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利到审美——梁启超文学思想之流变

学界在谈到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时,往往只关注其叱咤风云的"三界革命",而忽略了他后期与文学相关的学术活动。考察这些学术活动,会发现他文学观念前后期的巨大反差,呈现出鲜明的从功利到审美的发展路向。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流变,既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文学思潮变迁的缩影,也是过渡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典型反映。     

“文学审美特征论”批评

本文认为以"文学审美反映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为适应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的应景性的主张,既与事实无关也经不起理性和逻辑的推敲。这些主张作为全国通用教材中权威性的观点,对于执教者和学生已经制造和正在制造着无穷无尽的困惑和苦恼,批评它、否弃它,是文艺理论领域内的当务之急。     

论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现代审美主义追求

梁启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趣味”的本质、特征以及在人生中的意义,认为“趣味”是文学艺术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本质特征;梁启超立足于感性生活来理解“趣味”,带有明显的经验痕迹,强调情感、环境对于“趣味”的重要性,在目的与“趣味”的关系上,表现出矛盾的态度。艺术宗教化与人生艺术化的脉络渗透其中,这一话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审美主义创建。     

似与不似之间——论绘画的审美特性

绘画的审美特性是审美绘画的核心。本文从明辨“似与不似之间”这个著名画语入手分析绘画的审美特性, 阐述该画语是对古今中外绘画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揭示绘画的审美特性对当代审美绘画的画语意义。     

“审美”研究方法论:在经验-先验论与审美历史主义之间

经验-先验论和审美历史主义是贯穿美学史的两种方法,前者导向还原论和本质主义与个体经验的统一,后者导向历史主义多元论,最终导致审美中的历史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统一。对“审美”的研究,需要在经验-先验论和审美历史主义之间进行综合。审美研究通过经验-先验论的方法来面对新经验,反思出新经验中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通过审美历史主义,审美研究尊重历史传统,并且充分利用历史所提供的多种审美模式,对当下正在发生着的新的审美经验做出阐释,选择性地推动新经验的发展。对“审美”的研究中,两种方法的结合,可以把对普遍性的提炼与对新经验的吸纳结合起来,从而让人类的审美愉悦成为由历史的长河汇聚成的海洋,成为由每一个个体的独特体验所凝聚成的交响乐,这种汇聚与凝结,才是美学史研究和审美理论研究的使命。     

器:“备物致用”与“备而不用”之间——一种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式“用具形上学”的分析

从一种比较哲学视野出发,本文指出和西方一样,中国传统哲学中亦存在着一种“用具的形而上学”,与此同时,还为我们揭示出了中西“用具的形而上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西方传统的“用具的形而上学”的“用具”仅为“有用”的“用具”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用具”则体现为“备物致用”的“用具”(用器)与“备而不用”的“用具”(礼器)二者兼而有之;进而,如果说前者基于“用器”之用,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而为我们更多地彰显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的话,那么,后者则基于“用具”的“用”与“无用”的二重性,以一种“道以器显”的方式,使中国哲学既走向了合乎“目的性”的“人”之道,又走向了“目的性”消解的“天”之道,而游刃有余、从容中道于“天”、“人”之间.无疑,中国哲学的“器”的二重性的揭示,不仅以一种体用不二的方式使其亦“天”亦“人”之道的哲学之谜得以破译,也为“器的文明”旗帜下的现代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器用实践方式的借鉴.     

论梁实秋著译题材的“审美自律”特征

梁实秋先生的＂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日渐受到读者和学术界的重视。他的著译题材以＂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和＂伦理的文学＂为主要内涵,反映了文学作品的＂审美自律＂特征。他以展示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为宗旨,探索人性特点而又回归传统古典;他坚定地维护着文学的独立和尊严,著译选材交织着＂平民意识＂和＂绅士意识＂;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道德意义,提倡关注现实人生又要胸怀淡泊。梁实秋＂审美自律＂的著译题材观蕴含了他对于＂时代文学＂的理解,呈现出与当时主流文学价值相悖的边缘性文学价值,对提升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彰显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和＂人学＂本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导向作用。     

论审美文化消费的快感转向

作为审美观照和鉴赏活动的一种商业化精神享受的行为和方式,审美文化消费注重快感的择取和追逐.当代消费主体注重自我满足、关注情感化的自我选择以及商品经济的市场动能正促成审美文化消费的转向.审美文化消费的快感追求源自于人类审美的感性欲望,与审美发生学密不可分.当代审美文化消费的实践表明:审美文化消费的快感追逐弥补了消费主体人格需求上的某种空缺,并使其超越生存向更高的价值需求发展.     

