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心术上、下》等篇非宋钘、尹文遗著辨——兼说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管子》中《心术上、下》《白心》《内业》等篇,有些文章考证是宋钘、尹文的遗著。这是值得商榷的。《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四篇,虽都同源于道家,但却表达了两种不同而且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中《心术上》《白心》是一派,《心术下》《内业》是又一派,以下简称《心术上》派和《心术下》派。战国时代同类著作区别上、下,往往表示学派内的不同派别。《心术上、下》可能是经文,而《白心》《内业》则可能分别是其说文。它们不是宋钘、尹文的遗著。《心术》上派和下派都是先秦道家分化出来的重要的哲学流派,并对以后哲学发生重大影响。对之进行探讨是有必要的。     

《书》在周代的传播及形态

周代《书》的传播为一个源头两个中心的格局。战国时期《书》传播即缘此格局展开,源自周朝的是《墨子》、《吕氏春秋》所称引的《书》,出自晋传播中心的是仕宦阶层和《韩非子》、《庄子》所称引的《书》,出自鲁传播中心的是《管子》、《尹文子》、《慎子》、《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和《商君书》所称引的《书》。这个排列次序表明它们所反映的《书》原貌的保真程度和基本形态。     

《易传》生命哲学研究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传》是对《易经》的最早解释,后人在《易传》对《易经》解释的基础上,又对《易传》进行了无数的解释。本文认为《易传》把宇宙万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其存在基本因子是阴阳;其思想内核是"生生不息"。《易传》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成就圣人事业。《易传》的生命哲学无疑对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生存意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解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成功之作——读《大学直解·中庸直解》

提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典籍 ,人们自然会想到《四书》、《大学》和《中庸》。《大学》是儒家最全面、最系统地阐述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一篇政治论文 ,而《中庸》则是儒家学说中第一部最精密的哲学论文 ,是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 ,宋代程颢、程颐将二者摘出 ,整理编次 ,与《论语》、《孟子》并列。二程认为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而《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是儒家道德的传文。其后朱熹祖述二程之说 ,将二书辑为定本 ,与《论》、《孟》放在一起 ,正式称为《四书》,并撰作《四书章句集注》。…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 ,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通过实证性研究可以看出《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史书《资治通鉴》;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影视马王”孙文瑞

《卧虎藏龙》《英雄》《投名状》《武士》《十面埋伏》《夜宴》《三枪拍案惊奇》《赤壁》……细数近几年有影响力的电影作品,他们都有一批相同的演员,演员很特殊,不是人,是马,确切地说,是孙文瑞的马。     

略论《易传》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

《易传》(包括《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相传是孔子所作,实际上是出自儒家后学之手。《易经》是一部卜筮书,形成于殷、周之际。《易传》则是儒家后学以解释《易经》为名,发挥、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所形成的一部论述世界本源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著作。     

读《可乐》心静不觉躁

一个人欣赏《可乐》,是《意外收获》;两个人阅读《可乐》,是《共享好时光》;大家一起品味《可乐》,是在做《心理体操》。     

文天祥《自序》与《后序》的再研究

宋代末年文天祥有一部著名的诗集,题名《指南录》,卷首有两篇文章,一题《自序》,一题《后序》。研究者都认为《后序》是为诗集《指南录》写的,《自序》也是为诗集《指南录》写的。我认为前一结论无可非议,情况属实;后一结论是误解,大大的误解。《自序》根本不是为《指南录》写的序文。     

从《文传》的集成性质再论《逸周书》的编辑

《文传》是《逸周书》第25篇,其内容与《周书序》不完全吻合,从论证《文传》的集成性质,并结合《逸周书》中《文传》、《五权》、《大匡》、《大开武》、《酆保》、《和寤》、《小开》、《文政》等篇广泛存在的集成现象,可看出:《逸周书》中的集成文字是汉代刘向重新编辑残存《周书》45篇的结果。     

《国风.陈风》主旨探析

《陈风》10首,其主旨可归纳为三种,即描写祭祀的、表达恋爱的和意在讽刺的。其中描写祭祀的是《宛丘》,表达恋爱的有《东门之粉》《衡门》《东门之池》《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泽陂》,意在讽刺的是《墓门》和《株林》。     

試論《九歌》的成就

《楚辞》的《九歌》是楚国民間的祭歌,相傳經过屈原的加工,这是很多学者都承认的。它一共包括十一篇。《东皇太一》是祭“天之尊神”的,当是楚人祭天帝之歌;《云中君》是祭云神的;《湘君》是祭湘水男神的,《湘夫人》是祭湘水女神的。《大司命》是祭主管寿命之神的;《少司命》是祭主管子嗣之神的;《东君》是祭太阳神     

对杜甫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诗中排列顺序的质疑

杜甫发同谷赴成都之行写过一组完整的记行诗。诗中排列顺序上似有讹误。或许是首编失真,后学承讹,或者因地志舛误,传抄疏意。比如学界公认的仇兆鳌《杜诗详注》与浦起龙《读杜心解》两书为例,他们都把杜甫自陇右赴成都所经过的地方的顺序弄颠倒了。 《杜诗详注》排列杜甫这组诗的顺序是:《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而《读杜心解》的排列则是一模一样。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孔子整理修订《春秋》的三种方式与《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的性质

《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是对《春秋》的解说,包括对《春秋》所记载的史实的补充和评论,所以《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是历史著作。《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以各自自己的思想阐发孔子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所以《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又是政治著作。     

孙奇逢与《中州人物考》

《中州人物考》的编著者孙奇逢,是一位清初理学大师,著作甚多,有《理学宗传》、《读易大旨》、《书经近旨》、《四书近旨》、《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孙文正公年谱》、《新安县志》、《乙丙纪事》等三十余种。《中州人物考》一书,是他的主要著述之一。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有关《蒙古字韵》的几个问题

《蒙古字韵》《蒙古韵略》《蒙古韵》是性质相同名称不同的韵书,另外还有《蒙古韵编》《蒙古韵类》等不同称呼。《蒙古韵编》应当是1270年至1286年之间产生的,《蒙古韵略》《蒙古韵》也应该在这个时间段。《蒙古字韵》是1308年朱宗文校订诸书时择其善者命名的。《蒙古字韵》的字头对汉字来讲是一个标音的类别,不是音值的描写。《蒙古字韵》就是蒙古字拼写的汉字韵,分析《蒙古字韵》要以汉字韵为基准。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