认为家务活很容易,不值得一做;有些妻子对做甩手掌柜的老公敢怒不敢言,只能日复一日埋头家务导致越做越郁郁寡欢。2017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调研组一行4名专家来到广西南宁,与本刊联合开展"家务性别分工"调研。此次调研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就业情况的家庭,对各自家     

农村在婚男性流动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

农村在婚男性的地域流动重构了传统的、基于性别的社会分工:在维持“女主内”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家庭“男主外”的格局,这无疑会作用于女性的家庭地位.本文基于性别分工理论、家庭决策理论,利用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专项调查数据,探讨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影响.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务工收入的增长并未降低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权;相反,由于留守妇女更多地承担了家庭农业生产活动,掌握了更多的家庭资源,故其家庭决策权显著增强,家庭地位得以改善.总体来看,“男流女守”的新型劳动分工模式对留守妇女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在加重女性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的同时,也有利于她们家庭决策权的提高.     

国家、市场与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回潮

现代化理论认为性别角色观念正在从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模式向性别平等的模式转变,但是2000年和2010年两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劳动分工、职业发展、婚姻家庭、生育、子女教育等领域,男女平等的观念有所淡化,传统观念有所回潮。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回归与当前市场转型中女性的处境和遭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市场所倡导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等原则忽视了两性的生理差异以及基于此的性别分工,使女性更容易遭到市场竞争的淘汰,成为弱势群体;而消费主义引导的女性身体商品化,借助传统文化的外衣,贬低了女性的人格,侵害了女性的权益。性别平等政策的推行和女性权益的保护有赖于国家作用强有力的发挥,但是国家性别政策的超前性和实践的滞后性,使女性对国家的作用也渐渐失去了信心。传统性别观念的回潮正是女性对自身所处弱势地位一种无奈的认同,而重新让女性拾起性别平等的价值理念,关键在于国家推行性别平等的法律和政策在实践层面获得有效的实施。     

在“社会”上贡献,于“市场”中受损——女性就业悖论及其破解

本文关注女性就业及其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认为女性在"市场"中的受损主要来自其在生育养育和家庭细胞建设方面的"社会"贡献.市场与社会的分离让女性的就业陷入了一个悖论.解决问题的方向是由社会和市场共同向女性提供补偿.     

个人所得税法支持家庭生育的理论逻辑与体系重构

个人所得税法支持家庭生育主要有三种路径,即通过养育支出税前扣除保障育儿家庭生存基础,通过养育支出税额抵免分担家庭生育成本,通过生育津贴税收优惠奖励家庭生育行为。审视我国现行税制,个人所得税法支持家庭生育还存在生育观念转型冲突阻滞家庭养育成本充分扣除、生育津贴属性认知局限限缩生育津贴免税优惠适用空间、税法与社会法各自为政弱化生育税制公平分配功能等问题。为了使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更好发挥其支持家庭生育的机能,还需增设抚养子女专项附加扣除并相应调整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拓宽生育津贴免税政策适用范围,探索引入养育支出可退还税额抵免制度。     

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

基于2010年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男女两性的性别观念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过渡状态,但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现代,越年轻者性别观念越趋向于现代;男性的性别观念更偏传统,且在不同年龄群体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性别观念的形塑源自三类地位实践:先赋地位、自致地位和夫妻间性别地位,自致地位的作用更为重要。两性性别观念因夫妻间性别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对于女性而言,婚前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家庭经济贡献比丈夫大、至少有与丈夫相仿的职业地位、家庭权力方面至少与丈夫相仿甚至比丈夫高者,性别观念表现出更趋向现代的特征。作用于两性性别观念的机制有所不同,对女性而言,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职业与政治身份更能促进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对男性而言,夫妻间平等承担家务更能促进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     

中国老年妇女经济与生活状况的社会性别分析

文章通过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对老年女性经济与生活状况的考察,探讨了老年女性贫困人口相关社会问题中隐含的性别不平等状况。文章认为,老年女性人口经济资源获得途径分为自我转移、家庭转移和社会转移三大类,老年女性人口在获得经济来源和收人支持方面因社会性别不平等而较男性存在较大劣势,进而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独生子女家庭背景中女孩的性别角色社会化 --对独生女父母育儿观的调查与分析

