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与市民生活——以汉口中山公园(1929—1949)为表述中心

作为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汉口中山公园的辟设,是市民生活与政府意志双重需要的结果.政府利用公园命名、空间部署、园内建筑、集会活动对民众进行政治控制和生活宣教;苦力、小贩、园商、青年男女、平民大众以公园作为参与社会生活与展示自我的舞台;部队、学校、教会组织等社会团体争相利用公园资源开展活动,使公园体现出充分的公共性.公园促使民众暴露在陌生公众面前,获得生活与感知的公共性;引起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培养市民公共责任感.公园的辟设也呼唤市民公德心与公众认同的养成.惟其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才能使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生活变迁成为可能.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从“去单位化”到“去社区化”——城市基层社会再整合的“结”与“解”

解开转型时期城市基层社会整合和秩序建构的“结”,应该跳出“社区”,从社区居委会之外寻求答案.作为制度文本中的“自治组织”和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末梢”,社区居委会在承接城市基层再整合功能的过程中显得“有心无力”与“力不从心”.商品住宅区业主们经由“组织化”和“运动化”的维权实践,实现了从“自在小区”到“自为小区”的转变,拓展了城市基层的新公共空间.就此言之,从行政化“社区”到生活化“小区”,不仅意味着群体生活空间和价值认同的巨大转换,更预示着一种社会整合方式的深层变革,它真正实现了从“整合社会”到“社会整合”的逻辑重组.如此这般社会自组织生长和公民权发育的过程,不仅回答了“社会整合如何可能”的问题,亦解开了“由谁来整合”的“结”.     

社区公民参与特殊性之内外审视——基于治理视阈

近年来,"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两个概念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两种主张之争.实际上,社区治理更符合中国的现状,它要求重视公民的作用,但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因而对公民参与特殊性进行外内部的审视,应该能推进社区治理向前发展:从社区参与的外部视角审视,社区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载体,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但不能仅仅是惟一的自治组织;从内部视角审视,内部参与将促使社区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培养公民精神,有利于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意见的公共表达:公共争议的传播偏向与话语民主化

公共争议是世界性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存在。公共争议传播中,去公共性的叙事偏向与话语困境,背离公共争议公共性的诉求。公共争议传播中,意见的公共表达,需要大众媒介以公共性的诉求为主导,透过对话解释性叙事以及话语的民主化,动员社会资源,走向公共参与,回归公共争议传播公共性的诉求。     

论"非直接利益冲突"与公共精神的培育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频发的"非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反映了当下公众价值取向上认同与质疑、动机与效果、参与与规避的矛盾与冲突,是形成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表征.治理诸如"非直接利益冲突"之公共危机,应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出发,以信心与参与、信任与合作、共生与责任为着力点,培育公共精神.这一研究表明,在社会价值观建设上,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注重培养独立人格,凸显多元共识,体现"以人为本".     

商品房小区居民参与的微观机制--对三个小区的实证研究

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是出于对自身当下利益的保护和通过参与获得更大利益的预期.对D街道商品房小区的研究发现,居民政治参与总体较弱且结构不均衡;经济参与较强,相当一部分居民有搭便车的心理.激励业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举措是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奖勤罚懒;注意培养小区精英;培育社区共同利益;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社区公共空间,使社区自治组织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 ,促使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城市社区的人群在内部必然形成不同的关系和组织结构 ,在外部必然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这就要求社区建设的目标中 ,确立起以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化的主导方向。居民作为现代化、民主化意义上的市民参与社区管理 ,应在文化认同、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寻找社区认同和自组织基础 ,城市基层政府要及时充分授权给居民 ,培植“草根民主” ,从而顺利建立起社区居民的自治体系     

业主大会网络运行模式探究

业主大会作为住宅小区的自治组织,在运行中存在会议召开难、业主决策难等的问题,在小区公共事务治理中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渐成熟,通过网络使业主参与到小区公共事务治理中成为业主大会运行的新模式。比较官方组织的业主公共决策平台和民间自发组织的社区公共交流平台,前者更适宜安放业主大会的法律定位,其决议的效力更具有权威性。因此,在合理注意网络安全的前提下,未来业主大会运行模式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依托民间网络平台,加大官方设立的业主公共决策平台建构,以推动业主大会的健康发展和社区建设的和谐稳定。     

公共权力与有效政府

政府公共权力既承担着政治职能,又担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反映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政府的行政权力是为执行公共权力意志而依据宪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有效政府就是负责任的政府与有效率的政府.     

