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周易》批评

传统上,人们往往视《易》为卜筮或哲学著作,《文心雕龙》却鲜明地揭示和剖析了《易》的文学特点及其文学性意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文心雕龙》尊《易》为最能体现宇宙天地精神之经典,为"哲人之骊渊也"。在此基础上,《文心雕龙》取法《易》之"大衍之数",确立了其《文心雕龙》的体制;本乎《周易》的自然之道来建构《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还第一次精辟地阐释了《易》的丽辞范式,及《易》旨远辞文、言中事隐的美学特征,充分肯定了《易》对规范文章创作的巨大意义。     

论《洛丽塔》中的"审美狂喜"观

纳博科夫在小说《洛丽塔》中提出"审美狂喜"美学思想,运用非理性的主人公形象、非理性题材以及非理性艺术表现手法展现"审美狂喜"观,揭示"审美狂喜"观的非理性本质,表达作者对以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为核心的传统美学的反叛,以及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审美方式的批判,指出"审美狂喜"能够帮助把握永恒之美、实现审美超越,提出"审美狂喜"对于创作美学与接受美学的重要启示.     

从"寻根"角度重读《马桥词典》

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率先发出"寻根"之声.《爸爸爸》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1996年发表的《马桥词典》是深入"寻根"的作品.本文对《马桥词典》中"醒"这一词目进行了全新的文本细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创作中一直回应着"寻根".《马桥词典》是极度张扬对"语言"的探索志向且底气十足的作品,不过遗憾的是,《马桥词典》在"词典"与"语言"的双重包裹之下,没有完全创造出新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寻根书写不断发展变化,乡土精神是其中值得关注与挖掘的重要内容.对"寻根"的反思在当下仍旧很有必要,"寻根"的要义早已不是框定"寻根"的概念和如何去"寻",而在于更深层地探寻本民族文化中的"根"到底是什么及如何从容表达的问题.     

论《庄子》"内七篇"的经典建构

"内七篇"是《庄子》的精华,最能代表《庄子》的文学成就、思想高度和精神范式,然而这一观点并非一开始就有的."内七篇"的经典建构,是在魏晋时期《庄子》经典化的基础上,对《庄子》进一步的总结与凝练.唐代以前,"内七篇"并未受到特别重视.宋明以降,学者逐渐认识到"内七篇"的思想价值与文学魅力,而"内七篇"也逐渐奠定了其在《庄子》中的核心地位.元明以来"内七篇"选本的大量出现,更进一步强化了其经典价值.明清以来,学界从思想、文学、美学、辨伪等多方面对其展开研究,进一步巩固了"内七篇"的经典地位.同时,以内篇为标准对外杂篇的辨伪与批判,也从侧面推动了"内七篇"的经典化.     

《易经》就是"辩证法"吗

《易经》与辩证法本来是从两种文化土壤上长出的互不相干的思想观念,它们有着各自独特的诞生语境与意义蕴涵。但是,近代以来西方的强势话语改变了中国民族传统的基本观念,"据西释中"成了近代知识分子诠释中国思想的基本范式,于是西方的一些思想成了解读中国文化的元话语。《易经》的辩证法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这种辩证法化是那样的深入,以致造成了现在《易经》与辩证法的血肉相连、无法区分;辩证法成了《易经》的代名词,一直主导性地规定着、影响着易学的研究。将《易经》与朴素的辩证法剥离开来,目的是恢复它们各自的本来面目,对它们做出客观的研究,以便我们正确地使用好辩证法以及正确地理解易学思想,从而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比较研究

《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作为14世纪藏族传统史学代表作,研究这两部著作对于把握整个14世纪时期藏族史学发展特点以及史学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这两本著作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试图以一种新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的史学地位和史学意义.     

