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种范式

第一种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中国化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这种范式得以形成和盛行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首先是从唯物辩证法层面来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革命建设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二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官方哲学”教科书所提出的,以“物质本体论”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思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阐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该范式旨在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突出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过程中的客观规律与趋势的阐释,从而从历史规律层面论证和阐明中国革命建设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与商谈伦理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哲学话语模式的深刻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主义的民主概念。这种新的商谈理论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民主形态,它表明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理论的系统与生活世界范式转向事实与规范的司法与民主范式。然而,此种转向并不意味着断裂,应该说新的民主模式是对交往合理性的积极回应,在程序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中总有商谈伦理学基本原则的回现。商谈伦理所坚持的普遍性、论证性和主体间性原则同样适用于程序民主的建制化过程。在此意义上,阐释商谈伦理原则有助于我们对哈贝马斯商议性政治理论的基本理解。     

论新时期审美范式文学理论的生成及其公共性

新时期审美范式文学理论在当代文学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审美范式文学理论是在特定时期文艺政策、理论资源、学术事件等多方因素的作用下逐渐生成的。在文学理论范式转型与知识合法性重建的进程尚未完成之时,从公共性的角度对它进行分析和反思是有必要的。文学观念趋于多元、“有学术”的文学理论论争、有文化抵抗意味的文论话语生产等公共性特征是值得赓续的审美范式文论传统,但审美范式文学理论对审美作“意识哲学”的理解以及它可能存在的本质主义知识观则需要反思、调整和通变。     

民间文艺学:构想与建构

对于民间文艺学学科框架的构拟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作者的基本思路和观点可表述为:秉持民间文艺学"文学——文化——生活"三位一体的学科立场;坚守"以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以口头范式为研究范式"的核心学科本位;倡导"审美——阐释——理解"分层次多向度的研究路径;借鉴并互补文艺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学术取向与多维度交叉研究。     

“民间法立场”生成路径辨异——兼评“民间法范式”

在当下中国法学研究中,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和立基于非理性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都形成了＂民间法立场＂,然而此＂民间法立场＂非彼＂民间法立场＂。由于分属于不同的哲学阵营,二者在法治、法律发展、法律方法三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回答。在民间法研究过程中不应忽视＂民间法立场＂生成路径的差异,急于寻求统一的＂民间法范式＂。     

预测心智的“预测”概念

继计算主义、联结主义和具身认知之后,近十年来,心智的预测加工进路有望发展成为统合心智各个领域和诸多特征的新范式。围绕"预测"这个概念,从观念层面、功能层面和实现层面阐释三个问题:第一,心智为何(why)会做预测?第二,心智如何(how)做预测?第三,何谓(what")预测"?尤其是"先验""预设""预期"这几个近似概念在预测加工进路中有何关联?与以往三种范式不同,该范式从根本上颠覆我们关于心智的传统理解。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发展及实质

文化人类学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的行为,从而达到理解与沟通。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法。自人类学产生以来,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方法经历了几个阶段,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思维范式的转变。     

地方性知识和发展研究

自人类学创始以来,"文化"一直都是这门学科的核心概念.现代人类学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来自于人类学所特有的文化定义和文化观.以地方性知识为线索,现代人类学形成了三大发展研究和行动的领域.西方人类学发展研究中缺乏来自中国的经验,在中国的发展语境中,需要考虑国家力量与地方性知识的互动影响过程,并推动发展研究从学理层面的反思争论向应用层面的效果作用迈进.     

从欧文·拉铁摩尔到王明珂:解读中国边疆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从欧文·拉铁摩尔到王明珂,这些来自非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学者们用另类视角解读中国边疆,他们跳出以精耕农业为本位的书斋式的“文化中心主义”研究思维范式,转向研究边疆地区游牧经济存在的复杂性与合理性,广泛利用现代西方人类学的调查方法,试图以中原中央与边疆地区的互动来探索和理解中国的内部文化及族群的多样性.虽然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瑕不掩瑜,受他们解读中国边疆的不同视角的启发,未来学者在研究中国边疆的思维和方法论上将有所突破.     

中国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和反思——兼论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回归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过程.从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开始,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过程,人类学研究中的中国范式也在逐步确立和完善.在这种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不断理解之中,对中国社会的"文化自觉"得到了注重,人类学理论得到了升华,本土人类学理论在逐渐成熟和完善.     