"单位型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微观机制——对Z社区的个案研究

政治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公共选择,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对Z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发现:实际参与率低、参与人群结构不合理的制度根源在于单位的资源垄断和居委会的行政化。激励居民政治参与的关键举措是彻底解构单位制,使社区真正成为社区公共事务的法人主体;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公共空间,使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城市社区参与及其当代向度探析——基于互构主义的路向选择

社区参与指社区成员作为社区管理的主客体,依法通过一定渠道自觉、自愿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影响社区公共决策和公权力运作,参与社区监管,共享发展成果的行为与过程,社区政治参与是其核心。互构主义与社区参与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契合性,因而,在互构主义视角下探索城市社区参与的有效路向,通过理念建构、政策支持和制度创新,培育公民社会,强化利益关联,均衡资源配置,实现互惠共赢,激发参与动力,提升社区自治,助推城市社区有序参与,实现和谐发展。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要求探析

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身份的内在之意,从公民身份的历史传统、公民权利的要求以及公民身份的公共性都体现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必然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活动;参与审议、协商等社会治理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基层公共生活;在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中的参与以及在虚拟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等。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对于参与主体、法律法规、制度、组织和社会舆论等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转型期社会的治理变革中,公民参与促进着分散的主体达成多边的合作网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培育理性、自律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的全面发展。     

“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建及其意义

中国在城镇化发展中,许多农村社区正在经历社会生活秩序的改变与乡土团结的动摇,特别是"村改居"的推进所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化乡为城,化农民为市民的直线过程。"村改居"最核心之"改"应是"公"与"私"之间的意识转换即"公共性"的重构。追溯"公共性"理论,其可划分为侧重于"共同体"的"公共性"、侧重于"公民道德"的"公共性"和侧重于"公共参与"的"公共性"。"村改居"应是重建社区共同体、形成公民道德、建立公共参与的社会进程。"公共性"的重建有利于"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归属感的增强、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公民参与的激励,对于农村社区社会凝聚力的维护、农民自组织的萌芽和农村社区治理具有促进作用。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等,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破解"奥尔森困境"的重要途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协调社区资源、凝聚社区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从融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三大元素:制度环境元素、治理能力元素和成员理性元素,这三大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逻辑.可通过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一体",技术治理和微治理双重推进,采用隐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扩充社区社会资本方式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形成——民间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公民的有序参与

对目前中国来说,公民社会的形成更多的取决于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真正实现普遍的、有序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这也是构建基层和谐社区(共同体)的本质体现.然而,目前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许多瓶颈问题:"利益表达、社会参与"的总目标发展不清晰、发展空间有限、缺乏规范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等等,解决这些瓶颈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合理让渡空间,民间社会组织自身加强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明确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上与居民需求的匹配,实现社区自治,从而实现自然地理状态下的"小区"向社会人文状态下的"社区"的转变.     

心理学的公共性回归

传统的心理学研究面临着公共性丧失的窘境.作为人类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一份子,心理学必须回归公共领域.以人的公共性为逻辑起点,重新建构心理学的研究关系,在心理学科学内部以及跨学科之间建立一种新的交往关系.进入21世纪,公共性逐渐成为中心话语,公共性是心理学发展的方向.     

老年群体与都市公共性构建

学界迄今关于老年群体与公共性之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为老年人服务的公共体系的建立而展开的,强调老年人是公共性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凸显老年人生活的生存性和被动性,而本文则认为老年群体是公共性构建积极的"生产者",其所创生出的公共性主要包括:由社区老年群体"互助依赖"体系而生发的公共性、基于社区民主参与而产生的公共性、老年人的社区文体活动和社区生活所蕴涵的公共性、由老年志愿者活动而生发的公共性以及由老年人参与家庭服务而开出的公共性。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积极作用的同时,要注意不能将其作用无限夸大,因为这既不符合事实,同时还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

一般说来 ,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是任何一个完整社会中三足鼎立的三个独立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行动的独特逻辑 :国家是等级权力的逻辑 ,市场是盈亏逻辑 ,公民社会是自愿主义的逻辑。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型 ,在城市住宅小区中出现了业主委员会 ,它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 ,业主对自己的利益和社区的公共事务更加关心和主动参与 ,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抗议活动 ,维护业主的权益 ,业主委员会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讨论。这一切初步体现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属性 ,堪称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先声     

公共性的现代回归:从统治到治理——对治理理论的一点思考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失去了公共性的追求,公共行政要么会变为少数统治者的工具,要么便会在管理主义的迷茫中失去自我。本文通过对公共性内涵的分析,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治理理论是雅典城邦倡导的公共性的现代回归,它提出的分权、参与、多中心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对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