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关注家庭代际支持困境

我国家庭代际支持的困境 当前,我国家庭代际支持受到的严峻挑战主要来自以下3个方面:第一,人口结构变迁带来的养老压力.20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浪潮席卷全球.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为全球之最,还掉进了"低生育率陷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2017年比上年出生人口减少63万人,人口出生率仅为12.43‰,比2016年下降0.52‰.2017年,我国的出生率比日本还低,自然增长率更是下降至5.32‰的超低生育水平.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中国人口负增长问题再认识

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长期积累的结果。文章主要以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基准出生人口比例、人口净再生产率、人口内在增长率以及人口惯性等人口再生产指标分析中国人口再生产方式的历史变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孩次递进人口预测模型,对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和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人口内在增长时期,人口增长过快,在人口内在衰减时期,人口衰减也将具有过快的特征。由于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趋势不可避免,2022年中国总人口进入负增长。中国总人口负增长将处于超低或极低生育率条件下的加快人口负增长,同时也是区域很不平衡及城乡人口构成发生重大转变的负增长。     

低生育率下生育政策改革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低生育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状,然后在分析生育率迅速下滑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的改革建议.本文认为,为了提升生育率:一是应当改革产假制度,缓解职场"女性歧视",降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二是应当大幅提高生育保险缴存标准,并通过增加现金津贴,设置生育激励基金奖励企业鼓励生育行为.三是应当为积极响...     

我国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的大趋势与新形势——基于“七普”数据再认识

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人口全要素的整体变化,延伸人口发展规律的轨迹。低生育率是未来人口的基本面,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如影相随,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的后果惯性显现,人口分布空间差异日渐明显,均是人口规律呈现的必然和大趋势,难以更改。然而,"七普"数据展现了当前和未来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超低生育率水平引发人口总量安全、结构安全和流动迁徙安全问题,区域人口流失造成人口负增长与区域发展矛盾尖锐,家庭功能整体弱化带来社会安全隐患等。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长周期的、全方位的、系统性的,面对新生事物,要理性认识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辩证分析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利弊,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激活老龄社会的新人口红利。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从死亡水平对生育水平的内在关系谈贫困地区人口控制

一个人口群的死亡水平直接影响到妇女的生育,即是说,人口存活率与生育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生育的目的,一是为了“种的繁衍”,要生育足够数量的后代来接替老一代,达到世代延续.二是为了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来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人口死亡水平高,存活率低,妇女就必须以高生育水平来弥补损失,这种生育意念的长期诱导作用,妇女就必然早育、多育.反之,则是晚育、少育.,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广大农村地区医少药状况更为严重.人口死亡率高,存活率低,妇女生育水平也就高.如1981年全省3个民族自治州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4.86,而其他六个地、市同一指标为4.03;1989年3个自治州总和生育率下降到3.21,而其他地、市则降到2.85.     

人口与劳动科学研究

<正>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过去的10年中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一是生育率已经接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二是人口增长速度已经非常缓慢;三是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四是人口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在经历了人口迅速转变之后,中国的人口变化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曾经长期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国情正在发生着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将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都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本文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的相关文献,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试图将人力资本、生育率以及二者的互动影响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变量。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而城市部门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增长均衡阶段。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应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降低其生育率。城乡教育结构调整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选政策,同时以城市化推进政策相配套。     

论21世纪中国人口数量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最重要的仍然是数量问题,目前,只要大力推行一孩政策,并且建立健全养老机制,生育率仍有巨大的下降空间.农村允许生二胎政策,只是暂时缓解了农村养老问题以及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矛盾,但三十年来使总人口少减少1.7亿,因此是弊大于利.     

家庭户规模变化的人口因素分析

人口条件 ,特别是生育率水平及其变化是影响家庭户规模的重要因素。生育率对家庭户规模的影响是通过多种途径综合起作用的。若把生育率按现实生育率和以往生育率分别考察 ,并把家庭户规模分解为成年人数和未成年人数 ,可以发现生育率对家庭户规模的影响有直接影响 ,也有间接影响 ,后者是通过家庭结构的变化发生的。通过分解分析 ,可以对我国八十年代家庭户规模变化的阶段性特点作出合理解释。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托育服务社会化及其经济社会效应评估

发展托育服务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托育发展的基本特征,探讨了托育服务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一般规律,澄清了一些认识偏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婴幼儿入托率的决定性因素,社会福利制度决定了托育服务社会化程度,背后蕴含着文化观念的深层次影响。托育服务并非提高生育水平的充分条件,发展托育服务对于提高总和生育率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有效地促进了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推动了性别平等。托育服务更为深远的意义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作为幼儿早期发展的重要举措,托育服务促进了下一代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应该坚持儿童优先原则,不宜将提高生育水平作为直接政策目标,关键在于促进女性劳动力市场发展和未来人力资本积累。     

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

目前实行的相对较高的法定结婚年龄本质上是为了降低生育率,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制度变革与发展,它们已经不适应了,法定结婚年龄应当降低必须降低.本文首先从历史、人权、法律、世界水平、青少年成长的角度说明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必要性.随后通过经济发展、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的影响说明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不会带来大量的早婚.通过生育年龄、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说明当代和未来的公民倾向于晚育,早结婚不等于早生育.     

青海省人口发展预测

<正>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是制定人口发展规划,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条件。众所周知,影响未来人口变动的基本因素是人口的自然变动和迁移,其中人口的自然变动又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这个基本原理,我们以青海省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以青海省未来人口作。略的预测。 1、出生人口预测。未来出生人口的数量和水平决定着未来总人口变动的基本趋势,而出生人口的数量和水平主要取决于现有人口中育龄妇女的数量和生育水平。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青海总人口中女性人口为2146769人,其中14岁及以下将于未来陆续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672062人,占31.3％;15—49育龄妇女1103337人,占51.4％;50岁及以上已退出育龄的妇女371397人,占17.3％。据此,可以测算出未来若干年份育龄妇女的人数。根据未来育龄妇女的人数和生育水平,我们对未来出生人口设计了高、中、中低、低四个方案,如下表:     

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社会支持问题研究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至今已逾30年,正是这30年来独生子女父母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并冒着传统养老风险而生养一个子女,使中国摆脱了"人口危机",实现了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顺利转变,独生子女父母们的功劳可谓大焉.政府应像管计划生育工作控制"生"的问题一样,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的后续社会保障问题.即要强化独生子女养老事业(包括家庭养老)规则化、制度化的问题.妥善处理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消除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的后顾之忧,是我国稳定低生育率的关键.基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支持所存在的经济、生活以及精神等方面的问题,从政府和社会、独生子女父母、独生子女等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山东省老年人口居家养老调查研究

自1994年以来,山东省人口老龄化速度发展很快.2007年底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300多万,占全省人口的14%以上.山东省在政策法规、社会保障、服务设施等方面对居家养老事业给予了一定的社会支持.但是,由于重视程度不够、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等原因,山东省老年人口居家养老存在缺少政策指导,社会支持系统不健全;居家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各地区居家养老事业发展不均衡;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等现象.建立居家养老社会支持的政策建议:高度重视居家养老,构建全社会支持的大系统;明确政府责任,搞好居家养老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加快社区(村、居)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重视调研,循序渐进地推进居家养老;关注并切实解决农村老年人口居家养老的问题等.     

适度生育水平：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础

适度生育水平是在适度人口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人口现实国情和发展趋势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微观和宏观领域均需追求的理想生育状态。推进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贯彻落实生育新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长期保持人力资源优势的前提条件。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生育政策调整文件精神,确定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和适度生育新观念,构建与生育新政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适度生育水平,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