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典型形象塑造的逻辑

<正> 鲁迅的《阿Q正传》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著作,也是现代世界文学的名著。这部伟大的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而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鲁迅塑造的阿Q的典型性格,体现着一般性和个别性的辩证统一。对它的塑造,鲁迅用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但是,在现实中怎样去“杂取种种人”并把“杂取”来的各种特性“合成”一个呢?这就需要作者进行理性的选择和逻辑的检验,“取”其最有代表性和最能体现“合”的逻辑要求的特性。在这里,“杂取”和“合成”,也就是逻辑方法上的分析和综合,二者是互相结合的。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所谓“合成一个”,不是形式主义的拼凑,而是一个感性形象和理性思维相统一的分析和综合的过程,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这一点,在《阿Q正传》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庄子和阿Q

庄子死了二千多年了。这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大师,曾经以他在文学上和思想上的“才能”,在我国思想史上扮演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角色。在晋代,庄子思想风靡一时,一度成为时代意识;在唐代、他更被策封为“南华真人”,受到一些人的膜拜顶礼;这以后,封建王朝不断赞美他利用他;现代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歌颂他,吹捧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庄子哲学不仅在某些封建士大夫和失意的识分子中间一直有他的市场,而且最近它更远涉重洋,成为西方无耻、堕落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生活信条。这些人类的渣滓     

阿Q形象散论

鲁迅是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阿Q正传》是鲁迅的重要作品。这部小说写于1921年,发表后对我国的革命事业发生了推动作用,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以来,发表了不少研究《阿Q正传》的文章,本文仅就如何理解和评价阿Q这一典型形象谈谈我们的看法。     

无法认同的身份——阿Q是一个民族主义形象吗?

鲁迅在改造国民性思想影响下创作了<阿Q正传>,作为现代性焦虑的产物,阿Q形象被作者赋予了批判落后民族性,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民族意识的重要历史使命.<阿Q正传>在对中国农民作虚假想象的同时建构了知识精英启蒙主体身份,因此,在其诞生不久就受到革命话语的极力抵制.中国国民性话语的谱系背后隐藏着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而启蒙精英们却对此一话语霸权缺乏基本的反思意识.启蒙话语将阿Q形象与农民身份捆绑的话语策略非但没有得到中国农民的认同,相反却意外地成为对中国近代革命主力军的诋毁与污蔑.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Q固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却不免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国民族主义形象,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历史所无法认同.     

阿Q、狂人与费厄泼赖:中国现代人格的想象

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参与了中国现代人格的建构过程。五四启蒙主义反对传统人格,也就是鲁迅命名的阿Q人格。同时也提出了新的人格理想,这个人格理想的分裂包括两种不同的人格:狂人人格与费厄泼赖人格。激进主义的理想人格是狂人型的革命者,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人格理想则是所谓的"费厄泼赖"型人格。它继承了中国古典时代中行人格传统,同时又具有现代内涵。     

堂吉诃德与阿Q之比较——两个滑稽、荒唐的精神胜利者

西班牙文学巨擘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中国现代文坛泰斗鲁迅笔下的阿Q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两个不朽的典型形象,两个人物形象同中存异、异中有同。虽阶级出身、社会地位、生存环境、教育程度、情感信念等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但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典型中,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二人的经历和结局及其悲剧原因作了分析。     

纯粹雅化的鲁迅——从《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的重读比较中再解鲁迅小说

本文从艺术的雅俗化视角,重读与比较《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认为鲁迅小说从思想到形式都是纯粹雅化的.在思想上,如"狂人"被逼为疯,就象征精英文化在中国的遭遇;"阿Q"整天做着"白日梦",就象征中国大众文化的弱点.鲁迅对这两个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他思想上所持的纯粹雅化立场.艺术上,鲁迅小说完全以作者为中心进行的叙述方式及其中西文化与文学修养对小说写作的全面渗透,也反映了他纯粹雅化的创作特点.     

