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的生成、困境与蜕变的可能——论二十年来“新乡贤”小说叙事的一种路向

“新乡贤”是指当代乡村社会中有德行、有才能、有威望,热爱乡村并且奉献乡村的贤达人士.在二十年来现实主义题材的乡土小说中,就涌现出了许多书写“新乡贤”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新乡贤”的生成路径、现实困境以及蜕变的可能与轨迹都做了细致的揭示,既有理想的建构、理性的审视,又有冷峻的批判,表现出多元化的创作立场与丰富的叙事面貌.“新乡贤”叙事的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新的农民形象,而且对于当下乡村发展与文化建设而言,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论新世纪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     

从“同在性”到“连续性”——试论明清长篇小说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的嬗变

明清长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经历了从“四大奇书”的“同在性”呈现向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小说的“连续性”呈现的逐渐嬗变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小说由原始向现代形态逐渐转型的体现.明清长篇小说大面积存在“同在性”性格呈现方式,其原因主要在于早期小说习惯选择空间化叙事架构,很多小说作者和读者面对形象时共有的朴素的空间认知思维习惯导致小说有意无意地消解了人物现实存在所固有的时间维度,小说叙述者的全知叙事权力的过度膨胀也助长了这一特点.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与全国推广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乡村文治、德治、礼治、自治的集中展现，具有客观存在与现实推广的合理性。其丰富内涵构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验系统：乡贤文化认同与现代乡贤培育使得乡贤参与治村成为可能，乡贤的充分参与初步实现了村庄社会全面而有效的治理，“X+乡贤”多重运行机制下现代化村治格局得以初步建构。三者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亦即参与前提、外在表现与内在机制。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乡贤治村的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结晶与创新，是历史传承、时代需求、村治优化三重逻辑共促下的一种必然。它在全国的推广、再发展、再创新，顺应了村庄善治与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折射出社会主义中国村庄治理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甜蜜之家”:《宠儿》的空间解读

空间叙事是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段,“甜蜜之家”是莫里森小说《宠儿》空间叙事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新奴隶叙事的核心组成部分,渗透着作者的人性关怀和种族意识.“甜蜜之家”呈现了空间、权力和身体之间的种种关系,成为“自我”与“他者”建构的重要场所,其空间机制促使并表现了弱势种族的他者化,为莫里森主要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命运定下了基调.     

《围城》与《滑稽圆舞曲》的空间意象书写

钱钟书《围城》与阿道斯·赫胥黎《滑稽圆舞曲》描绘了战争语境中陷入精神困境的中西知识分子群像。两部小说在空间书写上具有内在联系性,突出地表现在四组相互对应的空间意象上：伦敦穹顶模型与三闾大学、实验室与家宅、地下室与箱子、乡村与城市。这些空间意象折射出战时知识分子建构的乌托邦想象,关于社会的“圣化构想”或“悲观构想”,以及“疯狂症”或“失语症”。两部小说在叙事模式上都采用了圆形结构,与人物循环往复的挣扎状态互为呼应,与其间压抑、封闭的空间情境氛围相互契合。小说标题亦具有强烈的空间隐喻色彩,传递出中西小说家对战时知识分子“围困”处境和“滑稽”命运的共通体验与深入思考。     

附魅、祛魅和返魅:昙阳子传记形象的历史演变——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说去

昙阳子形象建构是一场文化权利的争夺.王世贞、王锡爵以昙阳子种种灵异事件为契机,意图通过昙阳子信仰体系的建构以维系他们日益下降的世俗地位,为此展开了对昙阳子的一系列“附魅”活动.二王氏的政敌张居正、徐学谟等力图破坏他们对这一新信仰体系的建构,以消除二王氏的社会影响,为此对昙阳子进行了一系列“祛魅”举措.在昙阳子两种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激烈的文化权利之争随着世俗权利的强行介入而暂时消歇,然而附着在昙阳子形象上的文化意义却在历史空间中不断流动,“附魅”与“祛魅”彼此纠缠在一起,同时因权利场域之外的第三者或属于另外场域的民间出于探求本相之目的而赋予昙阳子“返魅”意义,从而使昙阳子形象的建构愈显复杂.     

