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文学”——一个研究的新视角

法律和文学是两个古老而独立的学科,"法律与文学"开辟了这两个学科研究的新视角,它包括"文学中的法律"、"作为法律的文学""、通过法律的文学""、关于法律的文学"等四个分支。本文从这两个学科的区别和联系"、法律与文学"运动、研究内容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探讨法律与文学这一研究的新课题。     

新移民文学的“经典”与“经典化”

移民文学是孕育文学经典的文化土壤,这从移民文学的边缘化状态、双重人生经验、创作的自由度、双语思维与创作能力等方面得以体现。在追溯新移民文学30年的发展轨迹与恢弘实绩、国际性影响之后,从跨域性传播、时代精神与经典的评价等三方面可以确证新移民文学所蕴含的经典要素。新移民文学经典化面临一些困境,如厚古薄今、重"洋"轻"华"、解构多而建构少。新移民文学的研究现状也不容乐观:研究滞后,队伍薄弱,力量分散。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化研究,要敢于挑战传统经典观念、走出困境,同代学者要勇做经典化研究的"发现者"与"拓荒人",要集结学术队伍,谋划研究策略、路径与方法。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从“文学误国”到“文学救国”——晚清启蒙文学思潮被忽略的一环

１９世纪末，维新派人士为什么从“文学误国”那一端突然跳到“文学救国”这一端呢？只有根据当时的史料，揭示促成这一转变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动因，才能补上晚清启蒙文学思潮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一环     

“澳门文学”的概念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以来,由于研究者立场、视野的差异,语境及观念的变化,使"澳门文学"概念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其实"澳门文学"概念的厘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地以"历史化"的方式见证澳门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和阶段性。而"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应坚持中国文学的背景、自身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原则,它是作家身份、语言使用、文化记忆以及作品数量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并将在完善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观念上的"自足"。     

“五四”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简论——从“文学本体论”谈起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都是文论工作者经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尤其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学与政治往往相互交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梳理带来难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总是渗透着政治的影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往往就成为各种学说产生的思想背景。因此,文学的本质或本体的相关理论作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理论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二者关系的亲疏变化。文章以"文学本体论"为切入点,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探讨。     

“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其本体认知和学科范畴属于新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是承载着异质文化特征,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文学形态学。重新审视＂翻译文学＂的批评性研究,提出＂翻译文学＂研究已基本形成学界普遍承认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模式,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中国的犹太文学译介与研究

文章回顾了中外学者在何谓犹太文学这一问题上所持有的主要观点,指出作家的犹太身份和犹太体验是界定犹太文学时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同时,从使用犹太民族语言创作的犹太文学和使用非犹太民族语言创作的犹太文学两方面考察犹太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指出,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一般意义上的犹太文学研究与隶属于各国别文学的犹太文学研究之间的界限似乎过于分明,多数从事国别文学中的犹太文学研究的学者与中国犹太学界缺乏交流.     

“翻译文学”概念及英译名问题

"翻译文学"这一概念在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翻译文学"在英译名上的混用却表明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本质还缺乏足够的了解。"翻译文学"不同于"文学翻译"在于"翻译文学"侧重于对作为既定形态的具有文学性的译作本身的研究,因此英译名translated literature更能反映出"翻译文学"的本质内涵。     

人类学眼光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对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一种解读

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与实践中,杨义对本土与西方、边缘与中心、书写与口传、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等多重关系的重新审视,显示出丰富的人类学内涵。这既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研究中诸种缺失的自觉省察,也是对方兴未艾的文学人类学思潮的一种回应,在今后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杨义所倡导的大文学观,使得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百年失语之后,有了回归本土范式的可能。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讨的局限及反思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者对此史观的探讨多集中在民族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内,没能从史学和文学史应承担的人文精神传递等层面加以审视,使此史观研讨走入了一个“误区”。事实上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中并不能得到认同,因而“弱化”了此史观研讨的理论基础和深度。民族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亟需走出自身的“圈子”,参与到中国文学研究的言说中。     

论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与“延安文学”学科建构的紧迫性——兼论“延安学”提出的意义

新世纪,回眸延安文学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面对延安文学研究“黎明前的黑暗”和学界对“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理解混杂的事实,在前人学者延安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探寻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脉络,阐述延安文学学科规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兼谈“延安学”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花园幽径”在“拇指文学”中的应用浅析

近年来，以手机短信等新媒体为载体的“拇指文学”成为新的文化现象，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花园幽径”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其独特的语言特点正适应了“拇指文学”创造新奇和娱乐的要求。本文在分析“拇指文学”和“花园幽径”的内涵及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花园幽径”现象应用于“拇指文学”的可行性，并给出了应用策略。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纯文学”讨论迷思

始自2001年的“纯文学”讨论没有在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检讨中对“文学自主性”的理解做出新的贡献,其引发的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深化了对文学自身境遇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依然以认识论思维讨论文学的经验属性,没有对“文学性”的根本依据问题做出深入讨论。“纯文学”反思不足以代替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概括,“文学性”问题应该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得到理论升华。     

“大国学”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

季羡林先生提出“大国学”的理念,蕴含着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深刻内涵。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表明,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一直在多元一体中运行。其中,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必须予以充分的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应纳入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畴,以完善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

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在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讨论的基础上,从对策性思考角度提出了建议。     

“崇高”与“雄浑”比较论

本文从中西文学和文论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文论的有关可选概念与西方传统的“崇高”范畴相比较的适切性问题，并强调“雄浑”在中国文论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作者也借此提示这种比较的意义：它作为更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的切入点，有助于深入理解中西文化总体语境的异同。     

从“重写文学史”到“古代散文史研究的反思”

文学史应该写什么在理论上并无分歧,还原历史与解释历史都在于说明文学史的基本规律。但在实践中,对文学史运行规律的探索仍然没有解决。古代散文史的研究亦然。除了习见的朴学、历史、美学或说逻辑、实证的研究之外,我们需要比较的研究,以在作家、作品、流派、风格等的纵向或横向的联系中看到文学同异的形态,以助对文学规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