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禁榷制度的发展变化

唐代中后期的禁榷制度包括榷盐、榷酒、榷茶和榷铁制度 ,均是官营国有的垄断性工商业经营 ,以国家财政作为出台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唐代禁榷制度突出反映了封建帝制政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力干预和操控 ,既促成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结构的前后变化 ,也极大地摧残扼杀了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难以生长壮大。     

论明清时期的盐政变革

食盐税收占明清时期财赋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因而被政府以专卖形式牢牢控制。但从明到清榷盐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从新的视角分析了这种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又从盐商资本流向及与封建官府的各种利害关系，指出了盐政变革的局限性和循环性，并将这种特性归属到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循环圈中。     

论北宋杨允恭盐法改革

杨允恭盐法改革是宋代淮浙盐法演变中的重要环节。它一反盐法由官卖制向入中法转变的趋势，实行国家垄断收购、地方政府发卖的制度，确立了以淮浙盐支撑江淮漕运的新体制，导致淮浙盐官卖制的长期延续，并对漕运、入中和茶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盐运体制与构建区域通道经济

通过时空维度结合,探索中国盐运传统体制缜密设计的变迁轨迹。解析传统运盐体制顶层的唯利、中层的腐败、市场交易成本的高昂和僵化的行政销界划分构成了盐业经济发展障碍。随之,以历史演绎和田野实证结合,解构明清西南盐运通道动态变迁,梳理西南区域川、粤、淮、滇盐入黔路径。提出构筑西南通道经济的历史借鉴,构建西南盐运文化旅游品牌的现实价值。     

浅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盐法》

盐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人体缺盐,轻则乏力,重则成疾.中国封建社会和国民政府时期,都把盐税视为国家收入的大宗.民国初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与引岸制度并存的运销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恢复盐务稽核所职权、制定盐法、推行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新盐法>的制订尤为重要.     

榷场的历史考察——兼论西夏榷场使的制度来源

榷场虽然明确出现于宋辽金时期,但其历史可追溯到互市,二者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榷场是互市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形态。宋初与南唐之间设立的榷署（或榷务）则是它的直接源头。榷场名称虽然在唐代已经出现,但当时为征榷专卖机构,但这种禁榷制度为榷场所沿袭,为传统互市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也是榷场不同于一般互市之处。宋代史籍中的榷易使并非榷场使,从现有记载来看,宋、辽两代均无榷场使。金代虽然出现了榷场使,但从时间上看,金代的榷场使可能来源于西夏,而不是相反。西夏之榷场使很可能远承于唐代。     

清代盐政专商制的危机与改革

盐政是清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了获取高额收入,清政府特许商人从事食盐专卖,以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实际上是官府与盐商结合的垄断经营体制.专商制度的建立,使清代盐政保持了一段长时期的稳定.在清代前期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利用这个制度,获取了高额的盐税收入,但是嘉庆以后,随着清王朝“盛世”的结束,盐政的稳定局面也发生动摇.各种弊端由潜伏转而恶性发作,终于导致严重的盐政危机.清代中期的盐政危机,主要表现在课款拖欠,引盐滞销与盐商破产.引盐滞销,课税拖欠已是各     

浅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盐法》

盐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人体缺盐,轻则乏力,重则成疾。中国封建社会和国民政府时期,都把盐税视为国家收入的大宗。民国初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与引岸制度并存的运销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恢复盐务稽核所职权、制定盐法、推行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新盐法》的制订尤为重要。     

试论清代四川盐税制度的变革

清代四川盐税制度的变革以咸丰朝为重要分水岭,咸丰朝以前税额较轻、税收项目较少,而咸丰以后,课额猛增、税目繁多.究其变革原因,有“川盐济楚”的历史事件所致,有晚清政府的经济困境所起,还与滇黔边岸官盐滞销而私盐肆起有关.四川盐税制度的变革,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既有全国范围内盐税制度变革的共性,也有其地方特质.     

何桂清与清代两淮盐政改革

何桂清在咸丰后期出任两江总督并兼管两淮盐政,为增加税收,他改变旧有的就场征课办法,推行设局征课,后续又进一步变成官为定价。经过何桂清的改革,两淮盐税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并大量用于军需。但何桂清的做法,也彻底改变了自道光以来的两淮票盐体制,成为曾国藩等人改革的前导。     

试论明代的茶禁政策

<正>一、明代茶禁政策的渊源与背景 首先,明代茶禁政策是唐宋以来茶禁政策的历史延续和发展。重农抑商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之一,而禁榷制度则是它的一个重要支柱。此制可追溯于周,而正式形成于汉,后禁榷范围不断扩大,至唐代始将茶叶也纳入了禁榷的轨道,成为与盐、铁并重的专卖品。这是因为,从唐代开始茶叶生产出现了划时代的发展,“茶为食物,无异米盐”,成     

