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乡贤”——对一个乡村治理主体概念框架的反思与重构

“新乡贤回归”“新乡贤参与”“新乡贤嵌入”等组词隐含的完成性与生成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矛盾,要求深入追问“新乡贤”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并反思“新乡贤”的概念框架。通过澄清与反思素养式、认同式、本质式和事务式“新乡贤”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发现国内对于“新乡贤”的理解采用的是一种分散化、预成性与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无法有效透视“新乡贤”概念的社会历史实质,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在澄清了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之后,“新乡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转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基于城乡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而需要实现从能人、贤人到公人的角色转化集成,并经历私人领域、共同领域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社会结构化过程,进而表征乡村事务治理模式重构的身份系统。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困境与完善路径

新乡贤作为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体之间的关系纽带,既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参与与监督主体,也是构建文明乡风的倡导者。新乡贤是在传统乡贤优点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化的社会情境衍生出来的全新群体。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新乡贤作为乡村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新乡贤角色定位模糊、参与和保障机制不健全、村民对新乡贤群体认可度低等问题。文章通过调研综合分析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新乡贤的作用机理,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对策,为该群体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乡村文化振兴与新乡贤再造

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短板，需有切实可靠的办法与措施予以解决。在高度重视新乡贤的今天，应注意为其减负，强化其文化功能，进行赋能与价值再造。这主要包括：加强新乡贤文化建设，让新乡贤成为乡土文化建设的主体和引领者、地域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发展者、现代文化的开拓者和发扬者。新乡贤再造还需要处理好开放、创新、优势、人才等问题。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探析——基于“团结结构—资源禀赋”框架的多案例研究

基于全国四个不同地区的田野调查，进行典型个案解剖与类型比较，以“团结结构—资源禀赋”为分析维度，对新乡贤振兴乡村模式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的结构状态塑造了新乡贤的四种行动类型，即公益行动、道义行动、形式行动、经营行动。只有在强团结/弱资源和强团结/强资源结构下，新乡贤的行动才表现出公共性和公益性的一面，不会出现排斥弱势农民群体的现象。研究进一步辨析了新乡贤的内涵，拓展了新乡贤振兴乡村的作用机制分析，亦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嵌入到共生：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图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新乡贤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力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助力乡村治理焕发新活力,在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基于嵌入式治理的分析视角,新乡贤通过资本、政治、文化三维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从而有效赋能乡村振兴。然而,在嵌入式格局中,多元力量动态博弈的掣肘使得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悬浮化”状态的新乡贤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陷入行动困境、主体困境和合作困境。基于嵌入式治理逻辑和“脱嵌”现实困境,可以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维系共生关系、形成共生意识和形塑共生场域四个层面整体性构建“乡村治理共生系统”的新发展图景,实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从“嵌入”到“融入”的转型。通过新乡贤与乡村治理场域的融合共生,不断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形成新乡贤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探析——以浙江省为例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新乡贤以其非体制权威嵌入乡村治理过程,并辅助其他治理主体推进乡村善治的行为,具有品行、历史、现实和政策等四个方面的合理性。乡贤参事会是受基层党委政府领导,由新乡贤自愿组成,以热心服务乡村发展为使命,具有乡土性、志愿性、辅助性、民间性的新型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已发挥了经济带动、敦风化俗、社会调谐、政治参与等作用,但在现实中仍受认识偏见性、环境欠缺性、组织合规性和实践风险性等四大因素制约。要消除这些制约,须建立激励表彰、"筑巢引凤"、参事运行、监督约束等长效机制。     

新乡贤的特征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性因素。在乡村空心化及精英严重流失的情况下,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亟须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作为新时代的一种关系型社会资本,新乡贤是现代乡村社会资本的"人化"凝聚,也是汇集乡村振兴强大合力的重要媒介。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和优势,释放人力资本活力,既是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紧缺问题的需要,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新时代语境下的“新乡土写作”现状及其未来进路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乡村建设的大规模开展，不断增长的乡村现代体验要求文学必须做出回应，这使得学界关于“新乡土写作”的讨论从未间断。但研究者对何为“新乡土写作”及其该如何发展还没有定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界对当下乡土小说创作庞大、凌乱而又碎片化的写作现状还缺乏深度梳理，另一方面是乡土写作观念没有实现转型，呈现了一种“21世纪的乡村现实与20世纪的乡土创作理念”整体倒挂的局面。“新乡土写作”改写了很多过去的书写命题，使乡土文学在发展中容纳了更多的现代性，它对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与农民精神的描写都已经摆脱了传统乡土叙事的框定，它的很多形态是在过去的写作中没有的，同时也很容易遭遇各种批评和非议。新乡土写作”的难点其实不在于“破”，而在于“立”，在乡村性逐渐发生迁移的背景下，要适应它的新特质和“不足”，积极关注它的未来进路。     

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与“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

文学宏大叙事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求作家在占有大量文学材料的基础上，以中国经验与宏大叙事结构去讲述中国故事，保证文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宏大的历史召唤文学的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又积极推动了“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既是新时代文学的精神追求，也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自觉追求。宏大叙事能够历史地审视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预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承担起讲述中国乡村大故事的历史重任。     

安寿吉“满洲”时期作品中的“他者”认识

伪满洲国朝鲜作家安寿吉的作品中存在着对于“民族”的思考与认识,其相关作品中的“他者”（即“满洲人”和“日本人”）叙事认识既是构成作家在“满洲”时期的现实认识的基础,也是朝鲜人在“满洲”探索生活方向的重要坐标。     

论新世纪以来文学乡贤形象的批判性建构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中乡贤形象的塑造作为一种批判性建构,呈现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叙事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对乡贤人物现代化转型的不彻底性、经济因素对于乡贤的双向作用、乡贤人物“出走与返乡”“异化与重生”过程描述等一系列叙事安排上.乡贤形象批判性建构的目的并非是对乡贤人物的否定和对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悲观,而是被赋予了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深刻内涵.     