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

以后现代语境下对维多利亚时期历史的想象和重构为切入点,探讨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所采用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认为这一叙事模式创造性地糅合了通俗小说中的罗曼司叙事因素与现代小说中的元小说“自我指涉”技巧,对现实主义再现式的叙事手法以及建构于其上的传统历史叙事观念构成了双重的质疑与颠覆.进而深入剖析该叙事模式背后蕴含的新的历史观念以及福尔斯在维多利亚与后现代两大时空之间建构“对话性历史”的努力.     

魔幻浪漫主义的长篇游走叙事——《西游记》的艺术首创

采用神话学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对<西游记>的游走模式、神话思维、意象创造和魔幻系列的审美表现特点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个关于<西游记>研究从未涉及的问题--"魔幻浪漫主义的游走叙事"的命题. 游走叙事是以取经人物的追求为情节动因,心性目标实现在寻找的中途,社会理想目标实现在终点,但过程中的妖魔阻难是叙事中心,也是塑造人物的重点所在.以自觉的神话思维的意象形象方式创造的小说,体现为变形思维,假定的因果律,交感巫术的致用,超凡能力的想象建构,实现的理想境界,带有与现实历史同构的寓言性质.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影像中的“父子”叙事与隐喻——对电影《马背上的法庭》的解读

剧情片《马背上的法庭》运用纪录式叙述风格与唯美式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中国边远乡村一个司法实践故事。在“父子”形象的建构、冲突和潜在的主题逻辑运作中,影片既完成了一段有头有尾的影像叙事,又放大了边远乡村“朝圣”司法的现代主流意识。整部影像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叙事时空和人物关系,在南国的山路绵延中,传统的西方俄狄浦斯情结也发生了一次悄然移位。“父子”叙事模式力图通过父子间的默契或对抗来进行影片情节安排、表现人物性格和提升审美特质,这种以“父子”为核心的家庭谱系也可以作为一种镜像来安置多种文本秩序,创造一种隐喻效果。     

记人叙事散文写作“四步训练法”

记人叙事散文是以记叙人物或事件为主要内容的散文体式.它要“抒情”、“论理”,更要“绘形”(描绘人物或事件的形象).“绘形”是基础,“抒情”、“论理”是目的;“形”要显露,“情”、“理”要渗透其中.“形”、“情”、“理”构成了记人叙事散文的三个基本要素.抓住了这些要素,也就抓住了记人叙事散文写作训练的关键.对这些基本要素的捕捉、发掘、拓展和表达,便基本上体现了记人叙事散文写作的主要过程,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记人叙事散文写作的“四步训练法”.捕捉 主要指对人物或事件的形象的捕捉.下笔之前,对形象的捕捉比较复杂,有时是     

《阿Q正传》艺术谱系析解

《阿Q正传》的艺术谱系可从叙事与形象两方面采用作品细读的方法来查考。《阿Q正传》的叙事手法与中国小说的史传式叙事手法恰相反对,而与《红楼梦》紧密相承;阿Q的精神气质是《庄子》“圣人”形象经历史积淀后的粗卑化呈现。     

《极花》乡村叙事的空间向度

贾平凹作品《极花》是一个具有空间向度的叙事文本.作家在妇女被拐的表层叙事下面绘制了当下农村生态破坏、民生凋敝、文化失范等现实图景,构建起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的乡村社会空间形态.《极花》以胡蝶身体作为叙事话语,将其身心的摧残、撕裂、修复叙述成传统权力和现代法则对女性身体的深入干预和深度观照,以此实现精神哲学的理性反思.同时通过交织、分割、反复等方式,将极花、血葱、石头、星象等叙事意象与故事演绎混合推进,营构出“水墨”与“现实”兼具的“水墨空间”,扩大了传统意象的内涵和容量,将小说推向了形而上层面,也让《极花》的空间建构成为作家艺术探索的新标识.     