关于阿Q典型的问题——与林兴宅同志商榷

《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了林兴宅同志的《论阿Q性格系统》,在国内影响很大。例如,有人说:“看来林兴宅是有意识地选择人们讨论较多的、难度较大的课题初试这种新方法论的‘刀锋’的。”有些人虽然不同意新方法论,但看了这篇文章后,也认为对阿Q形象的研究有新的突破。笔者也想略表管见,与林兴宅同志争鸣。     

布卢姆与阿Q:狂欢世界的英雄

本文运用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从文化学角度分析乔依斯和鲁迅笔下的两个人物:阿Q与布卢姆,指出他们形象的怪诞源自于对狂欢文化的继承.本文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这两个人物身上的狂欢化特点:艺术主题,人物形象,文体和修辞.两作者继承了拉伯雷的写作方法,选取反英雄的小人物,也发展了小说这种创作形式,把日常生活写得如同历史和史诗.     

反对阿Q典型性研究中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者歪曲鲁迅先生所创造的不朽典型——阿 Q,用它来作为修正主义理论的根据。修正主义及一切资产阶级学者都在阿 Q 典型性研究中贩卖过私货,现在我们又在蒋孔阳先生的“谈谈阿 Q的典型性问题”(载学术月刊八月号)一文中看到了这种东西。对蒋先生的论点我们表示不能同意,特别是,这种论点代表着前一时期典型问题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因之,我们认为有提出来加以讨论的必要。蒋先生在文章中着重提出两点:一、阿 Q 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形象,他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不能够仅只从阿 Q 的性格当中,概括和抽象出某些具有本质意义的特点,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说:‘阿 Q 是什么典型’”。二、他认为“讨论阿 Q 的典型性问题,还应该把典型性格与阶级性格分开。”对于前者,我们认为,在分析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反对简单化的贴标(?)的办法,应该看到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艺术形象的鲜明的个性特征。但是,性格本身不管如何丰富和复杂,它仍有基本的一面;艺术形象的个性特征总是和他的阶级性密切结合的,我们仍然可以根据这基本的方面来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说:这是某某典型。决不能因为性格的复杂性就否认有认识典型基本倾向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典型论中的自然主义和认识论中的不可知论、绝对相对论。     

阿Q：人性丑陋的化身——《阿Q正传》新论

以往对阿Q的诸种解释都不能说明阿Q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丑陋具有普遍性的原因。如果把阿Q纳入以个体生命为本体的框架中重新进行审视,阿Q的诸种行为方式以及隐藏在这行为方式背后的人性负面特征,则不仅是阿Q所具有,而且也存在于每个个体生命之中———阿Q是人性丑陋的化身。鲁迅正是通过阿Q荒诞的人生结构与变形的精神状态,完成了一部关于人性丑陋的寓言。     

谈谈阿 Q 的典型性问题

关于阿 Q 的典型性问题,自从“阿 Q 正传”发表以来,一直都在争论。到今天,还没有最后的结论。这篇短文,只不过提供一点个人的看法罢了。首先,我认为讨论阿 Q 的典型性问题,必须认清阿 Q 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典型的艺术形象,都是通过生活本身那种生动、具体而又个性化了的、能够唤起美感的感性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中某些方面的本质规律的。因为这样,所以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都象生活的本身那样丰富和复杂,那样的千差万别,那     

鲁迅塑造阿Q的创作心理

对于鲁迅塑造阿Q的创作心理,教学之余,时不时拾得一鳞半爪,值此机会,列出一些,为探讨鲁迅创作心理,提供点线索。 阿Q影象的信息源 作家主体对现实客体的心理经验积累——信息沉积,往往会酿成艺术形象的产生、孕育、成熟,造出长河中的沙洲、小岛——作品。鲁迅说:“我在年青时候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多忘却了”,“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呐喊〉自序》）组成这“许多梦”的人和事,便是沉积于鲁迅头脑里的心理经验积累。这些“梦”里的人和事,也叫做被大脑储存的客体信息。但不是所有储存的信息都能成为塑造人物形象、创造作品的创作信息。只有经过作者的不断筛选、取舍,最后剩下“不能全忘的一部分”,才是产生形象、创造作品的信息源。在这些信息中,有些便是产生阿Q影象的信息源。     