纪实与虚构：当下新乡土叙事小说论

2006年以来,涌现了大量书写新乡土新农村的小说作品,一时掀起“新乡土叙事小说”热。新乡土叙事小说瞩目于乡村,在叙事内容上丰富多样。主要反映了民与官、人与城、物质与风情、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试图以近两年涌现的新农村题材小说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以廓清当下小说对新农村的叙事类型及其内容,希冀从小说与现实的互文中找寻当代小说的审美生长点,以此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持续有效的文化资源。     

论《世说新语》叙事的新变与传承

魏晋时期 ,中国古典叙事在子史文体中发生了从“纯粹”到“模糊”的转变 :子书中充斥“谰言”“琐语” ,史部大量出现“杂史杂传” ,由此为叙事突破子史走向文学提供了契机 ,有一部分叙事渐渐脱离了实用———纪传褒贬 (历史 )、说理工具 (子书 )———而走向审美娱乐 ,文学性叙事作品由此产生 ;而《世说新语》在对以往叙事作品的分辨中认同了文学性叙事 ,因此决定了其基本叙事特征 :超越功利目的、以审美态度进行、以意象塑造为主体 ;但由于其材料来源和体制均脱胎于子史 ,因而又和它们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如“实录”精神、“全景”意识、“写意化”叙述等。     

新乡土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蕴涵

新乡土小说之所以为"新乡土"小说,其关键既在其所书写的对象,更在其书写的方式.新乡土小说虽然仍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思维内核,其基本叙事模式也承续了已往传统,但在这些传统模式中蕴含许多审美新质.     

《旧唐书》“咸阳望贤驿”应是“咸阳望贤宫”

《旧唐书·玄宗本纪》载:至德元载六月乙未(十二日)凌晨,唐玄宗自京师延秋门出。“辰时,至咸阳望贤驿置顿”。同书《杨国忠传》也提到“咸阳望贤驿”。但查阅唐史方面的其他典籍,皆与《旧唐书》所记有异。例如,《资治通鑑》卷218云:至德元载六月乙未凌晨,唐玄宗自京师仓惶出幸后,“辰时,至咸阳望贤宫”;胡三省注:“咸阳县,在京城西四十里。望贤宫     

《极花》乡村叙事的空间向度

贾平凹作品《极花》是一个具有空间向度的叙事文本.作家在妇女被拐的表层叙事下面绘制了当下农村生态破坏、民生凋敝、文化失范等现实图景,构建起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的乡村社会空间形态.《极花》以胡蝶身体作为叙事话语,将其身心的摧残、撕裂、修复叙述成传统权力和现代法则对女性身体的深入干预和深度观照,以此实现精神哲学的理性反思.同时通过交织、分割、反复等方式,将极花、血葱、石头、星象等叙事意象与故事演绎混合推进,营构出“水墨”与“现实”兼具的“水墨空间”,扩大了传统意象的内涵和容量,将小说推向了形而上层面,也让《极花》的空间建构成为作家艺术探索的新标识.     

制度下乡:建构“新乡土中国”路径依赖

“乡土中国”最集中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随着乡土社会内生力量的推动和外生力量的催化 ,“新乡土中国”与费孝通先生上世纪 40年代所描述的“乡土中国”相去甚远。在“新乡土中国”里 ,如何构建一个具有乡土特色的民主法治社会无疑又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诚然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仰仗多元“合力”,通过架构和催生各种路径实现乡土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在诸种“合力”中 ,“制度下乡”是构筑现代性的“新乡土中国”民主法治的最关键最核心的路径。     

从“同在性”到“连续性”——试论明清长篇小说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的嬗变

明清长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经历了从“四大奇书”的“同在性”呈现向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小说的“连续性”呈现的逐渐嬗变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小说由原始向现代形态逐渐转型的体现.明清长篇小说大面积存在“同在性”性格呈现方式,其原因主要在于早期小说习惯选择空间化叙事架构,很多小说作者和读者面对形象时共有的朴素的空间认知思维习惯导致小说有意无意地消解了人物现实存在所固有的时间维度,小说叙述者的全知叙事权力的过度膨胀也助长了这一特点.     

希罗多德的alter egos:《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与《历史》叙述

希罗多德《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alter egos)从不同层面揭示出这位“历史之父”的多重身份,并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历史》的叙事与叙述主题的多角度展现.希罗多德通过建构文本中的“第二自我”试图树立自身的权威,并向雅典的受叙者(narratee)传递影响超越文本局限的“永恒真理”.伴随着叙事情节发展与希罗多德史学思想传递的需要,《历史》叙事中的“第二自我”产生转变,并表现出二元特征,叙事中的“第二自我”和受叙者与希罗多德和雅典听众间存在着多重的互应关系.     

试析“古装主旋律”电视剧作品的叙事策略与角色设置

近几年，“主旋律”电视剧不断尝试与不同叙事模式嫁接融合，形成了多种易于复制的作品类型。有一类作品，以199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之际播出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及此后陆续推出的《康熙帝国》《天下粮仓》《甘肃米案》《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汉武大帝》《施琅大将军》为代表，以我国古代为书写背景。以政绩卓著的先皇明君和忠心为国的诤臣奇士为故事主角，以人物传记和历史大事为线索，以争夺权力、惩治贪官、改革弊政、保卫疆土为主要情节。以“历史正剧”为宣传点，笔者将这一类电视剧作品称为“古装主旋律”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