社会化是形成性别角色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家庭中父母的教育观念是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家庭发生了重大变革,孩子的惟一性使父母的性别观念也随之发生变革.在性别偏好、对女儿人格的培养和女儿的受教育方面,独生女父母都表现出偏离传统性别模式的特点.尽管他们对待女儿的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观点充满了矛盾和折衷,既极力想让女儿突破传统女性的弱点,又不敢彻底脱离传统的性别模式,但其所表现出的进步趋势对性别平等的真正实现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代女性审美异化探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性审美出现向传统回归,而由于媒介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进入消费时代,这种女性审美观念的异化带来的影响也更为广泛.文章以为,重建平等的性别审美观念,必须协调、平衡现实存在的各种冲突,建立平等的性别审美关系的媒介环境,对现代女性形象进行准确定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对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城乡样本回归后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城乡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正确的人口资源生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公平,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支撑体系,帮助实现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提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婚姻生育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本文对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参与率的基本状况、性别差距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考察婚姻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与无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6.0%；与无配偶的男性相比，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12.3%；与无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4.9%；与无0—6岁孩子的男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3.5%。因此，应大力完善婴幼儿照料和托幼服务体系，减轻女性的育儿和照料负担，并提高全社会的性别平等观念，努力促进性别平等。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现实窘境、议题反思与应对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窘境主要体现在疫情加剧女性的就业困难和脆弱性、无酬照料增长和家庭暴力激增、疫情对女性健康产生差异化影响、新的不平等教育和数字性别鸿沟形成,以及疫情中女性领导者的缺位和女性形象的矮化上。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的思路应聚焦于将女性置于恢复决策和进程的核心,对女性全方位赋权,并以预防机制的建立作为应对风险的长期方案,从政策制定、就业平等、家庭责任、健康维护、教育与技术公平、政治与文化参与等方面着力探索性别平等治理工具。     

个体化浪潮下的女性困境及化解对策——基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理性地审视了个体化进程中的女性境遇:平等教育机会与不平等就业现实的博弈、传统角色退却与复归的矛盾、婚姻与家庭中的性别困境.为了帮助女性走出个体化的困境,提出给以制度支持和保障、走向“后家庭时代”与构建婚姻家庭中和谐的两性关系、倡导女性加强自我反思和超越私领域生活的应对策略.     

何处是归程?--从徐坤小说《厨房》看当代中国女性解放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从对当代女作家徐坤的小说<厨房>的解读中,分析当代中国女性解放面临的家庭困境和社会困境,探讨了解决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矛盾冲突的出路,认为女性解放最理想和最终的出路是男女两性共同建构平等和谐的两性世界.     

家庭与职业的双重时间：境外中国女性学者生命历程研究

在“时间与移民”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对境外中国女性学者的质性研究,本文从“家庭时间（性）”与“职业时间（性）”双重时间维度探讨其在跨境流动中所经历的与性别相关的时间约束和支持,并考察这些时间力量和时间性如何交织并作用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体验。研究表明,女性学者所处的跨境学术流动体系以及相关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期待带来了一系列性别化障碍,进而生成和塑造境外中国女性学者在家庭与职业领域的特定时间困境和冲突,影响其生命历程进阶。同时,文章指出境外中国女性学者在跨境语境下也受到一系列性别化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能动地调试和改造自身的时间处境与时间体验,以更好地实现职业与家庭的协调和相对均衡发展。由此,本文进一步推动移民研究的“时间转向”,将时间（性）视角引入学术移民和学术流动研究,考察女性流动学者独特的性别化时间体验,挖掘跨境学术流动体系内部潜在的性别化因素及其不平等权力关系,在理论和实证上促进移民研究领域的发展。     

人口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

我国在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中基本上考虑了社会性别差异问题,较好地体现了性别公正.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女性生育自主权打折扣、重男轻女倾向仍较普遍等问题.强化性别平等意识,积极推动男性参与;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消除生育中的性别偏好;正视社会性别差异,实行生育社会补偿.这些方面都是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内容.     

男女平等就业：多视角的解读与比较

文章旨在澄清男女平等就业概念。对中外44个政策法规文本和35名雇主、92名女性求职者访谈资料的分析表明,中国政策文本兼顾了注重同等对待的形式平等和关注结果的实质平等,但忽视对间接歧视的规定,对女性的就业保护也隐含了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雇主与女性求职者的理解主要停留在形式平等阶段,且很多人所持的是认同男女传统分工的有限的形式平等观念;就业实践中存在各种公开的、隐蔽的基于性别因素的区别对待,形式平等也不能保证,且很多人都能认同,甚至对性别歧视存在集体的无意识。基于现实,应该逐步追求从形式到实质的平等。     

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

中国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学校设置性别意识的缺失、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男女生受教育年限的差异等方面。传统的观念、传统劳动分工模式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缺乏等因素影响了农村教育的性别模式,贫困也是影响教育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中国贫困农村的农户由于多种生计资本供给不足,而呈现出非常典型的男孩优先的教育模式,从而导致妇女陷入多元贫困状态。     

后现代女权主义视野中的性别分工与妇女解放

是什么原因使性别分工从生育分工变成等级分工,从而造成了妇女的屈从地位?围绕性别分工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相关性,西方传统女权主义流派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Maxist-Feminism)、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Feminism)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Socialist-Feminism)做出了各不相同的理论阐释.后现代女权主义(Postmodernism-Feminism)通过否定所有宏大叙述、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论和性别的本质主义与普遍主义,肯定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为实现妇女解放寻求多样性途径,从而超越了传统女权主义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