《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序》的书写体例问题

清华简《芮良夫毖》开篇四十字系先秦"诗序"遗存,其诗学性质与《毛诗》"小序"相当,可以称为《芮良夫毖·小序》。序文的主要部分采撷或化用诗篇文句组织而成,其中对于诗篇的说解,不仅仅深入诗篇文本,而且对于诗篇的创作背景也有交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篇。这种书写特征在《毛诗序》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考较《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小序"的书写体例,讨论早期"诗序"的若干特点,对于先秦时期《诗》学传承的勾勒,乃至进一步探讨《毛诗序》的形成过程大有裨益。     

试述钱钟书的《文选》评点

钱钟书的《管锥编》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一部经典。它选择《毛诗正义》等九种 文化典籍，以全新的视角、方法，加以考订、辩证、诠释，重在抉发文心艺理。并以此为枢纽， 辐射而及美学、哲学、史学、语言训诂学等诸多学术领域。它对周秦至六朝文学的名篇秀句所 做的评析，皆与《昭明文选》有关。其见解多有勾玄取奥、探妙赏奇的创新价值，足可谓《钱 氏＜文选＞评点》，堪称文选学研究的新阶段。评点法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范式。钱先生对 《文选》的评点，则突破了前贤的固有苑囿。他善于以美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 以及语言文化学的多方面的视角观照历代名篇名句，并且从具体的评点中引发出具有普遍意义 的理论系统。这些理论不只对文选学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与美学史的新贡献。     

庖丁解牛与《资本论》美学——关于脑力工作的“艺术性质”

庖丁解牛活动符合《资本论》"劳动"范畴之义;庖丁解牛生涯的追求印证并超出了马克思关于手工业劳动具有"半艺术性"的评断;庖丁解牛劳动饱满的艺术性内涵鲜明折射出马克思"劳动异化"说的美学关怀。《资本论》批判劳动"异化"的同时也注意到其"转化"的另一面,后者集中表现于凝聚了科技新知的现代工艺学。庖丁作为传统手工业劳动的典范,其手工艺在"受到工业革命的侵袭"之际,也可能转化进入现代工艺学新天地。《资本论》"劳动"观聚焦于体力劳动,而与《资本论》本身创造性的脑力工作相歧异,由此提出以脑力工作为对象的"工作美学"(working aesthetics)论题。庖丁解牛作为比喻艺术法则的寓言,《资本论》作为创造性脑力工作的结晶,两者的互文比较有助于开拓"工作美学"新论域。     

《公孙龙子·坚白论》新解

在传统名学逻辑化研究范式中,多注重以“概念”释名。公孙龙的《坚白论》常被误读乃至曲解。公孙龙在《坚白论》中,以“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深度揭示了“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合成法则,从新维度解读《坚白论》,对于恢复公孙龙名学原貌,重新审视公孙龙名学思想,客观评价公孙龙名学成就,极富学术价值。     

阐释学视域下的《文心雕龙》研究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而虑周"的中国古代文论巨著,其蕴含的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文学、美学、逻辑学内涵根植于中国文学悠久的历史土壤中。以西方现代文学阐释学理论(对话论、阅读论、意义论、空白论)为整体参照系,具体运用视域融合、效果历史、阐释范式等理论要点,绘制《文心雕龙》的阐释路线图,将西方现代阐释学思想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探析有关《文心雕龙》研究走过的足迹,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方法的有益实践,为《文心雕龙》的阐释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阈。     

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的再发现

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以及《中国家谱总目》等重要目录学著作所载中国现存最早的族谱文献,主要庋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另有宋残叶及清抄本见藏上海图书馆,堪称稀世之珍。宋写本历南宋、元、明、清八百余年深藏无闻,其意外发现与近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公开整理直接相关。结合钤印及夹签信息,可知上海图书馆藏宋写本、清抄本源出江苏宝应刘氏"食旧德斋"旧藏,受张之洞委派参与内阁档案整理的刘启瑞,是文本背后隐而不显的关键人物。上海图书馆藏宋残叶系国家图书馆藏《仙源类谱》散出佚文,南北残帙能够衔接"合璧"。此外,罗振玉私藏"宋玉牒写本残叶"其实出自嘉定十三年史弥远提举编修《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并非罗氏所猜测的属别种体例的谱牒文本。宋写本谱牒的再发现及其基本面目的还原,对重新审视中国中古谱学向近世谱学转型的复杂过程具有重大意义,其所载逾2700位人物传记信息,则为拓展多元视角下宋代政治制度史、微观人口史、社会网络关系等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新材料。     