论“人民性”艺术创作的审美张力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思想具有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品格,其“人民性”的创作审美张力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直接反映。“人民性”艺术创作的审美张力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孕育新的活力。从当代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出发,“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性”艺术创作审美张力的基础,发展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是“人民性”艺术创作审美张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人民性”艺术创作审美张力的保障。     

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与“国性”的文学——梁启超1915年前后文学观的转变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     

论梁启超的科学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观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较早地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并经过吸收、反思和整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个人特征的科学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作为其思想体系重要部分的文学观也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表现出与传统文学观念的不同,并具有理性内涵和现代性特征。     

从“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与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在汲纳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梁启超作为促成近代中国新旧学术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文学"观念也经历了由"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的转变。考察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有助于揭示"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及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论章太炎的文学思想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和文学家。章太炎作为一位文学家,他的文学思想是复杂而充满着矛盾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力,乾嘉朴学传统的治学路向,经学家和小学家的目光,加之他思想中保守和复古倾向,使他的文学思想既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鲜明的个性特色,同时也带有传统文学观念强大的历史惰性。文章从五个方面来阐释章氏文学思想的成就和局限:即文学的发展观与文学的退化论;精辟的诗论;“跳踉搏跃”的“雷霆之声”;小学家的文学观;承认言文合一与鄙夷白话文。     

在道德与知识之间的救赎承诺——论康德审美主义

审美主义是一种以审美活动取代一切生命活动的生存价值取向。康德批判哲学是这种生命哲学的初始形态，它奠定了这种生命哲学的总体基调。对道德的本体崇奉与对知识的限度规范是康德审美主义发生的逻辑前提，而其对审美的限度规范及审美分析中所出现的审美悖论又使其产生了自我的拆解。这一特点反映出康德审美主义先验方法下的经验底蕴。康德有限度的审美主义在以后的思想史发展中不断泛化，逐渐发展成一种以审美活动取代一切生命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反映出这种生命哲学的裂变。     

“非虚构”与文学观的转向

非虚构是当下文坛的一个热词。非虚构作为文学观念的倡导,是对20世纪虚构文学的反拨,也是传统文学的一种精神回归。非虚构创作重新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介入,目的是治疗文学的形式虚浮症,提升文学的思想质地。而从人类书写历史的发展而言,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类经过长期的分野后重新走向合一,这是新世纪书写文化的一道标志性景观。由文学到历史再到新闻,非虚构写作的盛行,可视为对当下虚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现实远远超出艺术家的虚构能力时,文学只能返朴归真,寻找一种非虚构的表达方式,这是非虚构重新获得文学意义的社会学解释。不过,需要警惕的是,非虚构如果过分张扬,文学有可能滑入死亡一端。毕竟,文学仅有真实性是远远不够的,与生活保持某种间离是文学审美的内在要求。写得好看(而不是多真),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生命底线,也是衡量平庸之作与优秀之作的基本尺度。     

“完美”的追求——张说文学思想论略

张说是初、盛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其文学思想可用“完美”二字概括，即功用的“完美”和艺术的“完美”的统一。加之他所强调的“风雅”、“吟咏情性”及更为具体的要求（如“风骨”、“滋味”、“文采”、“声律”等），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成熟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张说的思想较“四杰”、陈子昂等人更为全面，也更为现实。他本人的创作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文学思想。又由于他特殊的政治地位，使他对盛唐文学的影响非同一般，也使其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唐前咏史诗的审美特征论略

咏史诗是中国古诗体中颇有特色的一种,但研究者大多集中在对唐宋以降的咏史诗的研究上,对唐前咏史诗的研究却欠深入。本文通过对部分唐前咏史诗的分析梳理,对之本质性的审美特征包括写实性、思想性、艺术性、抒情性四个方面做以总结,旨对咏史诗爱好者有所裨益。     

致高 致用 致远 ——我们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为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业人才,按照党的教育方针,结合我校的传统,提出了"致高、致用、致远"的教育理念,围绕这样的理念,学校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我校的人才培养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新的教育理念在教育实践中已见成效.     

论梁启超“善变”的孔教观

梁启超的思想以"善变"著称,他对孔教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早期,他师承康有为,力主"保教",提出了孔教的"六大主义"说;中期,他"尊孔而不保教",放弃了"保教"主张;而在欧游之后,他的儒家情结被激活,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了解梁启超孔教观的"善变",有利于我们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并立中重新定位和评估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