阿Q革命与精神胜利法

鲁迅从立民立国的角度,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改造。为此,他利用杂文和小说,以巨大的沉痛剥露和针砭国民弱点。而在种种国民性弱点中,鲁迅最深恶痛绝的还是奴性意识与行为。可以说,阿Q形象的创造是鲁迅积十几年对国民性的忧思而化成的艺术典型。缺乏起码的民主平等意识和自我意识是阿Q的基本思想特征。他一无所有,却对此无动于衷;他处处受压迫,却不想有所抗争,这是一种典型的奴隶生存哲学。在阿Q的思想观念中,“民主”“平等”“自我”一律不存在。他的整个思想观念是被异化了的,是被传统封建观念所窒息了的,并且他自身已经没有能力走出这种奴性意识的怪圈。     

阿Q的远祖──猪八戒形象漫论

阿Ｑ的远祖──猪八戒形象漫论张锦池想写这篇文字由来已久，因为有三个问题一直在牵动着我的思绪。一是涉及文学史上一个问题。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这无疑是正确的。我想补充一句：这种打破，实始于《西游记》而成于《红楼...     

茅盾论《阿Q正传》

<正> 一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里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也就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且介亭杂文二集》)这末句话真是至理名言! 当《阿Q正传》开始陆续发表,有些人由于栗栗危惧,向它扔石头的时候,茅盾首先发现《阿Q正传》的伟大,认为阿Q是个世界典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并加以严正保卫说,《阿Q正传》“实是一部杰作。”(一九二二年二月《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二号《通信》)并说:阿Q的诞生,虽“不免有许多人因为刻划‘阿Q相’过甚而不满意     

《阿Q正传》艺术谱系析解

《阿Q正传》的艺术谱系可从叙事与形象两方面采用作品细读的方法来查考。《阿Q正传》的叙事手法与中国小说的史传式叙事手法恰相反对,而与《红楼梦》紧密相承;阿Q的精神气质是《庄子》“圣人”形象经历史积淀后的粗卑化呈现。     

双重书写:显性与隐性的“他者”——《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的中国形象分析

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是对20世纪初期遭受外强入侵后的负面中国形象的典型书写。但在这重显性中国形象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重不易为读者觉察的隐性中国形象。对“他者”中国的这一双重书写体现着对殖民主义合理性的建构与解构,代表着双重的东方主义。同时,它也是20世纪法国文学中关于中国形象书写起承转合的一个契合点。     

文学形象的全息性

文学形象不是直接诉诸人的感觉的直观物化形象,而是通过语言间接地诉诸人的审美想象的心理形象,这使得文学形象超越了具体感觉方式的规定和限制,成为可以综合表现各种不同感觉信息、呈现多种感觉效果的全息性艺术形象.全息形象是文学形象区别于其他艺术形象的重要特征,也是文学形象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和意义的典型体现.文学形象全息性概念的提出,对于进一步理解把握文学形象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拓展文学形象创造的艺术空间具有积极的认识作用.     

阿Q的反抗性和革命性

近年来,关于阿Q的革命性问题,重新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凡是留心阿Q研究状况的人大抵知道,过去有些人习惯于夸大阿Q的革命性,把他说成是革命的农民,把他的革命说成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先导,认为作者在他身上体现了革命农民的本质,展示了农民革命的远景,也寄托了自己对农民革命的希望。因此阿Q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所流露出来的“威福、子女、玉帛”的狂热欲求,也被笼统地赞扬为农民的革命理想,是阿Q所以成为革命农民的标志,也是作者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现。这种说法从五十年代以来,对我们有甚大影响。但却是不符合作者本意和作品实际的。现在有些人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否定了过去的说法,然而,有些研究者又从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