大众叙事媒介构建国家形象：从特征、论证到文化逻辑

在跨文化传播与文化消费并存的特殊语境中,大众叙事媒介的国家形象是由于叙事信息刺激,产生关于他国的审美想象。大众叙事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建构国家形象,应当有意回避差异性的意识形态内容,注重设置相似的故事语境,减低文化折扣。叙事尤其需要关注广义论证的要求。在假定性叙事中,只有当人物行动、事件组织、故事演进等遵守故事语境所要求的文化逻辑/论证规则时,德里达意义上的“最小空间”才真正地建构起来,并通过隐喻的浓缩、叠加与放大等修辞功能,扩展成国家形象。     

希罗多德的alter egos:《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与《历史》叙述

希罗多德《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alter egos)从不同层面揭示出这位“历史之父”的多重身份,并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历史》的叙事与叙述主题的多角度展现.希罗多德通过建构文本中的“第二自我”试图树立自身的权威,并向雅典的受叙者(narratee)传递影响超越文本局限的“永恒真理”.伴随着叙事情节发展与希罗多德史学思想传递的需要,《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产生转变,并表现出二元特征,叙事中的“第二自我”和受叙者与希罗多德和雅典听众间存在着多重的互应关系.     

卫生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村新人”形象建构

论及“农村新人”,学界通常认为其致力于承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任务，具有宏大叙事、崇高美学、理想主义的特征。但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塑造改革时代的“农村新人”时，却显得丰富与复杂。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对“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聚焦农民个人的卫生问题。小说叙述“新人”将刷牙作为挑战乡村传统的方法；书写因其讲卫生而身体散发香味，借此指认“新人”认同改革的立场取向；描绘其所穿服饰的洁净状态，表征一种新的文化觉醒。卫生问题在成为塑造“新人”形象、传达改革诉求表意装置的同时，还存留了诸多当时的乡村生活信息，并由此建构“农村新人”塑造的一种生活化与人性化的新模式，昭示出新时期文学转型的方向。     

地缘政治变迁与旅行叙事的现代主义转向——以《在中国屏风上》为中心

20世纪旅行作家利用现代主义文学策略，叙述对于剧烈地缘政治变迁的主观经验，使旅行叙事成为严肃思索现代性后果的写作模式。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在中国屏风上》是旅行叙事“小说化”革新的开端。毛姆借助叙述视角的有限性，以及“漫游者”对视觉现象的批判性意识，打破了以往游记控制意义生产的独白式描述。以乡村性为基点的本真中国的操演，改善了毛姆关于战争和意义断裂的现代性体验。然而，怀旧与现代性的同源性意味着毛姆对现代性不可逆性的承认，并以世界主义作为伦理回应，从而实现旅行叙事在20世纪新的文化目的。     

"半部"现代化境况中的知识主体神话--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历时性分析

20世纪中国现代化实践体现出精神文化彰显、物质文化滞后的“半部”现代化特征。这种状况对文学叙事产生深远影响，根本体现就在于催生出早熟的思想性文学叙述主体，发展出以治疗性关切为职志的现代知识分子意识形态。90年代以来社会全面转型，取消了知识主体的叙事优先权力，彻底终结了这样的意识形态。重建主体意味着重建知识，而重建应该以批判性和人民性为尺度。     

“互文性”视阈下的《孤独者》的想象空间

《孤独者》是一篇内涵很丰富的小说,在“互文”的研读视野中,文本内三个人物的“孤独”命运形成互文式循环：魏连殳与鲁迅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了互文式“孤独者”谱系;《孤独者》对“魏晋名士”、“零余者”这两个前文本进行了互文利用;文本中关于“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观”发生了互文引证。在共时和历时的网络体系中,在此文本与他文本、文本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下,建构起多维度的语言形象、文本语义结构、互文符号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