库恩“范式”与科学发展

本文通过对库恩“范式”丰富内涵的揭示,挖掘出范式概念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客观主义逐渐走向相对主义的过程,找出范式在语言层次上的不可通约性、不可比较性、不可翻译性和不可交流性,从而对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等进行了批判,给科学发展倾注了人文的理解,同时也对范式的症结提出了新的置疑,为今天知识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情境与建构: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审思

在后现代知识观和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体系性的知识,具有确定的情境性和建构性.通过反思以西方文论范式为重要理论资源的中国现代文论,考察世纪之交文论建构的现代性与后现代知识型分化及转换状况,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真理性”仅仅存在于它与文学“现实”的互相映照与互相生成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只有立足于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由古代到现代、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宏观历史语境,以及各种文论范式所由生成的知识型基底和具体情境,方可深刻把握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特质,获得阐释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的理论合法性.     

中国民间信仰在现实中的生长力及文化价值初探

在理性知识话语以"愚昧"、"疯狂"、"浪费"等词语将民间信仰视为现代理性人的敌人的情况下,人类学对民间信仰进行的社会文化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全貌有着重要意义.传统复兴现象的出现与不同区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有关,民间信仰的复兴,反映了民间把"过去"的文化改造为能够表述当前社会问题的交流模式的过程.在中国力图进入全球化的现代化过程的时候,考察民间信仰和现代化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这种研究包括民间信仰是否包含现代化或反现代化的精神和伦理,以及现代化过程中对民间信仰的实际遭遇和现状的反思.对于学界而言,中国民间信仰素材所能提供的理论阐述,将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特体系.     

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合理性论证的范式流变--一个政治生活主题变迁所决定的过程

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成长过程 ,是一个不断寻求合理性意识形态的过程 ,因而也是国家合理性论证的范式演变过程。从革命时期的伦理合理性论证 ,经制宪时期的功利合理性论证到管理时期的技术合理性论证 ,乃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迁对国家合理性论证范式实行选择性干预的过程。把握住这一过程的生活实质 ,是观察和理解当代西方政治学、政治哲学现象的一个重要视角 ,是阐释国家合理性论证何以矢志于操作超越“具体”的抽象普遍性话语的一把钥匙。     

国学方法论的现代变革

国学方法论的现代变革，关键在于能否在传统文献材料的范围之外去找到新的论证途径和论证依据，给考据学提供可以相互参照的客观标准。如果说以文字训诂为主的传统治学方式是“一重证据法”，利用甲金文等地下材料所进行的印证性研究是“二重证据法”，那么借助于文化人类学成果而对文字、实物，乃至民俗、神话材料所进行的演绎和闽释则可称之为“三重证据法”。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术方法在本世纪以来所经历的这种由“一重”到“多重”、由训诂考据到文化阐释的变迁，可以看作是新材料的发现和西方学术的输入在国学领域所激起的反应和调适过程。而这一过程，可以用文化人类学的“涵化”概念在理论上加以澄清。     

走向民间、走向田野的审美人类学

中国的审美人类学是在对中国美学的反思中诞生的,有着鲜明的“民间意识”、“语境意识”和“田野意识”。它主张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关注中国民族民间丰富独特的审美创造活动和艺术,以改造传统美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精英主义倾向,恢复和激活美学对民族审美传统和当代文化发展的思考,增强美学解决本土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能力,并使美学的抽象思考建立在扎实的人类学的实证调查和丰富材料上,使美学研究既具有超越品格,又具有现实情怀和实践精神。     

论中西方法哲学在基本逻辑理路上的差异——对释宪理论研究思路的反思

释宪理论是指导释宪行为的基础.受西方“主客二元论”哲学认识论的影响,当下的释宪理论研究思路表现为以“主客体分立”为核心基石的“横向多块”研究范式.本文的目的并非对此做出否定性批判,而是以建设性的态度,针对以上研究范式提出一种“纵向一体”式的理论研究模式,兼带阐明这种理论研究思路所倚赖的文化人类学背景,以此来论说中西方法哲学在基本逻辑要件与结构上的不同.     

论德沃金的"整体性法律"理论

整体性法律是德沃金的理论范式,法律如何保证它的整体性?最为重要的是把法律理解为“解释性的法律”,对法律进行“阐述性的建设”;同时,德沃金论证整体性法律和阐释性法律的过程中,包含着一个不同于法律实证主义的唯规则(范)论的法律渊源的新说;而权利则是整体性法律的核心。     

超越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思想探析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自古希腊以降,合法性研究经历了从古典规范主义到韦伯式经验主义的范式演变。哈贝马斯对这两种合法性范式都不甚满意。在检视了这两种范式的发展脉络与缺陷之后,怀着超越古典规范主义和主流经验主义的学术抱负,哈氏提出了合法性理论的第三种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他看来,政治秩序合法性必须以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理性反思与辩论商谈为基础。综观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范式,其实质即是一种植根于理性的话语论证过程之中的“程序主义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