汲海煎雪:明代台州盐业与私盐问题研究

台州自古产盐,至明代已经形成黄岩、杜渎、长亭三大盐场,产盐方法以煎为主.明代台州建立多级盐务管理机构,负有管理灶户和生产资料、征解盐课、巡缉私盐的职责.明中后期,由于官盐价高质低,灶私、武装走私在台州层出不穷,官盐臃滞.嘉靖年间票盐制度的确立,导致私盐贩运更加方便.私盐使国家赋税收入减少,损害盐业官有制,极大威胁台州地方社会稳定,弱化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因此,明代台州盐业与私盐管理对后世的盐业专营制度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江南第一雄州"的形成——从财赋能力看中唐以后苏州的崛起

中唐以后,苏州以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在太湖流域脱颖而出,成为唐代江南唯一的雄州.苏州的崛起,是经济实力尤其是供税能力提高的结果.苏州供税能力的提升,从表面来看,是由于苏州地区政局比较稳定,从而吸引了大量移民,税户数量的激增提高了两税的收入.但从深层次看,苏州的农业发展属于拓展式的开发,新增土地面积的急剧上升,使之成为江南地区两税斛斗的重要承担者.苏州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得益于盐、酒、茶及商税等收入在财赋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而商税的增加与中晚唐苏州地区城乡商品经济的活跃密切相关.     

清代常关及其历史地位述论

清政府不仅继承了明代的钞关制度,并且进行了许多重要创新,从而形成了一套远比明代钞关制度规范的清代常关制度。至清代中期,常关税收入仅次于田赋、盐税,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     

明朝对天津盐业的管理

明王朝对天津盐业的管理十分严密,搜刮也很严厉。盐税收入约占明王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一、盐法明代天津盐法凡三变:明初“开中法”,明代中叶“折色法”,明末“纲法”。成化七年(1471),北直隶、陕西一些府县发生饥荒。明政府召天津盐商输粮于这些府县,规定输粮4斗给一引盐。这是明承宋元旧制召商输粮于边,以济军粮的开中制度。开中制的实质是天津盐商以力役和实物向明王朝换取盐业的专卖权。     

明清榷盐升华管制与俘获理论

通过历史切片对比分析明朝与清朝榷盐体制变迁轨迹,梳理了明朝盐制由宋朝之“折中”制变通为“开中法”,同时以“纳马中盐法”、“纳草中盐法”、“纳布中盐法”、“纳铁中盐法”相继参照补充.而盐制坏于“存积”,随之以“折色”制,却损于“余盐”制,“纲网”盐法,开商专卖之滥觞.清初修调“纲网”盐法,但实施“报效”、“加价”、“加耗”导致盐法混沌.陶澍改票盐,只是历史浮萍,曾国藩暂时举措“保价”与“整轮”两策,覆被李鸿章循环纲法与厘盐制替代,盐制历史完成了循环.同时以经济管制与俘获理论进行动态解析,喻古鉴今,建立租金消散机制,还利益于民生.     

异态与常态之间：光绪初期规复淮盐旧制中的江鄂川之争

清代盐政制度中,两湖地区是淮盐的重要引地,其财政和民食意义非同一般.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淮盐西运受阻,朝廷暂准川盐济楚,鄂省财政由此得益,形成盐政制度中的异态.战后,江督曾国藩着手规复淮盐引岸常态,有一定进展.沈葆桢接任两江总督后,竭力禁川复淮,却遭到川、楚势力的联合抵制,部臣与其他疆吏也卷入其中,争议不断升级,形成对峙势态.禁川复淮一案不仅反映了晚清省际之间、外省与中央之间的政治较量和利益纠葛,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晚清制度由临时异态规复到原有常态过程时的纠葛态势.     

中国传统禁榷法律制度初论——以财政导向为视角

对食盐等重要物资实行国家专卖,是世界各国经济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现象.但与西方中世纪的专卖相比,中国古代的禁榷(专卖)制度不仅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其制度运行中的财政导向性也更为明显.围绕着这种财政导向性,传统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具有强烈管制主义色彩的庞大社会控制体系,并成为古代社会经济法制的主干.作为这一体系的核心,禁榷法律制度对整个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商业文明乃至社会心理的形成都有着巨大影响.     

宋代丁税制度略论

“丁口之赋”是宋代五大赋类之一。宋代的丁税,包括各种身丁钱、米、绢等。另外,封建国家榷盐制度下的以人丁为据的食盐抑配俵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等价的交换,实为一项寓税于价的课征,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据了一定比重,有时甚至直接转变为“无名横赋”,也应归入丁税范围内考察。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