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困境与突破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社区内的社会关联度较低,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社区意识来构建社区内的社会关联。     

我国城市居民自治参与不足的困境与消解

在社会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居民自治参与不足已经成为社区建设发展的瓶颈。本文针对当前城市社区发展中居民自治参与不足的现状及原因进行了剖析,并尝试探讨了解决困境的对策。     

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

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群众参与理论对国家动员机制和动员技术、群众参与逻辑与参与策略,以及国家与群众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过程的研究,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过程中,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采取地方性权威式动员,它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适应城市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区治理的群众参与

社区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社区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浙江省XC区通过引导群众参与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事务、创建结构化平台、制定刚性制度、抓好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与群众参与之间的衔接以及落实参与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激活、培育、保护、规范和巩固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切实解决了＂群众参与积极性从哪里来＂这一问题。     

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对于促进社区自治、提升社会微观管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进一步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完善政治沟通制度等,构建城市基层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     

基层群众自治的实践探索与思考——基于对上海市三会制度的考察

文章通过对上海市三会制度的考察,分析和探讨了基层群众在自治实践中形成的评议会制度、协调会制度、听证会制度,即三会制度。三会制度是上海市社区基层民主实践的一种创造,是上海市在探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完善的。这一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居民区内的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全国基层群众的自治实践。对于全国基层群众自治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区自治的逻辑演进

社区自治是现代社会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管理从单位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格局转换,使社区自治的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自治的发展轨迹呈现了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从垂直到网络的权力关系重建以及公众参与功能转换的内在演进逻辑。在以治理为取向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社区自治发展应与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有机结合,力求达到"管"与"治"功能关系的协调均衡,以形成现代社会管理的坚实基础。     

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化建设:问题与路径

制度化建设是确保群众参与社区治理走向规范、有序、高效的重要渠道。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和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实践逻辑充分表明,群众具有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潜力和制度化建设要求。目前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存在制度体系不细致、制度渠道不畅通、法制化程度不高、组织协作性不足等问题。坚持和完善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建设,重点在群众、关键在基层、保障在环境。通过制度化建设实现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通畅化、规范化、常态化,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基础条件,也是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 ,促使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城市社区的人群在内部必然形成不同的关系和组织结构 ,在外部必然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这就要求社区建设的目标中 ,确立起以群众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化的主导方向。居民作为现代化、民主化意义上的市民参与社区管理 ,应在文化认同、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寻找社区认同和自组织基础 ,城市基层政府要及时充分授权给居民 ,培植“草根民主” ,从而顺利建立起社区居民的自治体系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困境及其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城市居民自治具有较长的历史,但与村民自治比较,其民主自治程度却不如后者。居民自治存在着种种问题,使其民主发展面临重重困境,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法理学的视角为社区居民自治提供法律对策,是摆脱这一困境的重要思路。     

社区自治:繁荣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基于社区自治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分析

面对城市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文章回到社区社会资本的最初研究,通过社区自治与社区社会资本相关性的实证研究,探讨在中国情境下其二者与社区建设深层次的本质关系。根据普特南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观点,社区的自治对于该社区或者社会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影响,实证研究也表明两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启示我们繁荣社区社会资本是推动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选择,真正建立和完善社区自治机制是繁荣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     

完善居民参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条件、类型与机制

居民参与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调适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机制,其调适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参与渠道的影响,推动参与渠道制度化运行成为推动居民参与的重要路径。居民参与渠道的制度化运行建立在制度支持、技术合理和社会关联三个条件之上。从居民参与渠道的运行现实看,不同渠道的制度化条件存量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分类供给。基于功能的公共性和流程的复杂性,可以把居民参与渠道分为复合型、协调型、吸纳型和反馈型四种类型。在分类供给条件的同时需要关注条件供给的复杂性,在考虑纵向政府联动和横向合作的基础上,合理运用激励引导机制、权责适配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提高居民参与渠道的条件供给有效性。     

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

社区自治是党领导社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我国居民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经由了一个从自治组织到“准政府”组织再到自治组织的复归与张扬之过程 ,而构筑社区自治内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 ,目前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呈现了从“议行合一”体制向“议行分离”体制转换的趋势 ,且“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在实践中诞生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发展模式 ,其目标指向都是社区自治 ;构筑社区自治外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政府与城市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资源、权威与社会认同困境——以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为例的分析

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内外交加”困境是在由单位制时期向后单位时期转变的宏观背景下发生的.通过对X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在成立和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件分析发现,这些“内外交加”的困境表现在: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着组织资源匮乏、组织权威失效、社会认同度低下等方面.而社区民间组织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对社区民间组织发育的忽视、社区民间组织自组织化的“弱视”以及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漠视.要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就必须在政府层面上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规划及相关制度建设,以提升与社区民间组织“合作共强”的能力;在社区民间组织层面上,要规范其活动行为以增强组织权威;同时还要动员各种社区力量参与到社区民间组织中以改良其发育的土壤.     

困境与选择:民族村寨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在民族村寨旅游中有其特殊性,它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是基于当地资源和需求的重要旅游发展战略。然而,目前社区参与不足成为制约民族村寨旅游深度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本文从理论研究、实践操作、旅游发展三方面宏观地分析了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提出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为主导、社区为核心,借助非政府组织等的外部推动力量落实和深化社区参与,从而有效促进民族村寨旅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