后实践美学的美学体系——评杨春时的《美学》

杨眷时的《美学》在总体上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从学术演进上看,这本著作代表了美学从一种思想形态的整体话语回归到个体话语;二是在创立理论和体系化的过程中,显出不顾"史"的知识和"学"的内容的模式先行的方式;三是在结构上的后现代拼贴.杨春时的美学在内容上有两点、在主题上有一点可以提出来讨论.美学内容上的两点:一是它的体系结构造就了一种概念为上的倾向,认为美的理想、意义,应该用概念和定义来表达,而且概念和定义表达是最高级的,这恰好是与美性质相违背的;二是为了解决主客体的对立,强调审美意象,但审美意象的存在方式,却遭到忽略,这样妨碍了对美的内容的深入研究.美学主题上的一点,是把一个崇高的理想的东西定为美的本质,并要美学理论和审美活动都服从这一本质.如果说,李泽厚美学(实践美学)是呈凡为圣的美学,那么,杨春时美学(反实践美学)则是逼凡为圣的美学.     

有关成长的记忆痛史——评苏童《河岸》和陈家桥《少年王》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共性的集体生活便开始干预我们的个体记忆,而有关传统生活话语的记忆并未隐退,三者一直存在着一种复杂纠缠关系。《河岸》与《少年王》都是不久前文坛关于“文革”历史或者后“文革”历史书写的新作,两部作品都突破了先前文坛的“文革”叙事范式,更侧重于对历史掩映下的个体记忆、传统记忆以及集体记忆三者之间的关...     

《左传》与汉代文化精神

《左传》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可谓是有周一代史官文化的结晶,也是记录周代文化最详尽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于两汉或隐或显,以其本身内容与价值上的优势,一直传承不绝。汉代文化就包孕着《左传》的种种文化因素。如《左传》"著将来之法"对汉代经世致用文化,《左传》"崇礼宜乐和"对汉代礼乐文化,《左传》"蕴美学因子"对汉代审美文化都有较大的影响。     

《易经》书名辨析

《易经》最初书名为《易》,而非《周易》。后人将古籍文献中的"周易"二字添加上书名号所带来的误解,导致易学界长期以来将《易经》、易经、《周易》、周易四个概念混淆使用,造成概念混乱。其结果是,不但使学术科研的基础被破坏,而且使《易经》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的科学价值被贬低。学术研究中涉及的基本概念的不同表述,都应有各自严格的定义,各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马克思《问题》与《导言》人类解放理论新探——兼评所谓“《问题》、《导言》不成熟论”

在以往苏联与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中,《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定性为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著作"。长期以来,由于上述"不成熟论"的影响,这两部著作及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哲学价值被严重低估,其深刻内涵远未得到充分发掘和透彻研究。事实上,《问题》、《导言》不仅不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著作",而且是他一生中关于人类解放问题的基本著作、主要著作之一。它们是马克思本人探索人类解放问题的思想历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代表了他早期人类解放研究的最高成就,具有重大哲学价值和强烈的启发意义。本文依据马克思这两部著作的文本,对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基本思想做了重新开掘和阐释,并对前苏联和我国学界中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问题》、《导言》不成熟论"进行了质疑和驳斥。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新青年》研究的新视野

近年来,《新青年》研究大多集中在边缘研究上,出现了《新青年》研究的散射状态,因此,主流研究亟待深化等问题便会引起学界的关注。实际上《新青年》范式研究是《新青年》研究的新视野。《新青年》作为“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于1915年至1926年间为同仁团体“提出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对传统进行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这就是《新青年》范式。《新青年》范式研究并不是平面化的研究,而是对《新青年》的核心问题进行带有立体交叉的学科性质的思考。因此,单维的探讨虽可获局部的精细深入,但却无法给出整体的科学阐解。范式研究便会解决这一问题。     

"秦岭志"如何成为"山本" ——论《山本》 的方志书写

方志书写贯穿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始终,具体表现在:其一,作者通过方志书写建构人物活动的空间序列,还原陕南山区的地理生态和民俗风情,构成小说的地方性背景;其二,方志书写在文本中承担叙事功能,一方面神秘主义文化作为情节发展的关捩,代替了现代社会所推崇的理性逻辑,也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情节发展逻辑关联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方志性内容的引入使历史叙事在一个又一个山野逸趣中被不断解构,文本形态因此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其三,作者在方志基础上展开对"人"的现代性思考,主体性的缺乏与非理性的暴力表现出"人"与"动物"之间的同构关系,涡镇人内在意识的承接与循环则是造成小说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借助以上三个层面的方志书写,作者透过秦岭故事写中国世事,通过地方经验写中国文化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